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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姐,根本不值得一答。我该回答他们什么呢?当一架制造流言飞语来诽谤某个总统的机器开动马达时,没有办法制止它。提出诸如此类的指控并不是由于失误,而是由于别有用心。失误是可以收回的,而别有用心就不可能收回。我只对您说一件事:您是否见过某个总统的女儿居住在伦敦的修女院中?我的女儿就在那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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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好吧,总统先生,那么我们从另一角度提问题。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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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对极了。我的父亲10岁时便成了孤儿。他结婚时,我母亲靠挑大米和椰子到乡村市场去出售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在生下第一个儿子13天后,她不得不卖掉草屋,迁居到河的对岸,因为她没有钱。依靠我母亲,我的哥哥才能在巴黎上学,弟弟才能在顺化上学。但是我不得不留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我们是个自食其力的家庭。现在我的兄弟都当了大使,但是我的姐妹却还是在市场上卖大米和鸡的肩挑小贩,就像我母亲过去那样。是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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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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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不对。我以我女儿和儿子的脑袋向您发誓,我在国外什么也没有。不论在伦敦和巴黎,还是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都没有住房……在瑞士有住房的荒诞故事我是前些日子通过美国人才得知的。我回答说:“美国先生们,你们拥有发现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种种技术,你们拥有拍摄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各类照相机,请你们把这所住房的照片带给我。”我仅仅在越南拥有少许家产,您想知道都是些什么吗?司令部里的一套房间。作为将军,我有权在那里享有单身住的两小套房间。我把两小套合并成一套,并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布置,作为周末的去处。但它并不真正归我所有,而是属于军队所有。以后我将归还给军队,将它改变成一座博物馆。另外,我还有一幢临河的木屋,我每次到河上从事滑水运动时就住在那里。它是不久前刚建起来的预制结构的房屋,是森林劳动者工会赠送给我的。另外,在我的诞生地还有我的住房,是全村最穷的住房。人们从它门前经过时都哭着说:“瞧,阮文绍总统的住房!”最后,我还有一小块土地,在那里我以农作试验为乐。我在那里种稻种瓜,养鸡养鹅养猪,甚至还养鱼,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池塘。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我连一辆汽车也没有买过,至今仍在使用吴庭艳总统的那辆汽车。这是一辆陈旧的奔驰轿车,发动机经常出故障。人们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吗?一个越南总统在结束出访后回来,走下飞机,坐进奔驰轿车,走到半路,车抛锚了,军事警察们不得不用力推它,以便帮助发动机重新启动。发动机“蓬,蓬,蓬”响着,而总统诅咒道:“天哪!该买一辆汽车啦!”小姐,请您继续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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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我现在继续提问。第四个问题:您不怕被人暗杀吗?就像吴庭艳总统被人暗杀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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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不怕。老实说,不怕。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他会保佑我。当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宿命论者。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上帝时时在那里保佑着你,因此你加以防范也是无用的。恰恰相反,我以为一个人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上帝,帮助他来保佑自己。不论何事都有一个限度,最后我得出结论说:“我履行我的义务,对由于履行义务而导致的风险,我将进行自卫。其余的就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但愿上帝也对我承担起某些责任。”不对吗?总之,这是个互相信任的问题。小姐,撇开玩笑不谈,杀害我一点也不困难。我同所有的人握手,丝毫也不介意,我的保镖们对此只能埋怨。我回答他们说:“保镖先生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做我的工作,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万一你们没有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和我都要遭殃。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的原因是如果有人真要杀害我的话,我怎么能幸免呢?上星期,我检阅了五千名自卫队员。他们个个都荷枪实弹,要杀害我只需一支枪、一发子弹。没有比杀害南越总统更简单的事了。但是我已向他们作了解释,杀死我是不值得的,我更乐意在活着的时候离开总统这个职位,而不是想当一辈子总统。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非得杀死我不可呢?此外,死亡也吓不住我。上帝知道我自1965年以来参加了多少次战斗。最近,我还面对着北越的炮击和越共游击队的枪击。这些都表明死亡吓不住我。是谁强迫我到广治、平隆和昆嵩去的呢?我是总统,又不是负责前沿指挥的将军!但是我还是去了前线。我向圣母作祈祷后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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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啊!您笃信宗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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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是的,是的,是的!非常虔诚,非常虔诚。每星期天,我都在我的小教堂里听弥撒,每天晚上我都祈祷。我也曾为我的部队在少流血的情况下收复广治而祈祷过。当基辛格博士来到这里企图让我接受我不能接受的东西时,我也曾祈祷过。我是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我是在经过8年的深思熟虑之后皈依宗教的。1951年,我结婚时,我的妻子已经是个天主教徒。因为教会认为只有我皈依宗教,婚姻才能生效,所以我到神甫那里,对他说:“阁下,我是个军官,正在打仗,我无暇学习教理问答手册。请您给我时间。”我向他保证,战争结束后,我将学习教理问答手册和皈依宗教。后来,战争结束了,我践约而行。但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我想了解一切,那个可怜的神甫被我所提的问题伤透了脑筋。他是个乡村神甫,不知如何是好。我不得不为自己另找一个多明我会[9]的神甫……小姐,您会清楚地看到,我喜欢把自己从事的所有工作都做好。不管是皈依宗教,还是打网球、骑马,还是当总统掌权,都是如此。我更喜欢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权力不应该同别人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总是由我来作出决定。总是由我!我也倾听别人的话,在作出决定之前让别人给我出主意,但后来我却作出与之相反的决定。是的,在这里,由我作决定。谁没有责任感,谁就不应该当头头……小姐,请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这里谁是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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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里谁是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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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我!我是头头!我!我是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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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谢谢,总统先生,我想,我现在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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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您要走?我们谈完了吗?小姐,您满意吗?如果您不满意的话,那么您应该告诉我。小姐,我希望您是满意的,因为我没有向您掩饰任何东西,我同您讲的话完全是坦率真诚的。我向您发誓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后来……我能怎么着呢?我生来如此。咳,请您告诉我:您从来没有预想到遇见的是这样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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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没有,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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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谢谢,小姐,如果您可以的话,请您为越南的和平祈祷。越南的和平意味着世界的和平。我常常觉得似乎除了向上帝祈祷外别无他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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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于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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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庭艳(1901—1963),1955年10月建立越南共和国(南越),并就任第一届总统。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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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1924—2010),美国政治家、陆军上将。1966—1967年在越南战争中任陆军指挥官。1969年任基辛格的高级军事顾问,曾作为总统私人特使就越南停火及交还战俘问题与北越进行谈判。后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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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文同(1906—2000),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曾任越南总理、部长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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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奠边府战役,法越战争(1946—1954)中法国与越南间最后一场战役,于1954年发生在越南北部战略重地奠边府村附近。以武元甲任总指挥的越盟军队大胜法国军队,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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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6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代号为“滚雷”的对北越的空袭计划。开始阶段,规定只能轰炸北纬20度线以南的经参谋长联席会议选定、国防部长和总统批准的目标。但之后美军的空袭逐渐越过了这条界线。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20度以北地区,随后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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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朴正熙(1917—1979),韩国政治家,1944年毕业于“满洲军官学校”(校址在今中国长春),曾任侵华日军少佐。1961年在韩国发动5·16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开始了“朴正熙”时代。担任总统达18年之久,直到1979年10月被韩国中央情报局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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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笋(1907—1986),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曾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胡志明去世后越共的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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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阮氏萍(1927— ),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越美巴黎谈判时任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越南统一后曾任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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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灰衣修士”和“白衣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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