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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忤俗，未克三缄，即深自悔艾，而遇一时人，闻一时事，则当机辄发，嚼齿穿龈，不可复遏，以转喉触讳之人而欲周旋于箝语防口之世，一不可合也……来而不往，疵衅更生，即欲强事奔趋，而木强面目猝不能改，二不可合也。世纲日密，新法愈奇，而枋祖腊非王，衣冠犹旧，幸与樵牧为伍，略能自繇，一入城市，动皆桎梏，而必罹不测，三不可合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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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第一口无遮拦，第二不肯趋奉，第三拒改衣冠，如此，断不宜城内生活。这样的人，到了城市，“则世人视之将同怪鸟，迹之所至，矰缴随之”，等于送死。既然进城是祸、不进城也是祸，而“遁荒则祸迟而或可免，入城则祸速而必无幸，均一祸也，何必去迟而就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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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诫子书》，而辅以这封信，我们对徐枋的不入城市，乃有比道德、人格之类较不空洞或更具体的了解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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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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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在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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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汧嘱以“长为农夫”，认为徐枋不出仕仍可生存，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有家族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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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有地六顷[24]，阖族共有，称“义田”：“先人创立义田，均润同宗”，“十七年来，食租则阖族成丁”。[25]据以知，国变后头十七年，徐枋可从田租中分得一些维持生活。但这来源到辛丑年（1661）戛然而止。原因是，这年正月二十九日，甫继位的康熙皇帝下达奏销令，指责“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26]东南逋逃严重，实因赋税太重。康熙为制伏江南士族，厉行追逋。竟下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很快酿成血雨腥风的“奏销”、“哭庙”之案，“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絓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27]由此，东南一带颇以地多为忧、以田产为累，急于脱手而争相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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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形，徐汧哪里能料？然而父亲死后不久，曾有人以先见之明悄悄指点徐枋“将来田必为累”，他并未引起警觉，而“坚执以先人遗泽，岂敢轻毁”。如今，事实果如人言：“讵意年来钱粮干系如许重大，豪里罣误则身受戮辱，家以破碎……展转思之，不寒而栗，俱非世外隐居之人所宜以身为尝试者也。”乃于是年秋致信阖族，建议“逐分剖田”，“在阖族仍享义田应得之利，而在枋则无户役非常之害”，急欲摆脱赋役阴影。[28]徐枋与这六顷田产的具体关系，资料不详，然揣《与阖族书》“枋虽不肖，仰遵先志，守而勿失，亦十七年如一日也。”似乎他在其间是个主事的角色。现在他想通过分田，由阖族分担责任。但这建议，族内不但反应冷淡，事实上还想把逋赋之责全推在他一人身上。罗振常就徐枋遗墨《与吴修之书》所作说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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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急，先生弟贯时及族人独诿为先生所欠，先生乃为逋犯，辗转逃匿，倖免于祸。此与吴修之书当在初逃亡后，其时必遭公文逮捕，须对簿公堂，不得已携眷逃匿。书中“种种横逆，种种构陷”与夫“避讼”云云，明指此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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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之危急，也可从当时写给友人的求援信看到：“今又为弟侄官逋之累，非死则辱”，“一家八口，尽在危地”，因此产生逃亡念头，“卜隐苕霅之间，埋名避世，便当与吴门绝”，请求为他提供托身之地：“未知执事能以伯通之庑假我否？必绝远城市，可以栖托，数椽足矣。”[30]求援似乎无果，徐枋不得不在茫无去处情况下逃离金墅，窜伏山林、寺院，开始四年逋赋生涯。逃时，“举家孑身而出，仅存一随身单布衣，一衣之外，荡然靡有一存。”[31]显然从这时起，他完全失去生活来源。先前《诫子书》谈及这六顷田地，还说：“我意守此汙莱，上足以供祭祀，下足以给饔飡，迨汝曹之长成，各授百亩，以为衣食之资。”[32]现在可算“破产”，沦为一无所有的流浪者。所以，说起徐枋彻底隐居，不全是思想方面的发展，实有奏销令这一直接原因，否则金墅十二年那种状况也许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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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真的需要“自食其力”了。然而，能做些什么呢？我读过的明遗民事迹，有的靠砍柴卖柴谋生，有的靠小手艺。比如巢鸣盛，“种匏瓜用以制器，香炉瓶盒之类，款致精密，价等金玉。”