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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无法抵御这样的呼应。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阻他不要亲自出席巴黎和会。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义务留在本国，宁可远程领导谈判。但伍德罗·威尔逊不能被说服，因为对他来说，即便是合众国总统这样的最高职务也不能和他要去完成的使命相提并论。他不是要为一个国家、一片大洲服务，他要为全人类服务。他不仅要为此刻，亦要为更好的未来效力。他不愿目光短浅地仅仅代表美国的利益，而是以全人类的共同益处为出发点。因为“利益的博弈不会凝聚人类，只会离间人类”。他认为他必须谨慎地守望，以免军事家和外交家们再次掀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对于这些凶险的职业来说，人类的和解就是他们的丧钟。他必须亲自担当担保人，以迫使和会代表的言辞出于人民的意志而非出于领袖的意志。而这次和会，这次人类最终的最彻底的一次和会上所有的发言，都应当开诚布公地在世界面前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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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怀着这样的心绪站在轮船上，眺望雾霭中的欧洲海岸。它看上去既隐约又模糊，就像他心中的梦想。他梦想着未来民族之间能拥有手足般的情谊。他站得笔直。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面容坚毅，眼镜片后的一双眼睛锐利而清澈。亚美利加和盎格鲁式[63]的下巴微微前凸，丰满的嘴唇紧锁。作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严肃而狭促。对于他们来说，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他身上既有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炽热情怀，又有着基督教加尔文派的奋发热情。信仰赋予这位领袖和教师[64]一种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使命。基督教殉道者和被视为异端的教徒们，为了信仰宁愿遭受火刑也不愿背弃《圣经》的执着始终影响着他。对于他这样一位学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些概念绝非冰冷的字眼。它们对他的父辈来说是福音，对他来说亦不是思想或抽象的概念，而是像他的祖先捍卫基督信仰一样，要去逐字逐句捍卫的宗教信条。他已为此斗争多时，而这一次，正如他眼前的欧洲大陆已愈发明朗一样，他感到这一次的斗争将是决定性的斗争。“无论我们达成一致，还是出现分歧，我们都要为新秩序而奋斗。”他这样想着，不由绷紧了浑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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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他严厉远眺的目光就柔和了起来。礼炮和旗帜已经在布雷斯特港口等待迎接他。他知道，这是按照规矩向盟国总统表达的敬意。但岸上那热烈的欢呼声却绝不是事先安排或组织好的迎接，而是全体民众如火般的热情流露。在法国，他乘火车经过的每个村落、每个农庄、每幢房子中都有人向他挥舞旗帜，就像挥舞着希望的火焰。千百双手伸向他，不绝于耳的呼喊声围绕他。当他乘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驶入巴黎时，街道两侧热情的人潮比肩接踵。巴黎人民，法国人民是欧洲各国人民的象征。他们叫喊、欢呼，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他已经越来越放松，脸上流露出自由、幸福、几乎陶醉般的微笑。他微笑着露出牙齿，向左右两侧的人潮挥舞他的帽子，就像对所有人致意，向全世界致意。是啊！他做得对，亲自前来。唯有活跃的意志才能战胜刻板的规则。难道不能、难道不该为了永恒的后世，为了全人类，创造一座如此幸福的城市，一个如此充满希望的人类社会吗？一夜的安静和歇息后，他将于明日开始，为这个世界梦寐了千年的和平事业而奔波，这一伟大的事业是尘世间每个人都想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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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的记者们拥堵在法国政府为威尔逊安排下榻的宫殿前，拥堵在外交部走廊和位于克里荣大饭店的美国代表团总部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派来了自己的通讯记者，光北美就来了一百五十人。他们全部要求出席会议，出席所有会议！因为官方已经明确承诺了会议向全世界“完全公开”。他们听说这次和会将没有任何秘密，不会产生任何秘密协议。“十四条原则”的第一条就清清楚楚地写道：“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地缔结。缔结后不得产生任何形式的秘密国际谅解。”秘密协议这种瘟疫所吞噬的生命比其他任何时疫都多。