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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姐，根本不值得一答。我该回答他们什么呢？当一架制造流言飞语来诽谤某个总统的机器开动马达时，没有办法制止它。提出诸如此类的指控并不是由于失误，而是由于别有用心。失误是可以收回的，而别有用心就不可能收回。我只对您说一件事：您是否见过某个总统的女儿居住在伦敦的修女院中？我的女儿就在那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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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好吧，总统先生，那么我们从另一角度提问题。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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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对极了。我的父亲10岁时便成了孤儿。他结婚时，我母亲靠挑大米和椰子到乡村市场去出售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在生下第一个儿子13天后，她不得不卖掉草屋，迁居到河的对岸，因为她没有钱。依靠我母亲，我的哥哥才能在巴黎上学，弟弟才能在顺化上学。但是我不得不留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我们是个自食其力的家庭。现在我的兄弟都当了大使，但是我的姐妹却还是在市场上卖大米和鸡的肩挑小贩，就像我母亲过去那样。是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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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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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不对。我以我女儿和儿子的脑袋向您发誓，我在国外什么也没有。不论在伦敦和巴黎，还是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都没有住房……在瑞士有住房的荒诞故事我是前些日子通过美国人才得知的。我回答说：“美国先生们，你们拥有发现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种种技术，你们拥有拍摄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各类照相机，请你们把这所住房的照片带给我。”我仅仅在越南拥有少许家产，您想知道都是些什么吗？司令部里的一套房间。作为将军，我有权在那里享有单身住的两小套房间。我把两小套合并成一套，并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布置，作为周末的去处。但它并不真正归我所有，而是属于军队所有。以后我将归还给军队，将它改变成一座博物馆。另外，我还有一幢临河的木屋，我每次到河上从事滑水运动时就住在那里。它是不久前刚建起来的预制结构的房屋，是森林劳动者工会赠送给我的。另外，在我的诞生地还有我的住房，是全村最穷的住房。人们从它门前经过时都哭着说：“瞧，阮文绍总统的住房！”最后，我还有一小块土地，在那里我以农作试验为乐。我在那里种稻种瓜，养鸡养鹅养猪，甚至还养鱼，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池塘。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我连一辆汽车也没有买过，至今仍在使用吴庭艳总统的那辆汽车。这是一辆陈旧的奔驰轿车，发动机经常出故障。人们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吗？一个越南总统在结束出访后回来，走下飞机，坐进奔驰轿车，走到半路，车抛锚了，军事警察们不得不用力推它，以便帮助发动机重新启动。发动机“蓬，蓬，蓬”响着，而总统诅咒道：“天哪！该买一辆汽车啦！”小姐，请您继续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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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我现在继续提问。第四个问题：您不怕被人暗杀吗？就像吴庭艳总统被人暗杀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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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不怕。老实说，不怕。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他会保佑我。当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宿命论者。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上帝时时在那里保佑着你，因此你加以防范也是无用的。恰恰相反，我以为一个人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上帝，帮助他来保佑自己。不论何事都有一个限度，最后我得出结论说：“我履行我的义务，对由于履行义务而导致的风险，我将进行自卫。其余的就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但愿上帝也对我承担起某些责任。”不对吗？总之，这是个互相信任的问题。小姐，撇开玩笑不谈，杀害我一点也不困难。我同所有的人握手，丝毫也不介意，我的保镖们对此只能埋怨。我回答他们说：“保镖先生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做我的工作，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万一你们没有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和我都要遭殃。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的原因是如果有人真要杀害我的话，我怎么能幸免呢？上星期，我检阅了五千名自卫队员。他们个个都荷枪实弹，要杀害我只需一支枪、一发子弹。没有比杀害南越总统更简单的事了。但是我已向他们作了解释，杀死我是不值得的，我更乐意在活着的时候离开总统这个职位，而不是想当一辈子总统。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非得杀死我不可呢？此外，死亡也吓不住我。上帝知道我自1965年以来参加了多少次战斗。最近，我还面对着北越的炮击和越共游击队的枪击。这些都表明死亡吓不住我。是谁强迫我到广治、平隆和昆嵩去的呢？我是总统，又不是负责前沿指挥的将军！但是我还是去了前线。我向圣母作祈祷后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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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啊！您笃信宗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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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是的，是的，是的！非常虔诚，非常虔诚。每星期天，我都在我的小教堂里听弥撒，每天晚上我都祈祷。我也曾为我的部队在少流血的情况下收复广治而祈祷过。当基辛格博士来到这里企图让我接受我不能接受的东西时，我也曾祈祷过。我是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我是在经过8年的深思熟虑之后皈依宗教的。1951年，我结婚时，我的妻子已经是个天主教徒。因为教会认为只有我皈依宗教，婚姻才能生效，所以我到神甫那里，对他说：“阁下，我是个军官，正在打仗，我无暇学习教理问答手册。请您给我时间。”我向他保证，战争结束后，我将学习教理问答手册和皈依宗教。后来，战争结束了，我践约而行。但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我想了解一切，那个可怜的神甫被我所提的问题伤透了脑筋。他是个乡村神甫，不知如何是好。我不得不为自己另找一个多明我会[9]的神甫……小姐，您会清楚地看到，我喜欢把自己从事的所有工作都做好。不管是皈依宗教，还是打网球、骑马，还是当总统掌权，都是如此。我更喜欢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权力不应该同别人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总是由我来作出决定。总是由我！我也倾听别人的话，在作出决定之前让别人给我出主意，但后来我却作出与之相反的决定。是的，在这里，由我作决定。谁没有责任感，谁就不应该当头头……小姐，请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这里谁是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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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里谁是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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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我！我是头头！我！我是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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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谢谢，总统先生，我想，我现在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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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您要走？我们谈完了吗？小姐，您满意吗？如果您不满意的话，那么您应该告诉我。小姐，我希望您是满意的，因为我没有向您掩饰任何东西，我同您讲的话完全是坦率真诚的。我向您发誓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后来……我能怎么着呢？我生来如此。咳，请您告诉我：您从来没有预想到遇见的是这样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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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没有，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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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谢谢，小姐，如果您可以的话，请您为越南的和平祈祷。越南的和平意味着世界的和平。我常常觉得似乎除了向上帝祈祷外别无他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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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于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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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庭艳（1901—1963），1955年10月建立越南共和国（南越），并就任第一届总统。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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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1924—2010），美国政治家、陆军上将。1966—1967年在越南战争中任陆军指挥官。1969年任基辛格的高级军事顾问，曾作为总统私人特使就越南停火及交还战俘问题与北越进行谈判。后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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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文同（1906—2000），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曾任越南总理、部长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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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奠边府战役，法越战争（1946—1954）中法国与越南间最后一场战役，于1954年发生在越南北部战略重地奠边府村附近。以武元甲任总指挥的越盟军队大胜法国军队，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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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6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代号为“滚雷”的对北越的空袭计划。开始阶段，规定只能轰炸北纬20度线以南的经参谋长联席会议选定、国防部长和总统批准的目标。但之后美军的空袭逐渐越过了这条界线。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20度以北地区，随后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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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朴正熙（1917—1979），韩国政治家，1944年毕业于“满洲军官学校”（校址在今中国长春），曾任侵华日军少佐。1961年在韩国发动5·16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开始了“朴正熙”时代。担任总统达18年之久，直到1979年10月被韩国中央情报局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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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笋（1907—1986），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曾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胡志明去世后越共的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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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阮氏萍（1927— ），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越美巴黎谈判时任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越南统一后曾任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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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灰衣修士”和“白衣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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