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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班达拉奈克夫人，您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位处于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妇女。您有没有对此感到过遗憾，甚至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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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都是些大字眼，我不想用它们，但是老实说，我担心得用它们。因为我的地位完全不是我个人选择的！我再重复一遍，是别人强加于我的。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从事这个职业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或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因为我有权欲。我从小就很胆怯，没有什么抱负。在学校里我总是躲在最后一排，从来不开口。我可以肯定，我的同班同学们至今不会相信，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就是她们在天主教学校里认识的那个小姑娘。我似乎听见他们在说：“谁会想到西丽玛沃……”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从来不幻想什么事业、职业，我只管想有一个家庭和孩子，星期日下午在花园里侍弄花卉。直至今日，我最大的乐趣是整个下午待在花园里栽培我的玫瑰花。政治的难以捉摸就像谎言和妥协一样使我厌恶透顶。外交和诡诈从来就不是我的长处。我最大的缺点——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我最大的美德——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坦率到经常被人认为没有教养的地步。我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并不热心，我像对待灾祸一样屈服于需要。我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不得不把我的孩子们扔在一边：我不能陪伴他们，教育他们。有时候我怀疑我所以不能理解这些参加暴乱的孩子们，也许正是因为我中断了与我的子女们的对话。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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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们站在暴乱者一边而不站在您一边，是吗，班达拉奈克夫人？我听说您的女儿钱德里卡从巴黎给您写过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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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不对，是在英国的苏内特拉，是她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她还在一份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攻击我和我的政府。青年人经常与父母不一致，归根结底这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就会固定不变，事物也将永远不变。但是我有一点要向这些造反者提出异议：他们比他们的父母要生活得好得多。他们享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食品，更多的文化。总而言之，这个岛一直是幸福的、舒适的，比其他许多地方要好。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挑起这场血洗呢？他们想要什么？现在还要什么？我再重复说我在谈话开始时所说的：我不能帮助您理解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知道他们感到不幸福。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呢？难道福利使人感到不幸福吗？我不希望这场悲剧使我接受下面这种糟糕的看法：必须先受苦才会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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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于科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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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奉行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托洛茨基主义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派篡改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工人阶级先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方面，强调废除官僚专制；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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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锡兰，斯里兰卡旧称。1972年5月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8月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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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里兰卡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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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希律王，又被称为希律大帝一世、黑落德王，耶稣童年时代整个犹太人地区的统治者。传说他听说犹太人的君王（即耶稣）诞生了，下令将犹太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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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二战时任外交大臣。1955年出任首相。1957年因“苏伊士运河危机”辞职。2004年的一次调查中，他被评为20世纪英国最差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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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德利·森纳那亚克（Dudley Senanayake, 1911—1973），斯里兰卡政治家。曾三次出任斯里兰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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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汉·维杰韦拉（Rohana Wijeweera, 1943—1989），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创始人。主张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71年3月在酝酿全国总起义前夕被捕，判处20年监禁。1978年被特赦，出狱后重建人民解放阵线。1983年人民解放阵线再次转入地下武装斗争。1989年11月被捕，经过短暂审讯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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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指法国“五月风暴”。因对政府不满，1968年5月，法国巴黎大学的大学生发起罢课行动，并占领了大学校园。警方进行了粗暴干预，引起和学生们的正面冲突，导致1000万法国工人举行全国大罢工。法国总统戴高乐不得不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并宣布撤掉蓬皮杜的总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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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彼得罗·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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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南尼于1891年2月9日在法恩扎出生。在法拉奇1971年4月对他的采访后，南尼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名誉主席，继续关注党内事务和参加参议院的活动。1970年，他被朱塞佩·萨拉盖特[1]指定为终身参议员。1974年，他在关于赞成离婚法案的公投中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1980年1月1日，他在罗马去世。当时，党的总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2]被认为是他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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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现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把自己关在对他不适宜的象牙塔里，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他年逾八旬，80年来，他把生命的四分之三用于从事政治活动，贡献了一个人所能献出的一切，甚至一个女儿。