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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人们发现将官的遭遇绝非偶然：一队五百人壮丁，被派夜间偷运麦子入城，途中被闯军擒获，“尽去双手，驱至西门”。这些被断了双手的壮丁，有一半逃入城，另一半过于痛苦当即投海濠自尽。经察看和了解，还发现李自成、罗汝才之间又有不同：“闯贼断手，必至尺部。曹贼止断手指一半，间有断中三指尖者，犹不至为废人。”尺部，为中医术语，即切脉时无名指所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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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之围的策略，明显越出单纯军事层面，向心理战、恐怖战发展。然而，真正致命的终极武器，还是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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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壂述说，七月二十六日，他把黄澍交给的买粮钱一千六百两，原封不动送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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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此犹曰少粮，至此将绝粮矣，无处可买，遂将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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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一天。开封最后绝境，就此到来。之前，七月初九，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开封街头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妇女，“昼坐衢路，夜即卧地”，不断有饿死者，黄澍见之恻然，而“选乡约五人、社长十人、掾史三人，施粥于东岳庙，三日用米四十五石”。不到一个月，类似救济再也无影无踪。反之，政府及其军队愈益朝着盗寇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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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三，五门负责夜间巡逻的士兵，拿着割下的首级，献于周王请赏，从七八个头颅到二三十颗不等，每颗可领赏三四两。得了赏银，士兵便到处买吃的。一连几天这样，周王和高名衡发话，以后领赏必须捉活的。于是，再也没有领赏者。因为，先前所献头颅，都是被派出夜间悄悄执行割麦任务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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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四，将校奉令派往富民巨商家缴粮。有的被追万金，有的三五千两至一二千不等。“每至欠粮家，先捉幼男女。以大针数百刺其肤，号叫冤惨。”“营官百方锻炼，死而后已。”甚至，完粮“犹不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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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五，黄澍发布告示，令各家各户如实申报存粮，并亲至居民家中搜粮。初七日，巡抚也发令箭给部队“搜民间粮”。“一将弁领数十饿兵，持令箭直入人卧内，囊箧尽开，至掘地、拆屋、破柱以求，有一搜竟日不了者，有一日搜六七次者。”如此十五天后，“搜亦无也”。搜不出粮食，“则糠、秕、盐、酱、油、醘，无不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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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摧毁了一切，从秩序到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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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六日，“令乡约报民间牛、骡、马、驴充饷”。是为最后一点犹属人类正常饮食之列的食物。然仅供军队，“每兵给肉一斤”。五天后，也没有了。之后，吃牛皮、皮袄。之后，所有药铺里的药材被搜罗一空，搬上城充军饷，“山药、茯苓、莲肉为上”，余如何首乌、川芎、当归、白术、柴胡、桔梗……“无不食之”。吃了药材，不能解饿，反而普遍浮肿。但好歹算有吃的。八月二十八日，从某茶商处起获茶叶八百包，也被军队充为饷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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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则无所不吃，吃皆非食。依《守汴日志》和《汴围湿襟录》所记，有野菜、草根、树皮、树芽等。但这些尚在人类饥荒史知识之内，另一些东西，却闻所未闻。比如，旧纸、涨棉（浸泡过的棉絮）、胶泥、喂金鱼的沙虫、粪蛆（堆积较久的粪堆，因藏蛆更多，最为抢手）。偶有骑马者路过，后面会有一群人尾随，随时捡食新排泄之马粪，“用水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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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发生一件不可解之事：城中五门大开，数以万计妇女出城，“放出三万余口，任其所之”。所以如此，《守汴日志》载“先闻闯贼有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则令此成千上万妇女离城，不特为闯军所允许，抑且正是它的要求。其“不可解”，在于这将缓解城内压力，而与围困战初衷相拂逆。1948年6月28日，肖华就长春之围所做政治报告指出：“长春约有六十万居民，十万敌军，如果我们在空中陆上断决（绝）敌人的生活资料，严禁城外食粮输入，不让长春与市外来往（现敌空运已受阻碍，两机场在我控制下），这样经过两三个月后，敌内部情况定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将会造成敌人的饥饿与困难，军民交困，军掠，民怨，士气瓦解，社会秩序发生骚乱，生存条件为我操纵”，“据我们了解现敌存粮已难支持很久，高粮（粱）米已卖到三十八万元一斤，树叶也卖到八九万元一斤，因此我党政军民须全心全力，一致动员起来，认真执行这一封锁长春的任务”。他特别告诫，防止因为“部分暂时的群众利益”而有“片面慈善观点”。