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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识到自己有权利，或感到他人授予这种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也许我错了，但是人间乐园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亚当、夏娃将劳累终生和备受分娩之苦的那一天消失的。人间乐园是在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存在一位不允许他们吃苹果的主人，并在他们为了一个苹果而被驱逐出家园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当首领[6]的时候消失的。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辖人群的人，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没有人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寻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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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坚信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责任要使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对暴君看做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贴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早已名存实亡。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我与我的同志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见到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季，帕帕多普洛斯还在台上，帕纳古里斯带我去见一些抵抗运动者。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字母OXI，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三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却不褪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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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本书没有过高的要求，它只指望成为一段由30来位大人物提供的当代历史的直接见证。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意义。虽然新版本要比原来的版本丰富，但再版时我并没有重新加工。我只是在每一篇的前言中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有的地方只是改变了动词的时态，也就是把原来的现在式改为过去式。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在新版中增加了于原书出版后进行的另外十次最重要的采访的记录[7]。这十次采访的对象是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乔治·阿门多拉、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中央情报局的头子威廉·科尔比和他的对手奥蒂斯·派克、圣地亚哥·卡里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亚马尼。显然，时间会使我对某次采访的印象及对某个人的看法有所加深和发展。但是，如果我采用后来的观点来评论事情，就会使它们失去作品作为记录当时当地情况的文献的价值，使它们失去真实性，就像一张经过修改的照片一样。只是在象征性地结束此书前，在介绍关于对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的访问时，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段有关他的事。这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不是因为阿莱科斯[8]曾经是我生活中的伴侣，而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他是被本书所揭露、谴责和憎恨的权力所杀害的。因此，在他被害后，我更希望读者阅读这本书，想到那个在伯罗奔尼撒岛的树上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永不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的“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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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娜·法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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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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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哲学方面著有《思想录》。物理学方面发现了帕斯卡定律，并以其名字命名压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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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代表作为《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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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约前82年—前46年），高卢阿维尔尼人的部落首领，领导高卢人反抗罗马的统治，兵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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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抹大拉的马利亚（Maria Magdalene），《圣经》中的人物。耶稣治好了她的病，她从此成为耶稣的忠实信徒。