她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死前她写信对她的法国同志说：“请告诉我父亲，我从来没有背叛他的理想。”他有时住在他在罗马的住宅里，有时则住在福尔米亚的另一所住宅里。这就是他的象牙塔，只是为了去参加参议院的会议，他才走出这座象牙塔。他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但他在接受这个职务时曾表示十分犹豫。他几乎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他已成为社会党的一面旗帜，人们在需要时把它拿出来摇一摇，平时就把它束之高阁。他不是胜利者，他在政治斗争中遭到很惨重的失败，并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烦恼。1968年，当他走出党代会的会议厅时，有人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南尼在这里已经没有朋友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他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还有许多事需要他去做。唯一说明他年事已高的是他那常常显露出来的倦容。实际上，他身体的各方面都还很好。他每天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就骑在专供老人活动腿脚的轮椅上，一边蹬动轮子，一边读当天的报纸。这项活动需要持续相当于骑车走五公里的时间。他打起滚木球来仍和青年人一样有劲，这使医生们感到难以理解。然而，这头从不屈服的雄狮最使人惊奇的是他的头脑，它仍然像计算机一样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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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读和写作中度过的。他正在撰写一本书，这本来是一部自传，但由于他叙述自己时很谨慎，这本书最终将不能被称为自传。他想把书名定为《百年见闻录》。许多人认为，当他写到最后一章时，他将会谈一谈他一直不愿谈或没有明确谈过的话题，就是他今天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已经和50年前不同，也和25年前不同。他今天主张的社会主义已经抛弃了教条、框框和抽象的模式，而充满对自由、民主和人的盲目信仰。对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异端邪说。要是你坚持和他谈论这个问题，他就把话题引开，或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有时则含含糊糊地承认，随后又加以否认。然而他看到了真理。他认识到：世界不仅仅建筑在经济上，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更为专制。因为它不受批评、市场和竞争规律的制约，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句空话。可以反对阿涅利这个老板，但不能反对国家这个老板。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工人遭到屠杀，[3]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和送进疯人院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在斯德哥尔摩要比在列宁格勒更加心情舒畅。”这是他唯一敢于说出的，也不伤害任何人的一句话。他爱瑞典的没有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它比教条的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好处。也许在他身上又复活了他年轻时对无政府主义的热爱，那时的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保卫人权。不知道在发现这个现实之前，他经历和忍受了多少痛苦。也不知道他由于对青年一代的担忧而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精神上受了多少折磨。晚年，他经受了，而且还在经受着一场悲剧，像一个神学家发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或者虽然相信上帝，但不再相信教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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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头脑清醒，才智过人，我要求他谈谈意大利在7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并阐述他的观点。他这样做了，但由于他身体不太好，我们的谈话分几次进行，并持续多日：有时在福尔米亚（他有机会或在周末就去那里），有时在罗马（他在罗马的家位于阿德里安娜广场一幢房子的最高层）。一般我们都是在上午他打完滚木球后开始交谈，谈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不慌不忙地进餐，品尝上等法国葡萄酒。吃完饭他去午睡，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再继续谈下去。所以，这次采访进行得很慢。他讲话也很慢，回答每一个问题都慢得令人着急，如同对秘书作口授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在句号和逗号处都要停顿很长时间，毫不吝啬时间。就这样，一句又一句，一个想法又一个想法，一直谈到黄昏，我被他阐述的思想所吸引，甚至忘了开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们谈到天黑，但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意识到。那是在他福尔米亚的书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沙发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和两把椅子。他的女管家皮娜走进来嚷道：“怎么了？怎么一谈起话来，天黑了都不知道？”我们也曾多次在他罗马的书房里迎来黄昏。那间书房也很小，倒很像一个小纪念堂。在长沙发的上方有一幅他已故妻子的大幅画像，那是一幅油画，还有牺牲在奥斯维辛的女儿维多利亚的照片。那不是普通的照片，不是幸福的照片，是在她进入集中营时照的，一张照了正面，一张照了侧面。她系着囚徒的条纹围裙，在一角上印有号码。为什么挂这两张照片，我百思不解。难道是为了在任何时候，哪怕是闭上眼睛睡觉以前或醒来时都记住他女儿的牺牲吗？在罗马的书房里，我们主要是核对和讨论从磁带中整理下来的福尔米亚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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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采访彼得罗·南尼很不容易。他本人就是记者，在他看来，与其让别人采访他，不如自己采访自己，自己写文章。这样他可以斟酌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形容词、每一个逗点，哪怕是随后全部勾掉，从头开始。他对自己写的东西从来不满意。在他担任《前进报》社长时，他一写好稿子就强迫自己马上把稿子送到排字房去，以免在最后的时刻又作修改。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他对谈话录音能满意吗？“我不喜欢您那部录音机，它很危险。”如果你像我一样分几次去采访他，从第二次开始，每次见面时他就总要拿出一大堆字迹潦草的字条，要求对上一次的谈话作修改或补充，或者提出必须引起注意的地方。他伸出布满皱纹的食指指着，念给你听，与上次的谈话对照，这无疑是一种新提法，是经过核实并加以提炼的说法。与其说是念条子，还不如说是给你口授文章。但是口授完以后，他又要没完没了地补充修改。“去掉那个‘我’字，总是‘我’、‘我’、‘我’，这样不好。去掉那个‘他们’，换上‘我们’。把我自己同样有责任的过失推给别人，这样不好。”你真想发火，但却被他感动了：真是个正直的人啊！多么忠厚的教授，多么宽宏大量的教授啊！他在评价别人时唯恐伤害他们。他不喜欢丘吉尔，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因为丘吉尔目空一切，但他请我不要对丘吉尔品头论足。他说：“归根结底，要是没有他，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谈话。”他会见过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毛泽东、赫鲁晓夫、肯尼迪、尼克松、葛兰西[4]、屠拉梯[5]、马拉泰斯塔[6]和英国的伊丽莎白，而且不是一面之交。他常说：“记得毛泽东对我说过……记得戴高乐对我说过……”他是主张共和政体的，但有一次却不得不登上玛格丽特公主殿下的金色四轮马车。提起这事他就说：“算了吧，别对我提这件事。”在一次正式宴会上，他被安排在希腊大使旁边，他气愤地换了个座位，说：“难以容忍，令人痛心，我感到恶心！”听他讲话是一种乐趣，如同得到奖赏；但听后要把它写下来则是一种折磨，如同遭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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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整理这次采访记录时，我遇到了良心的问题：是按我的方式还是按他的方式整理？是把他在修改前告诉我的全部写下来，还是只按他非常谨慎的要求来报道？我尊敬他，同时又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几天，有时我决定按他的要求去做，有时我又决定不听他那一套。最后我找到了一种折中的方法，也就是说，按我认为正确的方式整理，同时也接受他的某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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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成功了。南尼读了报纸后对我说，我既没有歪曲他的思想，也没有背叛他本人。从此，在我们之间开始了使我感到自豪的友谊。这对我是莫大的宽慰，正如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在奥斯维辛牺牲时的心情一样，因为她的父亲没有遭到背叛。有许多人背叛了他，而且这样的人很多，包括那些要选他当共和国总统的人，实际上是想借此使他光荣地退休。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好的总统，他坐在奎里纳莱宫[7]中会给我们做许多好事。但首先是他的朋友，其次是他的敌人，都没有允许他这样做，没有允许我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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