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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采访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审视非常重要。上个世纪70年代的很多方面，包括沟通的规则、新闻风格和习惯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在那个年代，很多政治家认为对大众媒体保持缄默是与他们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职责，把审慎视为自我保护，他们遵循谨慎的规则以保证自身的形象。30年后，采访变成一件貌似容易却被滥用，因而必然到处泛滥的事。很多政治家变成了小丑，他们的形象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视脱口秀人物。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向公众讲述自己，像是在不断地表演下流而令人作呕的虚拟脱衣舞。而“风云人物采访记”的时代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对于女记者法拉奇来说，每一次会晤都是一项成就，一个被攻克的堡垒，一条独家新闻，一座不易接触到的信息宝库。为此，她像要去进行一场决斗那样训练自己，为这些采访做准备。她使用各种武器来对付她的猎物——从女性的诱惑到拉拢，从挑衅到嘲笑。她是一位爱挑剔的、无礼的、叛逆的对话者，必要时，她知道如何激发被采访人的仇恨、妒忌、怨恨和个人报复，形象地把他们置身于相互对抗之中。她与越南战争中互为对手的亨利·基辛格和武元甲将军平行进行的对话，或者对果尔达·梅厄和阿拉法特、英迪拉·甘地和布托的采访都是记者“玩弄”三角传递控告的典范，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强大对手间的远距离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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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采访中，在事件的叙述中，我们找到了现代历史的根源、越来越公开的冲突的由来和如今还在付出代价的战略过失。阅读这些篇章会产生奇妙的视觉错乱，好像穿越一条古老的哈哈镜走廊。有一些谈话似乎近在眼前，涉及的话题颇具现实意义。例如，在石油价格上涨130%的第一次能源危机（1973年10月）后不久，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亚马尼酋长进行的采访。另一些事件则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却不乏教训。例如作为希特勒反对者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纪念纳粹对犹太居民区的大屠杀活动中下跪的举动，以及他的解说：“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如今这些话已经被遗忘。在当今的时代，很多大国或中等国家的领导人——从美国到中国，从俄罗斯到伊斯兰世界——似乎对各种负罪感都产生了免疫力，他们厌恶自我批评，并患上了危险的历史健忘症。法拉奇认同在西方诞生的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人权、新闻自由。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获知西方与它的原则陷入明显的矛盾时，她不能接受言行不一，不能表示宽容。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话时，她控告美国“以自由的名义，支持所有扼杀民主的人”：从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帅到智利政变分子皮诺切特[1]，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法西斯独裁者。她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强权政治面前感到可怕和愤慨——他早已决定美国从印度支那前线撤离，但是却继续让美国青年去送死（更为了屠杀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但法拉奇对战斗在对方阵营里的人也不心慈手软，实际上越南的领导人含蓄地指控她受到美国的操纵。所有接受她采访的权贵都认为她是个令人不快、让人生疑、难以控制、不受欢迎的人，这也是她的职业命运，因为法拉奇没有选择做一个“宫廷肖像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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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采访记前面写的周密而有趣的开场白里，她不放过每个富有内涵的细节。为了对即将遇到的人物形成完整的概念，她让一切都呈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她详尽地描写了阿拉法特的卫队中那位金发碧眼的“美男子”卫兵，把他定格为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情人之一。她对阿拉法特本人严厉而无礼，毫不犹豫地去粉碎他的神话；她觉得此人令人失望，因此将他所谓的超凡魅力诠释为媒体的炒作。后来，人们看到了阿拉法特死后给巴勒斯坦人民留下的可怜的政治遗产，和他本人的神话在他自己人中间的迅速破灭。这是法拉奇凭直觉提前击中靶子的例子之一，几乎是未卜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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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女士，她会马上表露出同情，一种本能的声援，并公开选择站在女权阵营一边。她认为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是位“非凡”的女人，她那“令人恼火的谦虚”，使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甚至能发现梅厄的那些女性特征和某种形式的美，她驳斥对梅厄的庸俗的男性嘲讽。她向梅厄提到的一个问题透露了法拉奇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女人要取得成功，必须干得出色，远远胜过男人。”事实确实如此，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已感同身受。关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掌权妇女的孤独感、家庭生活的巨大牺牲和女性观察历史的能力。法拉奇抓住了英迪拉·甘地在一个妇女状况仍处在悲惨而落后的国家里掌权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性意义：“女人不可能不由于她的巨大胜利而感到宽慰和扬眉吐气，因为这种胜利否定了任何为父权制和男人统治进行辩护的陈词滥调。”英迪拉，其子拉吉夫·甘地，布托总统（贝娜齐尔之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长长名单中这些被采访过的人。后来，他们都遭到了暗杀，以悲剧而告终，他们的鲜血随着这些王朝的命运流逝，但直至今日仍未解决的民族和宗教争端则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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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采访集中对意大利要人的采访很少，也很宝贵。这不是因为法拉奇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因为她有更广泛的兴趣，还有职业的其他优先选择。另外，她费劲地去解读意大利，厌恶对政治进行无益而细琐的分析。在采访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时，她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阿瑟·施莱辛格谈起意大利人时就会说：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们自己，那么谁能理解你们呢？参议员南尼，我来到这里，就是请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意大利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明显地表明了她的不能容忍。在罗马这个政治小天地的迷宫中，法拉奇对阵营有自己的选择：她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个坚定的非共产主义者；她不信任天主教派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敌视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包括乔装成极左的否定一切的年轻人）。她善于痛斥意大利共产党的弊端：“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共产党人与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有着一种可憎的习惯：用讽刺或迁就来对待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灵魂附体，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示的傻瓜。”