它必须被威尔逊的“公开外交”这一血清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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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者们失望地发现，他们的热情遭遇了令人尴尬的搪塞。他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参加大会并将会议记录——实则是将与会者针锋相对时的内容作了消毒处理的记录——全部公之于众。但是会议伊始尚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因为谈判流程首先要确定下来。失望的记者们隐约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的确，发布消息的人没有完全说谎。威尔逊在“四巨头[65]”关于谈判流程的首次磋商中就感受到来自其他协约国的阻力：他们不愿意公开一切谈判，为此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所有参战国的文件夹和公文柜里都放着秘密条约，这些条约用于保障他们得到各自的赃物和战利品。这种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或许只能在告解室中坦白。为了巴黎和会不至于刚一开始就丑闻连篇，有些事情必须先闭门磋商。事实上他们不仅在谈判流程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更深的矛盾。两派的立场虽说一清二楚：美国是左派，欧洲是右派，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不是要缔结和平条约，而是要缔结两种截然不同的和平条约。一种和平是眼下的一时的和平。战败国德国已经放下武器，要缔结结束战争的和平。另一种和平是未来无战事的永久和平。一种以陈旧的强硬方式达成，另一种则以威尔逊提出的全新的建立国际联盟的方式获取。究竟哪一种和平应当首先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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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这一点上，观点针锋相对。威尔逊对一时的和平兴趣不大。确定边界，战争损失赔偿应当由专业人士和委员会以“十四条原则”中的内容为基础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小工作，次要工作，是专家们的工作。而各国政治首脑的任务则但愿是、也应该是创造新事物，实现一种改变，亦即联合各国，建立永久和平。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急需讨论。欧洲成员国正色警告，四年战争后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法数月之久等待和平，否则欧洲局势将混乱不堪。最现实的事情是首先解决边界和赔偿问题。稳定货币，恢复贸易和交通。让官兵们放下武器，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身边。之后再让威尔逊计划的海市蜃楼在已经稳固的大地上绽放光芒。正如威尔逊心中对眼下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索尼诺[66]这些精明的战略家和实践家对威尔逊的要求也相当不以为然。他们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或部分出于对威尔逊的尊敬和好感，才对他的人道主义要求和理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能感觉到，一套不谋私利的论调对他们的国民具有的魅惑力和说服力。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某种删减或限制条款的方式来讨论他的计划。但首先应该以缔结与德国的合约的方式来结束战争，接着再谈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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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威尔逊也是个绝对的实践家。他深知拖延足以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构想变得倦怠苍白，也知道该如何排除那些耽搁时间的令人生厌的质疑——仅仅拥有献身精神的人不会成为美国总统。他毫不屈服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必须首先制定盟约。他甚至要求将盟约逐字逐句地写进与德国签署的和平协定。这一要求势必促成第二个冲突。对于欧洲成员国来说，将人道主义盟约写进与罪恶的战争元凶德国签订的协议中，无异于给了他们一笔他们不配得到的奖金。入侵比利时时，他们曾野蛮地践踏了国际法；霍夫曼将军还在波兰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谈判中动用拳头，这些肆无忌惮的暴行都是卑劣的例证。他们要求，还是先用旧式硬币来清算战争赔偿，之后再谈论那套新理论。田野依旧荒芜一片，城市仍旧遍布残垣断壁。为了让威尔逊切身体会到这点，他们一再请求威尔逊亲自去看看。可是威尔逊这个“不切实际的人”却故意无视那片废墟。在他眼中，残破的楼宇就是建筑工地。他只有一个任务：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尽管他的顾问蓝辛和豪斯上校反对，他依旧毫不妥协地坚持他的要求，先制定国际联盟盟约，先讨论全人类事务，接着再说各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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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十分激烈——最致命的是它浪费了许多时间。