也有人认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妻子，两人还育有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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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年—前425年），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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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纪念耶稣在星期五为人类受难而被钉死，天主教规定每星期五守小斋，禁食热血动物的肉和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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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中对马里奥·苏亚雷斯进行了两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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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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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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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户籍登记姓名为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的菲尔特。1938年，由于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与家人一起离开德国，定居纽约。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就读于哈佛大学，在国际事务领域的学习中表现杰出。他曾为联邦政府的很多机构提供咨询，又作为自由倾向的共和党人步入政界，从此青云直上。1972年11月，接受奥里亚娜采访时，他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后经证实在水门事件中丝毫未染，因而在福特政府继续就任国务卿，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至1977年。之后，他继续活跃在美国和世界的舞台上。2006年11月25日，在接受意大利电视一台詹尼·廖塔的采访中谈到奥里亚娜·法拉奇时，他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女性。（在采访中，我的回答）实质上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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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这个人太著名，太重要，太幸运了。他被人们称为超人、超级明星、超级德国佬。他拼凑自相矛盾的联盟，签订无法实现的协议，使世界像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那样为之屏息。这是个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人物。他可以在他想见毛泽东时就能见到，在他想去克里姆林宫时就能进去，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叫醒美国总统并进入总统的房间。在这个50岁、戴着黑边眼镜的人面前，詹姆斯·邦德的那一手黯然失色。此人不像詹姆斯·邦德那样开枪、斗殴或跃上奔驰着的汽车，可是他能建议发动战争或结束战争，他自认为能改变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那么，这个亨利·基辛格究竟是何许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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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记载其他历史要人的书一样，也有不少关于他的书。《基辛格和弄权》记述了他的政治和文化生涯，这本书是一个曾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人出于对他的钦佩而写的。《亲爱的亨利》则专门颂扬他的富有诱惑力的才华，作者是一位爱慕基辛格的法国女记者。基辛格从来不愿与他那位大学里的同事讲话，也从来不愿与这位法国女记者睡觉。一提起这些作者，他就做一个表示厌烦的鬼脸，并扬起他那肥实的手，打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什么也不懂”，“没有一点是事实”。他的自传倒是一部可供研究的著作，读它的人都会对他感到敬佩。众所周知，亨利·基辛格于1923年生于德国的菲尔特，父亲叫路易·基辛格，是一个中学教师，母亲叫葆拉·基辛格，是家庭妇女。他的祖先是犹太人，亲戚中有14人死在集中营里。1938年，他同他的父母和弟弟瓦尔特一起逃往伦敦，后来迁居纽约。那时他才15岁，名叫海因茨而不叫亨利。当时他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但很快就学会了英语。父亲在邮局当职员，母亲开了一家糖果饼干店。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并以满分毕业于该校。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斯宾格勒[1]、汤因比[2]和康德。毕业后，他留校当教授。21岁时去德国服役，被编入一支由通过考试选拔的青年组成的美军部队。这是一支精英云集的队伍，其成员都聪明过人。因此，基辛格尽管初出茅庐，却被委派去组织克雷菲尔德市政府，那是一个毁于战火的德国城市。就在克雷菲尔德，基辛格对政治产生了热情。这种热情使他后来逐步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继而成为尼克松的助手。人们把他看做美国的第二号人物不是偶然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不仅如此，就像在我采访他前后那些日子里流传于华盛顿的说法那样：试想，要是基辛格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理查德·尼克松会成为美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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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他为尼克松思维的保姆，给他们两人杜撰了一个刻薄但却形象化的姓：尼克辛格。总统离不开他，做每一次旅行，参加每一项仪式，出席每一次正式宴会，度每一个假期，都把他带在身边。特别是每当要作出决策的时刻，更少不了他。要是尼克松作出了使周围的人目瞪口呆的去北京的决定，那是基辛格使他产生这个念头的；要是尼克松为缓和东西方关系决定去莫斯科，那是基辛格的建议；要是尼克松决定抛弃阮文绍而与河内签约，那是基辛格说服他走这一步的。基辛格的家就在白宫，当他没有出去当大使或密使，没有当国务卿，也没有去签订什么协议时，他一清早就进白宫，直到深夜才离去。他甚至把换下来的脏衣服也装在纸袋里从容地带进白宫，但谁也不知道他送到哪里去洗（也许是送到总统的私人洗衣房里）。他经常在白宫吃饭，但不在那里睡觉，因为不能把女人带进去。他已经离婚九年了，他的风流韵事被精心地编成神话，但是很多人并不信以为真。无论是演员、戏子、歌星、模特儿，还是制片人、记者、舞女、女财主，他都喜欢。然而对此抱怀疑的人认为他谁都不喜欢，认为他所以这样行事只是为了耍花招，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增加他的魅力，使他更有名望，杂志上会更多地刊登他的照片。就这个意义来说，基辛格是在美国被人们议论得最多、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戴的那种近视眼镜，他的那种犹太人的小卷发，他身上那种灰色西服和蓝色领带以及那种讨人喜欢的假天真的神态，一时都成了时髦，人们争相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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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一样，此人一直是个谜。由于这个谜，他使人难以接近，难以理解。他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在官方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因此我可以发誓说，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在接到那封我并不抱任何幻想的信以后三天就同意接见我。据他说，那是因为他读了我1969年2月在河内采访武元甲的访问记。