[33]徐枋大概没有这些本事。本来对他最合适的，或是像黄宗羲那样，做西席、办书院，收徒授学、指导制艺，但他对此誓不肯为，连自己儿子都禁止，又怎会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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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他是一位绘画天才。自幼能画，“仆作画三十年，而卖画未及数载。”[34]如果他是在奏销令后即约康熙元年其四十一岁开始卖画，推算起来，“作画三十年”起点大概相当于五六岁的时候，可谓神童。其之画作，当时已享誉甚高，如今更乃拍卖之奇货、藏家之珍颖。他凡事谦抑，独对己画不掩自得，一次谈其《邓尉画册》：“写景命意，颇极笔墨之致，自谓不让古人，见者亦惊叹绝倒。”[35]黄宗羲曾叹“其画神品”。[36]他后来生计，依他自己概括只有两条：“傭书卖画，典衣损食”[37]，一靠出售书法画作，二靠卖衣缩食。黄宗羲说：“苏州好事者哀其穷困，月为一会，次第出银，买其画。以此度日而已。”[38]佩服他志节的人，每月聚集一次，共同出资买画，有“义买”的意味。又传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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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一驴甚驯，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簏于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阃而止，不阑出一步，见者争趣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簏以为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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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以事异乎常识，斥为“市井无稽之谈”。倒也未必。“老马识途”确实是有的，动物不一定如人想的那般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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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傭书卖画，仅不致饿死罢了。如今画家是好职业，稍有名声，可致优裕，几百年前恐不其然。尤其徐枋的卖画，“态度”又很不好——除非作而以赠切近朋友者，他拒绝属名。换言之，他的属名之作非卖品，公开出售的却都不属名。还有，他卖画不肯见面交易（故有上述驴载画至城边随人自取故事），凡欲面请，一概谢绝。当时有个王生，屡次强求徐枋属名，且以为诱以金钱即可让徐枋改变态度，徐枋大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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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之傭书卖画，岂得已哉？仆之傭书卖画，实即古人之捆履织席，聊以苟全，非敢以此稍通世路之一线也。而足下每每强仆以书字，毋乃与仆之初心大刺谬乎？况仆之不书字，亦正以苟全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岂易一二为足下道哉？乃仆辞之甚苦，而足下犹必絮言其人若何品行，若何家世，不妨为书字。噫，何足下之难晓如是乎？岂仆之有所拣择，简傲而云然乎？噫，亦谬甚矣。仆尝谓索仆书画而必强仆以书字，亦犹于茹素之人而必强进以鱼肉，既已谬矣，及其坚辞，而犹盛言鱼肉之可食，不更大谬乎？承委种种，并厚币，一一完璧。鄙人硁硁，苟非吾意，虽千金所不欲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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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另一人信也说：“今不知我者至因仆之卖画而屡屡强其所不欲，或欲书字，或须面请，尔尔则输重价，不尔则未能如值，仆笑谢之曰：‘若欲求富，当不为此。’”[41]这些人，其实重其名而不重其画，买画非因艺术价值，而是借高士之名以炫耀，所以才非求属名或面请。话说回来，徐枋若想脱贫脱困，并非难事，只须给画作标上姓名，或卖画时不吝谋人一面，对方出价都可翻倍。但他坚持不肯，还说：“若欲求富，当不为此”，卖画不为求富，求富则不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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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卖画，便涉金钱，为何又“耻言利”呢？这就是他“犯轴”的地方。他有界限，界限又极简单：他的卖画，只是谋生；限度只及自给，俾以独立、不求或不染于世，逾此分毫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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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得已而卖画，聊以自食其力而不染于世耳……卖者不问其人，买者不谋其面，若百年采箬，桃椎织屦，置之道头，需者随其所值，亦置道头而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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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书画，就像摊头的鞋帽伞笠，不是雅艺玩设，也无关声誉名望，随值随给，不值则不取。没有人到集市买菜，会问黄瓜、豆角、茄子是哪家地里长出，或非待农夫刻名其上而后买之。在徐枋，书画就是由他出产的黄瓜、豆角、茄子，没有任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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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画，精神内涵绝无仅有。西方也有凡•高等在世贫而不售、死后身价飞腾之例，徐枋却还不属于这种情况。他明明可获丰厚润笔，而敬谢不敏、甘守贱价。不知今以高价购藏徐枋作品之买家，有几人能于行情之外也能珍重这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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