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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夷齐传统标识了士的独立意识。任何时候提到这传统，都是重申知识者应该保持独立品格。本来，夷齐反对的武王、周公，乃是儒家眼中“圣人”，从具体观点层面，儒家并不同意他们。但孔子和孟子显然都认为，跟坚持己见、独立精神、“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98]的品格比，观点不同不算什么。《论语》三次提到夷齐，表扬他们“古之贤人”、“求仁而得仁”[99]。孟子亦誉为“圣之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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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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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讲“书法”，《史记》载述“人臣事迹”，选择两位弃隐者破题，就是一种“书法”，以伸张士阶层独立不倚，舍正义无所认、无所从，对逆天违道能够拒绝和不合作，甚至是敢于抛别的精神，认这精神有头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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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沿着夷齐传统而来的隐者之流，以往在中国文化里，主要是自主精神的体现。从最早的代表许由、夷齐，到孔子时代的接舆、长沮、桀溺，到陶渊明，再到徐枋……这伟大的传统，不单源远流长，也从来被目为高拔、洁净品质。只是到了当代，隐逸才渐为轻蔑乃至负面对象。1959年，毛泽东《七律•登庐山》有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用陶渊明借喻对“大跃进”持怀疑或游离态度的人。更早，1949年有《别了，司徒雷登》批判伯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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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祠田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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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达源为《涧上草堂纪略》所收《公议潘徐合同议单》（潘耒赎回涧上草堂契约）而写的附识，“涧上草堂祠屋地址共五亩八分”。这几亩地所在地点，及前后左右各家田产的分界，本图标之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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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俟斋先生祠堂地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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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殁后， 涧上草堂为豪强所得，幸赖门生潘耒次耕先生出资赎回，改建祠堂，则徐祠即其故居涧上草堂矣。始建于康熙三十九年，嘉庆、道光间各有修葺。据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后燬，同治六年重建。”此为徐祠最后一次修建记录。闻之苏州当地人士，近年曾经多方找寻徐枋遗迹，而无所确定。此图取自徐达源《涧上草堂纪略》，中有若干地名（包括徐坟），且于位置距离等亦有具体描述，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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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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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人民、逃跑、反对革命、个人主义，这些字眼，重新构建了当代语境下的隐者形象。久之，他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原本的含义，已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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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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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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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常《订补涧上草堂纪略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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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上商有里，用聚顽民；首阳名山，爰栖义士。自斯厥后，代有传人，莫不苦身焦思，与世相遗。迄乎先生，流风未坠，奈何世运愈降，薪火无传，一餐涧上之薇，遂结遗民之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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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夷齐传统，是在徐枋这儿画上句号的。某种意义上，确乎如此。以采薇自食方式，躬行古隐之道的，徐枋纵非最后一人，也是最后的显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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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既死，赤贫无殓。时任江苏巡抚宋荦欲赠厚金，华氏母子“以遗命辞”，辞而不受。本拟归葬家族墓地，遭到拒绝（逋赋以来，其弟贯时已经反目）。华氏无措，想卖掉涧上草堂，以为葬费。徐枋门生潘耒（遗嘱托孤者之一）不可，认为涧上草堂应该保存，愿由自己身任葬费筹措之事。然进展缓慢，东林名人之后、周顺昌子周茂藻为作《募葬徐俟斋先生疏》求捐，“当世之仁人君子闻之，知必有慷慨而乐从我者”，可是大家都很穷，一时也无果。事闻于山阴（今绍兴）遗民戴易，“慨然卖字以资之”。戴易时以八分书（楷书）知著，“求者虽出多金不可得，至是榜于门幅，受银一钱……所费所四十余金，皆出山人十指间也。”与此同时，潘耒和其他故交，也集得七十余金。之后，戴易为墓地植松柏等费用，第二次卖字，筹得三十余金。前后多方义募约一百五十两，买地、营墓、下葬，徐枋终得入土。[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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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氏和复官，孤儿寡母，困顿艰难。《年谱》于复官记曰“后亦夭折”，看来未能长大成人。如此，则徐枋膝下子孙尽殁，那个拿着伪造的汤斌手迹去见初彭龄的，只能是旁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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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枋《与冯生书》，《居易堂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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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枋《与葛瑞五朱致一书》，《居易堂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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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同上，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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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继祖《罗振玉徐俟斋年谱校补》，同上，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