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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而，我听说您与陶里亚蒂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我还读过他的一次讲话，他指责您是个讲私情而不讲原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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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不……陶里亚蒂是一个十分有礼貌的人。他对人越严厉时，越有礼貌。他从不辱骂我，因为他极有自制力。请让我告诉您，陶里亚蒂是怎样表现的。在1962年的党代会上，我做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发言。陶里亚蒂不赞同再责难斯大林，便冷冷地说：“我要对你作出回答。”可是，下面就是他的回答：“讨论太受感情支配了。例如，阿门多拉同志表现出他并未很好地理解苏联。也许他的见识太狭窄了，也许他旅行的机会太少了，今后有必要让他更多地出去旅行。”陶里亚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从来不大声叫嚷，也不辱骂人。跟他在一起时遇到的唯一麻烦是难以冲破他的腼腆的障碍，他总是同我们保持距离。对斯大林的某些攻击使他恼怒是因为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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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不起，阿门多拉，您是否也曾是个十足的斯大林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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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是的，啊，是的。看到西方民主对待希特勒的胜利所持的态度，怎能使我不成为斯大林分子呢？1937年我抵达巴黎时，法兰西共和国腐败至极。只要自己能活命，资产阶级准备竭尽全力与人民政权为敌。他们就像举着长柄平底锅高喊反对阿连德[11]的智利妇女一样。在一片混乱面前，只有斯大林执行雅各宾式的纪律进行战斗。实际上，革命都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难道法国革命不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吗？难道它不吃掉自己的子女吗？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几乎使我们感到有了保障。是的，我曾经是一个极端的斯大林分子。当时我把德苏条约也看成是为了推迟对俄国的战争而进行的暂时妥协。直到战争结束，我始终是斯大林分子。战争一结束，我的疑问油然而生，一方面是由于划分势力范围引起的，同时，我认为苏联人民的成熟已达到了可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的程度……之后，二十大进一步解放了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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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二十大是否也把您从苏联的长期诱惑中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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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认为没有苏联的力量世界早就完蛋了。有人说：“为了避免大国间达成协议，我们愿意欧洲独立。”说这种话的人使我感到可笑。幸好大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否则，靠我们欧洲人能制约苏联和美国吗？尼克松决定实行美元贬值就使意大利的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观察今天的世界不能脱离现实。讲上述那些话的人会说：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议是制约我们的！可是让炸弹制约我们要比让协议制约我们坏得多！我不知道，在国际社会没有得到两个大国协议的保证的情况下，欧洲怎么能生存。欧洲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去同美国和苏联竞争的第三个大国的作用，此外，欧洲经济不是建立在军费开支的基础上。要是我们去建造萨姆导弹和原子弹，我们就会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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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啊！您确实不相信欧洲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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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欧洲联合对我来说也不是乌托邦，但我认为只有文化、科学、贸易方面的意义，而没有军事方面的意义。欧洲是参差不齐的。欧洲在历史上有过分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能从发挥她的思想宝库出发，别忘记世界是建立在欧洲的思想基础上的，应据此去寻求谅解。我再重复一遍：欧洲只能起促进和平的作用而不能同两个超级大国敌对。中立的政策适合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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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不想再讨论下去了。我们扯得太远了，应该谈谈今天的意大利，谈谈历史性妥协和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事情。但是首先我想简单谈一下您，阿门多拉，因为我认为这有助于了解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您是出身自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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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但不应对我所生活的那个意大利的旧世界有所误解。那个世界是很严厉和严肃的，而不是轻浮的。我经常向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作解释。我说：“请注意，其他人不都是无赖，他们是一些可以与之接触，而且也应该与之接触的人。”我还要告诉您，我把我的自由派经验和我对其他人的了解，例如我对贝内代托·克罗齐的怀念带到党内是件好事。当有人问我克罗齐是否对我起过指引作用时，我的回答是：“是的，但不是思想方面的指引。他是我生活和工作的榜样。”克罗齐住在修道院里，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早晨六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一点，这是他的午餐时间，有时我陪伴他去散步，然后他又投入工作。他对人朴直、亲切，但毫不温柔。一天我向他借一本书，他回答说：“不，您想读的话，请到这里来读。