伍德罗·威尔逊灾难性的失败在于他并没有将他的梦想事先定稿明确下来。他所带来的盟约计划并未最终成型，只是初稿，仍需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修改、润色、补充或删减。此外出于外交礼仪，他还必须在拜访巴黎后去拜访其他盟国的首都。威尔逊要去伦敦，要在曼彻斯特演讲，之后前往罗马。由于他无法出席会议，其他政治家也就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热情去推进他的计划。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前的一个多月就这样浪费了。在这一个月中，志愿军和正规军随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巴尔干半岛和达尔马提亚的边境发起了多起冲突。维也纳的食品短缺日趋严重。俄国令人担忧的局势日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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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的首次全体会议理论上确立了国际联盟盟约作为总体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只是盟约文件始终没有定稿，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商讨中。文稿从一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从一个政府转给另一个政府。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欧洲极为动荡不安。它愈来愈急切地渴望获得真正的实际意义的和平。1919年2月14日，停战后的第三个月，威尔逊终于递交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盟约条款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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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次为他欢呼。威尔逊的主张获得了胜利。未来的和平不再需要通过武器和暴力来保障，而是通过达成共识，通过对至高无上的公正的共同信仰来保障。离开他下榻的宫殿时，他被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包围。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着自豪而充满感激的微笑环视了拥挤在他四周的民众。他感到这些民众背后还有其他民众，这灾难深重的一代人背后是未来的世世代代，他们将由于这份和平保障协议而永远不再遭受战争的摧残，永远不再遭受独裁政权带来的屈辱。这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也是他最后幸运的一天。因为第二天，2月15日，他就断送了自己的胜利。为了在重返巴黎签署最终的停战条约前先向美国的选民和同胞们呈上永久和平的“大宪章[67]”，他过早地离开了他取得胜利的战场，返回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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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炮再次在“乔治·华盛顿号”驶离布雷斯特港口时齐鸣。只是欢送的人群已经稀稀拉拉，似乎此事已无关紧要。原先那种巨大的激情已在民众中渐渐消退，切盼救世主的心情也逐渐消失。就算在纽约，等待他的也不再是热烈的接待。没有盘旋在归乡轮船上的飞机，也没有风暴般的欢呼声。而在他的白宫办公室、在参议院、在国会、在他自己的党内、在民众中他也遭到质疑。欧洲因为威尔逊没有足够地推进而不满意，美国却因为威尔逊走得太远而不满意。对于欧洲来说，威尔逊还远远没有实现将互相抵触的各种利益结合为伟大而普遍的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而在美国，他的政敌们已经在为下届总统选举宣称，威尔逊毫无道理地在政治上将美洲新大陆和不安定又反复无常的欧洲过分紧密地结合起来，违背了美国的基本国策，违背了门罗主义[68]。人们急切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他不必成为一个未来的梦想之国的奠基人。他不该为别国思虑过多，而应当首先为那些出于他们个人意志选举他为美国总统的美国人着想。于是威尔逊不仅被欧洲的谈判搞得精疲力尽，还要开始与党内人士和政治劲敌较量。他不得不首先为他建造的令他自豪的、在他看来神圣而不容进犯的国际联盟大厦着想，为它的后门补嵌上一道墙。因为这个后门的危险在于，美国可能随时从国际联盟中撤离。假如美国撤离，这座威尔逊设计的永久性大厦的基石就会出现缺口，而这个缺口是招致大厦坍塌的致命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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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威尔逊在欧洲和美国通过修订和限制条约贯彻了他的新人类宪章，他也只是取得了一半的胜利。