[37]具体论述“如何进行封锁斗争”时，第九条为“严防敌人疏散市内人口”：“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此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38]一般来说，这才是围困战正常、连贯、合乎逻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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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以当时开封景状，这三万余人对于保持城内负担压力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论。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人相食”的事情。《守汴日志》：“（八月）初八日乙巳，人相食”，“有诱而杀之者，有群捉一人杀而分食者。每擒获一辈，辄折胫掷城下，兵民兢取食之”。《汴围湿襟录》以下段落，更有电影镜头般的身临其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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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尽之日，家家闭户，甘心待毙。白昼行人断绝，遇有僻巷孤行，多被在家强壮者拉而杀之，分肉而啖，亦无人觅。间有鸣官，亦不暇为理；虽出示禁拿，亦不胜其禁也。甚有夜间合伙入室，暗杀其人，窃肉以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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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吃的对象，并不只有陌生的路人。内中，至有“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亲相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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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月，“城中白骨山积，断发满地，路绝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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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鬼魅，栖墙下，敲人骨吸髓。自曹门至北门兵饿死者，日三四百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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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壂叙述颇为客观，只讲了“曹门至北门”情形，是为其协防之地，他处则未及；但不难设想，举城皆然。其次需要注意，上文所说曹门至北门每天饿死的三四百人，都是士兵；而我们知道，军人在遭围困城市中，居于食物链顶端，连他们都成群饿死，寻常百姓必然毫无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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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汴日志》如其题所示，乃是逐日追述辛巳、壬午开封之围。三次围城，每天经过、发生何事，笔笔叙来，故令读者一目了然。然而，我们从中发现一点，初围及二围，几乎天天都有关于闯军行为、动向的描述，但三围的大部分篇章，尤其断粮以后，笔触完全集中在开封城内景象，有关闯军则难觅一笔。这一方面反映了闯军的“只围不打”，另一方面也符合作者“城内人”的视角。换言之，当闯军不采取明显的军事行动时，城内人对于他们的所为与行踪，处于盲点。这一点上，《汴围湿襟录》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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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后来洪水的发生，在所见叙述中似乎有某些链条缺失，显得突如其来。李光壂只是以三个简短的陈述句交待了最基本的事实：“十四日辛巳，夜，河伯震怒，水声远闻。”“十五日壬午，黎明水至城下，西南贼俱远遁，东北贼溺死无算。”“十六日癸未，水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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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梁守城记》略可补此不足。作者周在濬，开封人，周亮工之子，当时年甫两岁，而且不在开封。《大梁守城记》明显是以《守汴日志》为蓝本，我想他应是读了此书，为故乡这段痛史所震动，另外加以自己的搜考，写成《大梁守城记》。关于河决的这一段，他的补充颇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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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何而河决之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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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贼老营在阎家寨（李光壂作“阎李寨”），适当黄河旧决故道，故河北诸公议决之以解困城之急。而贼亦决马家口欲以陷城，但时未入秋，水势平衍。我所决者仅没坑坎，旋为沙碛闭塞，无如贼何。贼所决者注满城壕，城反恃以无恐，贼亦无如我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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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暮秋，水势暴涨，加以淫雨，堤埽颓坏。贼复决之。于十四夜波涛汹涌，水声远闻。十五日，水至城下，西南贼望之遁，东北贼多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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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关百万开封人性命，对于河决责任，历来各执一辞。明朝方面诿于闯军所为；而爱惜农民军声誉者，例如我们当代，则列为官军罪状。细读周在濬所陈，则可确定几点事实：一，官军有决河行为；二，闯军也有决河行为；三，暮秋水大，导致灾难。综合起来，无论官军与闯军，决河仅为军事攻击手段，这为古代所常用，本来都无淹城目的；但客观上，秋水大至时，双方前期的决河行为，却共同导致开封被洪水吞没。需要指出，周所谓“贼复决之”应不可信。首先，前面李自成已痛责自作聪明决河致海濠增宽加深之将，说明他并不以为这办法高明；其次，洪水暴发后开封东北正当其冲的闯军全被淹死，西南闯军逃之夭夭，说明闯军对此也措手不及，所以“复决”之说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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