我的图书馆供您使用。”我从陶里亚蒂身上看到了克罗齐那种有节制的严厉，并发现他对研究克罗齐极感兴趣。陶里亚蒂如果看到我们不读书或只是装模作样地读书，他也要发脾气的。而我喜欢严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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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么您怎么会跟加莱亚佐·齐亚诺那样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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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和加莱亚佐对戏剧有共同的爱好。当时，皮兰德娄[12]红极一时，我们这些小伙子对马尔科·普拉加[13]那样的资产阶级旧式戏剧总是喝倒彩。加莱亚佐常为《国家报》写戏剧评论。我不记得是给哪个剧本喝了倒彩后而第一次被捕。我在狱中认识了加莱亚佐，后来我们跟其他几位评论家一起被释放。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因为他是那么活跃，那么聪明，也许聪明里渗透着玩世不恭，而这种玩世不恭限制了他的聪明……一天，我对加莱亚佐说：“事实上，我们想的是同样的事，为什么您不反对法西斯？”他说：“如果我是傻子，我就会反对。你是一位反法西斯领导人的儿子，而我是众议院议长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难道要我抛弃我的锦绣前程吗？”当他被法西斯分子枪杀时，我曾想起了他的这些话。有时玩世不恭似乎会给人带来好处，实际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才更安全。从我被流放起，我就中断了与加莱亚佐的友谊。1937年我结束流放回到罗马时，他想见我。当时他已当上了部长。我托人捎话对他说，不可能见面。他坚持说：“你来，我很愿意知道你对事情的看法。”我坚持不去，不过，我是强制自己这样做的。其实，人的内心往往跟外表不一致，对法西斯主义也应该深入地了解它。我们总是把法西斯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忘记了每一个政权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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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门多拉，您的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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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的意思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各种不同的力量都在其中起作用，有代表君主制和大金融集团的保守力量，也有代表民众派别和工会的力量。这必然导致其内部发生斗争，这种斗争的确是一个政权内部的各种力量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战胜埃塞俄比亚为止，墨索里尼一直控制着这个政权。不说明这一点，就不能解释1943年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与德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同。另一点要说明的是，法西斯主义镇压行动也是多变的。开始几年施行了残忍的暴力，我的父亲就在当时惨遭杀害。继而实行有节制的镇压，伴之以诱骗、收买的手法。从1926年至1943年，法西斯镇压基本上采取了讹诈的手段，如“请你快加入法西斯组织”等等。这同德国的纳粹主义不同。还需要提醒的是，不是所有依附于它的人都是出于怯懦，例如，为什么皮兰德娄加入法西斯党？他是于1924年9月马泰奥蒂惨案[14]之后加入的，他的世界观肯定不符合法西斯主义……他的戏剧是反邓南遮[15]的……是的，依附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占有很高的比例，例如，大部分意大利人不谴责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他们要选择“向阳的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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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不是在告诉我，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法西斯分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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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是说，我们这些反法西斯分子是受到普遍怀疑的，是反潮流的少数派。“乔治，我了解你的心情，他们杀害了你的父亲，但是，你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算了！”这是亲戚和朋友们的劝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抵抗运动是可歌可泣的。啊！为了要使囚犯在赦免申请书上签字，他们施加了多少压力！“你瞧，签个字就可以了，不要求你加入法西斯党，只要签个字。要是你不签字，你的妻儿都要挨饿！”这就是我所讲的讹诈式镇压。很明显，我并不想以此淡化这个政权所干的暴行。我只是想说明，自1926年至1943年的法西斯镇压，不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的那种镇压。我只是想强调，跟残酷的镇压作斗争比跟这种拉拢人的镇压作斗争更容易些。例如，“乔治，谁让你这样干的”。这也就是受外国人统治了几个世纪的意大利人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不管它是法国还是西班牙，只要给饭吃就行。”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写历史应该讲真话。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或意大利人民是任人摆布、没有头脑的人民，但我并不以为是这样。或者这是在一定时期处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如果对法西斯主义只看到它滑稽可笑的一面，那么，就不能理解它中断意大利的发展几乎达四十年之久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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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门多拉，我们回过来谈您的历史吧！为什么您成了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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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起先我是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戈贝蒂[16]分子，我属于自由大学生联合会。那是一个联合了社会党人，人民党人和像乌戈·拉马尔法、塞尔焦·费纳尔泰亚和巴索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学生运动。我愿意抗击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不知道空谈还有什么用处。