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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我曾经说过，现在仍这样说。法西斯主义可以戴着黑色面具出现，也可以戴着红色面具出现，但终究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有同样的心理基础，也有同样的反民主论据。我永远不会忘记，法西斯分子的旗帜开始时五分之三是红色的，五分之一是白色的，还有五分之一是绿色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它！再说，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革命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吗？纳粹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啊！对年轻人，我们成年人能起的最好作用是跟他们说心里话，不要为了讨好他们，讨好左倾观点，而装做自己似乎也很年轻。我对那些年轻人始终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不跟他们挤眉弄眼。1968年5月我曾写文章指出法国的五月运动不是革命形势而是社会危机。这是我与他们的第一次破裂。拉丁区不是巴黎，巴黎不是法国。法国是一个带有乡土气的、农民式的、往往是保守的大国，即在五月运动里使人们感到它的力量的国家。算了吧！靠竖起白铁皮的路障是搞不了革命的，真正的革命要死人，而法国的五月运动没有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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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您不认为年轻人在一些小问题上是有道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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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但他们没有我所称的工人阶级的记忆。工人阶级牢记他们的历史经验，懂得不存在捷径。工人阶级有耐心进行长期和艰苦的斗争，尽管斗争有时会遭到失败，因此他们不像那些年轻人那样容易随声附和。而这些资产阶级的子弟盲目追随潮流。不是有格瓦拉吗？那就跟着格瓦拉跑吧。不是有越南吗？那也跟着越南跑吧。不是有巴勒斯坦游击队吗？那就跟着巴勒斯坦游击队跑吧。凡能打破他们单调生活的一切事情都能使他们跟着走。这些人的确是从我们共产党人手里溜跑的。他们的突如其来的行动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发展，那可能也是真的。可是后来我们又使他们中间不少人回头了，尽管过程是缓慢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动作缓慢的……是一种行动缓慢的厚皮动物……但总是在前进和发展。后来我发现他们中有些人还赞赏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贯性。总之，他们明白了他们是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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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门多拉，他们说你们才是资产阶级，说意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化了。因此你们再也吓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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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们不愿吓人，我们曾经使人害怕过，这是错误的，类似不咬人但喜欢吠的狗的错误。我们知道，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希望获得多数，那就不应该使人害怕你。陶里亚蒂多次告诫我们：应该寻求支持，应该使人了解我们，尊重我们。今天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事实上已经受到尊重，否则我们怎能得到数百万张选票呢？这些选票不是来自非共产党方面还能来自哪里？投意共的票不是出于对它的尊重还能出于什么？共产党人可以使人喜欢，也可以使人不喜欢，但他们是严肃的人。现在已是众口一词了。由于我们的修养和诚实，我们才是严肃的人。我们从不乱说，对事物也从不毫无根据地轻信，我们说一不二，从不食言。我们的诚实是纯真的。我们的工资只留一半用于自己的生活，另一半交由党支配。我们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然而，从未被找到应受责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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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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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们管理了好几个地区，难道这不是一种经济权力的形式吗？可是，在我们管理的几个地区里没有发生过丑闻。我告诉您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经过某种程度的挑选，人都是一样的……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人比别人强。我们有一个制度，它保证了我们的诚实，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使人感到亲切的监督制度。例如，我在韦莱特里乡下造了一所小房子，为了造这所房子，我向西西里银行借了一千万里拉，陶里亚蒂便立刻担心起来，说我负了债。他去俄国之前（后来死在那里）还去看了这所房子，临走时讲了一句俏皮话：“我看到你建了幢红房子，不过，是波旁家族的红色。”是的，党对我们的私生话也有不少监督，可不是要求过分虔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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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你们可是有点过分虔诚。神甫都是过分虔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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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们不是过分虔诚的人。过分虔诚往往掩盖实质上的放荡和不道德。我们不是伤风败俗的人。工人运动一直对个人品行有严格的要求。我们是严肃的人，也可说有点像清教徒。但革命始终是清教主义的，请看越南、中国、俄国。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例外……贾恩卡洛·巴叶塔不是清教徒式的人，但没有人指责他，连我的妻子也不指责他，但她对我却那么严厉。要是我的妻子能允许我做贾恩卡洛所做的十分之一……这只是开玩笑，我自己对待某些事也是很严肃的。我喜欢一个安定和睦的家庭，我对跟同一个女人过了35年的婚后生活感到满意。当我看到我的周围和近亲中有那么多离了婚的人……不，请别误会，这不是天主教徒的态度，无疑我不是一个教徒，在加入共产党前，我就不是教徒，我是无神论者。我曾被邀请在一个教士讨论会上作无神论报告。唉……当他们说我是个不自觉的天主教徒，要为我祈祷时……刚才谈的事情跟天主教无关，而是跟严肃性有关。不能容忍我行我素，我行我素不是自由，而是放纵和缺乏意志。