但是在道德高尚的乔治·阿门多拉面前，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对他的知识分子的耿直表达了敬意。作为一个反对党领导人的阿门多拉敢于说出：“请注意，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今天生活得这样好，至少过去一直过着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们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条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时，在卢卡尼亚地区，每人每年平均消费一公斤肉。卡普里岛的妇女光着脚走路，从马里纳背着一袋袋的煤走山路。我们说实话，意大利过去从来未有过如此广泛的自由。”这番不含煽动性、无哗众取宠之心的告诫令她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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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序言中，法拉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她的游戏规则、所遵循的原则和对新闻工作的看法。她坚决拒绝持中立立场，认为遇事明确表态是自己的责任。这种态度来源于她那当主人公的意识，如同另一位意大利伟大的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2]，法拉奇从来没有让自己“置身度外”。在采访记中，她本人就是其中的角色，总能清晰可见。这一点与这个职业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思想完全对立。对于被采访的权势人物，她既感到有吸引力，又感到厌恶，因为这些对话者是她解读历史过程必不可缺少的，同时又是她所深恶痛绝的统治和欺压势力不可分割的部分。她说“我把权力看成是不人道和可憎的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到她绝对偏爱叛逆者、反体制者和抵制现行秩序——尤其是那种建立在专横和暴力基础上的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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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法拉奇式”的新闻工作还有多少价值？当形成历史的戏剧性事件可以由任何一个见证人用可视电话记录下来，用旅游者的摄像机永远保存下来，并在顷刻间，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传遍全球，储存在YouTube网[3]中，让亿万个博客进行实时评论时，21世纪新闻报道的规则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特别是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一个被称为“非职业新闻报道”的团体抢先发表的独家新闻铺天盖地，视频爱好者的作品成了有首要价值的资料。从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在信息最大民主化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来自底层的报道；还是从表面上看，这场技术和文化的革命可能标志着作者式新闻报道的没落。实际上，“新闻”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大众化的产品，可以到处大量和廉价地获得。但是如果要对新闻进行筛选和整理，指出它们的意义，并进行剖析，剥去神话的外衣，使其更客观和现实，并在必要时驳斥它们，那么，法拉奇的风格此时比任何时候更具现实意义。她的风格就是：直接与政要接触，现场的深入调查，分析能力和收集资料。总而言之，是一项被称为新闻调查的挖掘和解释的工作。它可以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和战略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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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工作并没有被判消亡，而是细化成各专业。它在互联网的时代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不再存在过去享有的地位优势，仅有个人的勇气，时刻准备面对人身的危险和先于竞争者到达现场的魄力和决心已经不够。因为总是会有一个不是记者的人偶然在场，在时间上抢在你的前面。仅仅说“我在那里，向你们报道我所看到的那件事”是不够的，因为直接证据已经成为丰富和廉价的第一手材料。接近公众已被简化，进入信息交易的传统障碍也被打破，报刊在互联网上的网站与记者的博客和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博客搅和到了一起。一名记者对异国他乡发表的任何看法马上会被他的受众通过强大和快速的工具——如维基百科和谷歌——予以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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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这种可用信息量的猛增和信息传递的快速，推动了质量、可靠性和严肃性的选择。单凭会使用计算机或摆弄摄影机已经不足以成为记者。像在法拉奇时代那样，勇于去遥远的地方或面对困难和危险还是不够的。电子产品的超级市场出售的光盘中没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的诚信义务、审查新闻来源的原则、避免利益冲突的能力、历史修养等内容的软件。公民义务，习惯于对得知的真相、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提出质疑，通过从以往事实中积累的知识去准备撰写报道文章，这就是记者与“商品”运作者之间的区别所在。新技术并没有改变支配着新闻质量和可靠性的基本原则。对记者职业最严重的威胁并不总是来自新媒体的竞争，而是来自于交易和信息间的交错纠结，来自于利益的冲突，来自于屈从，来自于记者与政客之间、记者与经济掌控者之间，或者只是记者与他们的消息来源之间的勾结和同谋。当新闻成为交换的商品，以此来牟取相互的利益，并服务于隐蔽而不可告人的计划——从推理上来说是指权力机构、政党、黑手党和结组的计划——时，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每当记者为“别的”利益服务，而不为他们的受众服务时，大众媒体为催生一个消息透明、意识自身权利的文明社会而承担的作用就会丧失殆尽。新闻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总是源于这个职业的崇高威望、权威性和它对民主社会中“合法政权”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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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叙述的质量，它不能容忍目前信息市场上出现那么多的新主角。竞争越多，选择就越严格。去书店寻找法拉奇作品的人正是那些拥挤在MySpace网[4]上用稚嫩的语句书写内心思想日记的青年人。这么多年后，她的作品还在被人们阅读。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是她以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满腔激情把毕生贡献给这个职业所获得的奖状。她是一个献身于有着“非凡和可怕特权”的新闻事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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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代里科·兰皮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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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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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 1915—2006），智利独裁者。曾任智利陆军总司令，1973年9月1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出任军人执政委员会主席。1974年出任智利总统兼陆军总司令，开始对智利的独裁统治。1990年3月被迫让出总统职位，但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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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德罗·蒙塔内利（Indro Montanelli, 1909-2001），意大利著名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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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ouTube网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用户可下载、观看及分享影片或短片。