但当时几乎所有老一代的自由党人都迁居国外，留在意大利的那些人不愿搞非法活动。克罗齐对我说：“愚蠢，愚蠢，读书吧！读书！需要培养将来的领导人。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懂得读书对我，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够了。只有共产党人在战斗。每天都有共产党人被捕、受审、遭到流放，而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却生活在世外桃源。1928年我以接运我父亲的遗体为借口去了巴黎，特雷韦斯也住在巴黎。他在我们年轻人中是一个最严肃的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我带给他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国外中心以支持在意大利进行的斗争，避免共产党人垄断这一斗争。特雷韦斯读了备忘录后失声痛哭，并对我说：“你们不要靠我们了，我们是战败者，你们自找出路去吧。”我心绪纷乱，问他应该去找谁。他答道：“谁也不要找，这里到处是间谍，你单独干吧！”我回到意大利，先在都灵停留了一下，见了加罗希，后又到罗马见了拉马尔法，但收获很小，因为发生了暗杀国王的事，警察抓了不少人。我又回到那不勒斯，处在孤立的境地，开始思考问题。当时塞雷尼[17]在那不勒斯，他已是共产党员。在跟他交谈中，我开始懂得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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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就这样成了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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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我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才作出决定，我考虑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的小组是由“正义与自由”的先驱组成的。我与埃内斯托·罗西[18]是莫逆之交，要是我不加入共产党，我会成为“正义与自由”组织的一员。可是当埃内斯托·罗西来找我，打算在那不勒斯组织“正义与自由”小组时，我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事实是，在他找我以后的十天，即1929年11月7日，我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是的，我加入共产党是由于看到这个党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也由于与其他方面已经联系不上。当然，在这之前我已读过《资本论》的第一卷，也深受苏联榜样的影响……例如，当时在苏联正谈论五年计划，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陷入经济危机。我在罗马停留时，拉马尔法对我说：“你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我当时非常生气，回答他道：“你才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拉马尔法总想卖弄学问，当时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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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不禁要问，你的自由党人的出身是否与您今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右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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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可多啦，试想，一度甚至有人称我为毛分子。但是，标签就像时装那样变化多端。我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右派，也不再认为自己比我的同志们更宽宏大量。我已说过我曾经是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我执行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党的政治路线。我已说过我一直是跟随陶里亚蒂的，我跟他吵嘴也只是出于战术方面的分歧，例如，参加巴多利奥政府是否适宜这类事情。像所有的新党员一样，我犯的某些公式化错误显得特别突出，只有党承认这些错误时我才承认。毫无疑问我必须与我的过去和我的朋友们决裂，而这一点正使我成了与人们笔下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例如，我写过语言极其粗鲁的东西反对南尼，但他回答我时，公正地注意到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新党员的粗暴。我与我的政敌争论时始终是非常激烈的，用句运动场上的术语，我的打法一直很粗野。这也是由于我的暴躁的性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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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么，自由派共产党人这个特征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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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这可能是由于我一直主张民主力量团结的政策，讨厌并摒弃60年代的左倾公式化，也由于我多次强调，那种把凭空设想的、教条的公式应用于意大利社会的尝试是个错误。我还认为，当人们还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为搞社会主义而提出改革的主张也是个错误！如果人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搞社会主义……那么就搞，不是这样吗？我始终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客观需要。医疗制度需要改革，是因为病人应该得到很好的治疗；学校须要改革，是因为学生应该得到良好的学习条件。脱离全国的现实是糟糕的，因为等于脱离群众的利益。请注意，我得到社会民主党的称号是因为当时我正与一些被称为议会外的小组——例如宣言派——进行激烈争论。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不接受异化组织。这是一个具有现实力量和有过血的教训的政党。开始阶段它可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以后你们将作为异化物被抛弃，因为你们是些脱离现实、令人厌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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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曾称那些议会外分子为“红色法西斯主义”，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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