也许是这样。但是在他表示了那个意外的“同意”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了接见我的下列条件：他在接见中将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我得讲话，他将根据我所说的来决定是否接受我的采访。最后，他答应安排时间。1972年11月2日，星期四，他如期在白宫接见了我。他气喘吁吁地向我走来，板着脸对我说：“早安，法拉奇小姐。”然后，还是板着脸把我让进了他那陈设华丽的书房，那里到处放着书籍、电话、纸张、抽象派的画和尼克松的照片。进去以后他竟忘了我的存在，背着我，开始阅读起一份打字稿。我站在房间中央感到有点尴尬，而他始终背着我念他的打字稿。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我有机会在他研究我以前先把他研究一番。我发现他毫无诱人之处：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我还发现他并不从容自如，并不那么自信。在跟对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时间作临场准备，需要凭借他的权势来壮胆子，其结果是表现得极不礼貌。这是怯懦者的经常表现：色厉内荏。也许他本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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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完了那份打字稿以后（从他所花的时间来看，他读得相当仔细和用心），转过身来请我在长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开始向我发问，口气像一位教授在考问他所不信任的学生。这很像我在佛罗伦萨的伽利略中学读书时的数学物理教师。我恨那个人，他镜片后面那嘲弄人的眼睛紧盯着我时，我感到害怕，但他却以此为乐。甚至和那位教师一样，基辛格也有一个男中音的嗓音，准确地说是带喉音的嗓音。还有他坐在那里的姿势：靠着椅背，右臂抱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绷掉纽扣的危险。如果他这时要使我局促不安，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学生时代的情景像噩梦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以致我在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时都感到担心：“上帝，我答得上来吗？要是答不上来，他会让我留级的。”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武元甲将军的：“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您采访的原因是我读了您关于武元甲的访问记。很有趣，武元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提问的口气使人感到他似乎没有多少时间，于是我不得不简要地回答：“我觉得他是个法国势利眼，既和蔼，又傲慢，归根结底是个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家伙。会见武元甲与其说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参加了一个大会。我毫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讲的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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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美国人面前贬低武元甲几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们都对他怀有好感，就像三十年前对隆美尔一样。“法国势利眼”的提法使他不知所措，或者他并没有听明白；“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说法使他不安，他知道自己也有惹人讨厌的特征。他的蓝眼珠里两次闪着敌意。给他打击最大的是我说武元甲所作的预言都准确无误。他打断我的话，问道：“为什么？”我说，因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预言在1972年成为现实。“有什么例子？”我告诉他，例如，他说美国人将逐步从越南撤出去，最后放弃这场使他们花钱越来越多并即将把他们引向通货膨胀边缘的战争。他的蓝色的眼珠又转动了一下：“您认为武元甲对您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基辛格，武元甲谈到了新春攻势，并把这次攻势完全归罪于越共。这一次他没有评论，只是问道：“您认为是越共发动的吗？”“也许是的，基辛格博士。连孩子们都知道武元甲热衷于用坦克发动隆美尔式的进攻，实际上复活节的进攻就是采取隆美尔式的……”“但是他失败了！”他抗议道。“他真失败了吗？”我反驳说。“哪一点使您认为他没有失败？”“基辛格博士，您同意签署了一份阮文绍不喜欢的协定。”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消息，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阮文绍是不会让步的。”他上钩了，说：“他会让步的。他应该让步。”接着他集中谈论阮文绍，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他问我对阮文绍的看法。我说我一向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您一向不喜欢他？”“基辛格博士，这一点您比我清楚，您曾经费力地与他打过三天交道，应该说是四天交道。”他表示同意地叹了一口气，并做了一个鬼脸，这一点很令人惊讶。基辛格是一个能出色地控制自己脸部表情的人，很少会让嘴唇或眼睛流露出他的想法和感情。但是在这第一次会晤中，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约束自己。每当我表示反对阮文绍时，他都点头表示赞同或会心地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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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阮文绍后，他问我对阮高其[3]和杜高智[4]的看法。他说前者软弱无能，而且说得太多；对后者他表示很遗憾，不认识他。“他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吗？”“对，”我肯定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勇敢的将军，是我所见到的唯一参加前线作战的将军。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把他暗害了。”基辛格假装惊讶地问道：“被暗害？！谁暗害他？”“基辛格博士，当然不是越共。直升机的坠毁不是因为被迫击炮击中，而是有人破坏了推进器。显然阮文绍不会对此事感到伤心，阮高其也不会。当时杜高智已经逐渐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而且他对阮文绍和阮高其都很不满意，在我采访他时，他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的这个回答比我后来批评南越军队更使他不安。他问我最后一次在西贡时看到了什么。当我回答说看到一支分文不值的军队时，他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我可以肯定他是在演戏，于是我开玩笑地说道：“基辛格博士，您是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不应该依靠我来提供这些消息吧？”但是他没有听出这是在讽刺他，继续向我提问，似乎我的判断决定着宇宙的命运，好像缺了我的看法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他知道如何巧妙地使用手腕向别人谄媚，也许我应该说这是他的外交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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