为了履行另一半使命，他必须重返欧洲。此时，再次驶向布雷斯特港的“乔治·华盛顿号”上的威尔逊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自信而踌躇满志。他眺望海岸的目光不再充满希望。由于短短几周内令人更为失望的局面，他苍老了不少，疲惫不堪。他的脸绷得更紧，表情严峻，紧闭的双唇流露出愤懑。左颊时常抽搐，预兆着积聚在他体内的疾病。陪同医生赶紧提醒他爱惜身体。但他知道，他正面临一场新的硬仗。贯彻他的原则比拟定原则更为艰难。但他已下定决心，决不牺牲任何一条纲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永久和平，要么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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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已没有欢呼的人群。巴黎的街道上也没有欢呼的人群。新闻报道持冷淡和观望的态度。民众谨慎而充满怀疑。歌德的话似乎再次应验：“热情无法腌藏多年。”威尔逊没有及时在有利的时刻趁热打铁，而是任由他那理想主义的欧洲方案渐渐僵化。他离开巴黎的一个月内一切都改变了。劳合·乔治在他离开后便即刻向大会告假，克里孟梭在一起政治暗杀中中枪，两周无法工作。政治头目们争相挤进各委员会的议会大厅，谋取个人利益。而战争期间首当其冲从事过最危险勾当的高级军官们，曾明目张胆地用训词和决断肆意跋扈地让人俯首帖耳的元帅和将军们，此刻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联盟盟约规定废除他们的权力工具——军队，要求“废除强制征兵以及任何形式的普遍强制征兵”，这已经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这一抹杀他们职业意义的“永久和平”论调必须要么被消灭，要么将它逼进死胡同。他们威胁着要求以扩充军备取代威尔逊倡导的裁减军备，要求重新划分边界并得到国际间的保证，而不是像威尔逊说的那样寻求超越国界的解决方案。国家的富强不是靠十四条不切实际的原则，而是靠武装自己的军队，解除敌人的武装来实现。这群军国主义者的背后还有一群企图保障自己的军工企业正常运转的工业集团代表和打算在战胜国赔偿中捞取利益的中间商。外交官们左右为难，各反对党都想为自己的国家多赢得一片土地而暗中要挟他们。他们只好派人诱导多方舆论，使得所有的欧洲报纸都协同美国媒体，所有的语言都齐声报道：威尔逊以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延缓了欧洲和平的到来。他那值得称道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妨碍了欧洲的稳固。现在不能再出于对他道义上的感激或出于超越道义的敬重而继续浪费时间。假如不立即缔结和平条约，欧洲将陷入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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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些指责不无道理。时间在欧洲民众和在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做打算的威尔逊眼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度量方式。对于实现威尔逊的千秋大梦来说，四五个月并不算长。但这几个月却足以让东欧各路来路不明的势力组成的志愿军四处征战，占领领土。接壤区域混乱不堪，边境城市不知归谁所属。停战四个月后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仍无人接待。边界尚未划清使得民众焦虑不安。政治局势转变的征兆清晰表明，明天是匈牙利，后天就是德国，他们都会出于绝望，将自己托付给布尔什维克。外交官们急迫地要见到结果，要见到一纸合约，无论是否公正，先要扫清阻碍签订合约路上的一切障碍：而第一个障碍就是不幸的国际联盟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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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回到巴黎的第一时间，就有充足的证据向他证明，他三个月前创建的一切，在他缺席的一个月间已经遭到暗中破坏，面临瓦解。福熙[69]元帅几乎已经成功地将国际联盟盟约从和平条约中删除。威尔逊在这一决定性时刻下定决心，绝不后退一步。3月15日，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就通过报刊正式宣布：1月25日的会议决议依旧有效。国际联盟盟约是和平条约的基本条约。这一澄清首次还击了那些试图不以盟约为基础，而是以旧式秘密合约为基础与德国签署条约的盟国。威尔逊总统现在完全清楚，正是那些曾经郑重其事地发誓要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几个大国妄图牟利。法国要得到德国的萨尔地区和莱茵地区。意大利要得到阜姆[70]和达尔马提亚[71]。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假如威尔逊不加以反驳，巴黎和会将再次以拿破仑、塔列朗[72]和梅特涅[73]的曾经遭到公开谴责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他的被巴黎和会郑重通过的原则缔结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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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斗争持续了十四天。