2005年创立，2006年11月被谷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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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ySpace网，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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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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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编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代27位政治名流的历史的直接见证，成为一部新闻报道的集子或历史文献。但我不希望它沦为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做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像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我必须态度明朗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我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对每件事情都根据我所持的道德标准明确表态）。我不是带着像解剖学家或记者所持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27位大人物的，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我在访问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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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也永远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因为每一个答案的本身都包含着矛盾。难怪很多人妥协了，他们说：历史是由所有的人和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相信帕斯卡[1]的话：“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他们宁可信奉伯特兰·罗素[2]所信奉和所写的：“随它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赫鲁晓夫先生、毛泽东先生、杜勒斯先生。要是他们说‘你们去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你们活下去’，我们就得活下去。”我无法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总之，我无法否认我们的生存是由少数人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幻想和反复无常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能动性和意愿决定的。这些少数人，通过他们的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甚至一个简单的行动或对某个暴君的谋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和大多数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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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这种观点触犯人的尊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是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还是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为了否定这个假设也许得信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历史是由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创造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现实生活并不能肯定这种观点。你会反驳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人能证明，如果马克思不诞生或马克思没有写《资本论》，约翰·史密斯或马里奥·罗西会写《资本论》）。于是，你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这样的转折而不是那样的转折的是少数人，使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是少数人，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都来自少数人，谋杀暴君的也是少数人。你不禁不安地自问，这些少数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坚强，比我们明智，比我们有胆量吗？或者他们既不比我们好，也不比我们坏，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一些不值得我们钦佩也不值得我们生气和嫉妒的普普通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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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过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只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那一套。谁能保证学校没有给我们灌输谎言？谁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薛西斯、恺撒和斯巴达克为人真诚的确凿证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战绩，而对他们的人品、弱点、谎言、理性和道德却一无所知。我们手中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维钦托利[3]是坏蛋。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是否与抹大拉的马利亚[4]同过床；不知道圣路加、圣马太、圣马可、圣约翰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否真实。啊，要是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啊，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晚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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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的讨论。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体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5]，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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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这样在七年中编成。七年中，我为《欧洲人》周刊作了28次采访。我本着这种精神去访问我所要会见的人物，即：除了获取新闻以外，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中的27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当我终于见到他们时，我就得千方百计延长会见的时间。一旦见到了他们，便真相大白。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至于那些在某个方面使我喜欢并对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说，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做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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