威尔逊本人不同意法国兼并萨尔地区。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破坏“民族自决权”等众多前提权利的第一个先例。而意大利认为自己和法国的要求一致，以退出巴黎和会相逼。法国报刊疯狂地跟着煽风点火：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从匈牙利开始迅猛蔓延。协约国也提出论证，宣称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很快殃及全世界。就连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蓝辛也开始反对。甚至连他从前的朋友们也奉劝他鉴于当前的混乱局面趁早缔结和平条约，哪怕牺牲几个理想主义的要求。威尔逊的面前横着一条统一战线，而他背后则是美国政敌和竞选对手们煽动公共舆论的猛烈攻击。威尔逊时常感到心力交瘁。他向一个朋友坦白，他已寡不敌众并已下定决心，假如他无法实现他的意志，他将退出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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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他单独面对众多敌人的战斗正在进行时，威尔逊又遭到了最后一个敌人——来自他身体内部的敌人的袭击。1919年 4月3日，正当残酷的现实和尚未实现的理想处于决定性的交锋时刻，六十三岁的威尔逊因为流感而无法起身，必须卧床休息。时间比他滚烫的血液更加猛烈地催逼着病人无法安歇。各种灾难性政治讯息犹如闪电般不时掠过愁云密布的天空。1915年4月5日，社会主义在巴伐利亚夺取政权。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立。奥地利位处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之间，陷入饥荒，随时都可能决定加入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列。反对之声的不断上扬将威尔逊置身于独自一人承担责任的重压之下，众人已经直逼到疲惫不堪的威尔逊的卧榻，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豪斯上校就在他隔壁的房间激烈磋商。他们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现实尘埃落定。这个代价就是牺牲威尔逊的要求和理想。所有人的一致诉求是，他的“持久和平论”必须先搁置一边，因为它阻碍了欧洲得到切实的和平、军事上的和平和利益上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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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疲惫、困倦，病魔缠身。报刊攻击他，指责他延缓了和平的到来。顾问们的离弃令他愤怒。其他国家的代表纠缠不休。但他仍未动摇信念。他认为他不能食言。他认为只有达成非军事和平、持久和平和未来和平上的共识，只有当他为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鞠躬尽瘁时，他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刚能起床，他就采取了决定性措施。1919年4月7日，他给华盛顿海军部发了一份电报：“乔治·华盛顿号最早何时能出发前往布雷斯特港。大约何时抵达。总统期待该轮船早日起航。”当天，全世界就得到这一消息，威尔逊总统命令他的轮船前往欧洲，他有可能乘船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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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消息犹如一声惊雷。整个世界马上清楚地获悉：威尔逊总统将拒绝任何违背国际联盟盟约原则的和平，哪怕只是稍有违背。他已下定决心，宁可退出巴黎和会，披露真相，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到了。这一时刻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欧洲命运，世界命运。假如威尔逊从和会的谈判桌上愤然离去，旧的世界秩序就会崩溃，陷入混乱，尽管混乱中也可能诞生新星。此刻的欧洲一片焦灼：和会的其他成员国会承担这一责任，还是由威尔逊本人承担责任？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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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时刻到了。这一刻，伍德罗·威尔逊依旧意志坚决。绝不妥协，绝不迁就。不要强制的和平，而要公正的和平。法国人不得兼并萨尔，意大利人也不能兼并阜姆。不能分裂土耳其，亦不能拿各民族的利益做交易。正义重于强权，理想重于现实，未来重于当下。正义必须一往无前，哪怕世界为之毁灭。这一刻是威尔逊的伟大时刻，是威尔逊在人类历史中的伟大时刻：假如他能经受住这一刻的考验，他就能成就空前的事业，他的名字就会在那些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人间同盟的内心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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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紧跟着这一关键时刻的一周中，威尔逊却遭遇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媒体指责他这位和平缔造者，以理论的、神学的顽固不化破坏了和平。他为了个人的乌托邦而牺牲现实的世界。就连本来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的德国，也因为巴伐利亚爆发布尔什维克主义造成的慌乱而掉头反对他。他的同僚豪斯上校和蓝辛恳求他放弃决定。国务秘书图马尔蒂几天前还从华盛顿致电鼓励：“唯有总统无畏的举动，欧洲乃至世界才能得救。”可是当总统真正采取无畏的举动时，图马尔蒂却惊恐地再次从同一座城市致电：“撤离巴黎和会极不明智，有可能为国内外带来危险……总统应该让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去承担中断巴黎和会的责任……此时撤离或被视为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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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失望。蜂拥而至的反对意见令威尔逊感到迷茫。他环视四周，已经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和会大厅内的所有人都反对他。就连他自己的参谋部也没有人支持他。那千百万曾经从远方恳求他挺住，恳求他坚持到底的声音已经消失无踪。威尔逊不得而知，假如他真的像他所威胁的那样拂袖而去，他是否能名流千古。是否他只有保持信念，将他对未来的理念作为可以不断创新的基石，才能为后世留下毫无瑕疵的遗产。威尔逊无法预知这些贪得无厌、充满仇恨，缺乏理智的大国口中的“不”，能诞生出什么独创性的力量。他只感到孑然一身，软弱到无法承担中断和会的责任。于是他渐渐顺从下来，态度不再强硬——他的改变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豪斯上校搭桥，双方做出让步。边界磋商来回持续了八天，终于在4月15日，人类历史上暗淡的一天达成了协议。威尔逊心情沉重、良心不安地同意了克里孟梭明显淡化的军事诉求：萨尔并非永久移交法国，而是仅仅十五年归法国所有。迄今毫不妥协的局面中的第一个妥协就此诞生。第二天，巴黎各报像被施以法术般：昨天还谩骂威尔逊是和平的干扰者、世界的破坏者，今天就将他奉为最有智慧的政治家。这些赞美像谴责一般焚烧着威尔逊的灵魂。他知道，他或许拯救了和平，暂时的和平，但是以精神上的和解去缔造持久和平，去缔造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的良机已经错失，或者这一事业已经前功尽弃。荒谬战胜了思想，狂热战胜了理智。世界退化到超越时代的理念成为众矢之的的地步。而他这个领袖和旗手，在这个针对他本人的决定性战役中已经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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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命运的时刻，威尔逊的选择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谁能评说？至少在这一无法挽回的历史性时刻产生了一个影响后来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决定。而这个决定的过失，我们要以热血和绝望，以我们渺小的不安来偿还。从这一天起，威尔逊的威望、力量，他在那个时代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道德权威渐渐破碎。人只要让步一次，就会不断让步。一次妥协势必导致一连串新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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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招致欺诈，暴力滋生暴力。威尔逊梦想的和平，是绝对而持久的和平。而现实的和平则依旧是原先不彻底的和平，不完美的产物。因为这种和平不关照未来，不出于人道精神，并非人类理性的结晶。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机遇，或许是关乎人类命运的生死攸关的时刻，悲哀地付之东流。失去神性、令人失望的世界再次陷入混乱混沌。那位归乡的、曾经要为世人带来光明的美国总统，已不再被视为救世主，而只是个疲惫患病，濒临死亡的男人。欢呼声不再陪伴他，挥舞的旗帜不再迎接他。轮船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个失败的男人转过身去。他拒绝再多看一眼我们命运多舛，千年来渴望和平统一，却从未实现的欧洲。一个人道世界的永恒梦想，消散在远方的雾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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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威尔逊的先辈来自北爱尔兰和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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