生活应该受意志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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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门多拉，请允许我插一句重要的话，是否也出于这种清教主义，你们共产党人在离婚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糟糕？开始是投票反对离婚法，随后又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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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过去，我们不愿为发生一场宗教战争提供口实。我们不愿让帕切利教皇[19]有理由把教徒逐出教会。我们没有忘记战争刚结束时，在南方的集会上教区神甫煽动群众与我们对立。我是在群众向我们扔石块的情况下组织集会的。应该承认，在我们从事抵抗运动时，对梵蒂冈和天主教会的确切态度并不了解。当我到罗马，德拉托雷伯爵询问我们将如何对待拉特兰协议[20]时，我才意识到这点。我当时对他所提的问题还从未考虑过，面对突然的提问，我当时回答说：“我们将遵守拉特兰政治协议，但要废除教廷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宗教协定。”德拉托雷伯爵是一位颇有礼貌的绅士，他回答道：“要废除它有些困难，最好你们重新考虑一下。”后来，我结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在解放运动中显示出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我意识到在营垒的另一端的自由党人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力量是德加斯贝利。通过他，我对梵蒂冈的作用才有了确切的认识。当陶里亚蒂告诫我们“不要陷入一场宗教战争”时，他也有了同样的认识。请注意，要是我们在离婚问题上的斗争不采取温和的态度，要是我们一味搞激进的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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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首先你们必须考虑那些在教堂结婚，星期日做弥撒的意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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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在意大利共产党人中，正如意大利人民一样，虔诚的信徒占少数，自觉的无神论者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视洗礼、结婚、临终涂油礼为人生三件大事，因此我们的非宗教活动是缓和的。不应该再发生折磨老社会党家庭内部的那种戏剧性事件了：丈夫不是教徒，妻子则望弥撒，而教育子女和给他们洗礼的都是妻子。意大利的家庭已经遭受过折磨和苦难，不能为了使家庭持现代立场，使它们陷入新的“内战”。要理解离婚必须靠自己去认识。大多数意大利人已经不把离婚视为世界的末日，而认识到只是当一个家庭实际已经解体时才导致离婚。这种认识的改变已是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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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门多拉……要是举行公民投票，你们共产党人能依靠你们的选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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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想能靠得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能依靠我们所表现的理智。要是我们持激进态度，我们就依靠不了他们。公民投票嘛，要是我们该投票，我们就投票。到那时，一股强烈的党的自豪感就会迸发出来。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政治上的胜利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基于信念去搞公民投票，而不是出于教条的原因去进行冒险。我认为要是举行公民投票，支持离婚法的会获胜。因为现代力量，即城市里的力量，其他政党的力量以及投天民党票的一部分公民赞成允许离婚。唯一的未知数是我们的一部分妇女，例如，那些丈夫在国外谋生的妇女。目前的移民有五百万，他们的妻子担负着抚养子女的责任。对这部分妻子来说，丈夫离婚后与外国女人结婚绝不是好事。一旦离婚，他们将不再寄钱回来……是的，这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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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束插话，让我们回到前面的话题。阿门多拉，您对于你们共产党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一指责还没有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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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人家跟我这样说时，我的回答是，你们对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理解的？当然今天我们不去扔炸弹。过去由于需要，我们进行了武装斗争，我希望再也不需要了。没有比武装斗争更残酷的事情了，我们再也不愿搞了。再说，也应该看到，我们过去从事武装斗争，是以密切联系群众为基础的；要是没有群众的赞同，只是少数脱离群众的人搞武装斗争，那是政治冒险主义的行动。我们也曾被指责为政治冒险主义，然而我们是得到人民赞同的：我们扔炸弹时，人民掩护我们，工人以总罢工来支持我们。有些小伙子是非常喜欢武装斗争的……我不是说像菲乌米奇诺发生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事件，显然搞那种事件是挑衅。我讲的是像消灭卡雷罗·布兰科[21]这样的严肃事件。某些事情应该由那些接受了后果的人来做恰如其分的评价，我再重复一遍，不然就会成为小集团的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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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这样说使人感到很奇怪，正是您组织了拉塞腊大街的谋害事件，据说，您对……感到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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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作呕不是正确的语言，因为武装斗争代表着一个崇高、神圣的时刻。但是肯定地说，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方式使双方遭受的痛苦太大，应该尽力避免采用这种方式。当我想起那些充当狙击手的青年法西斯分子在都灵采取自杀性行动，即向我们开枪时……啊，多么难受！他们不是强盗，他们还是一些孩子，自以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要消灭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件比抵抗运动更惨的事。请注意，有些结论是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得到的。我认为，政策是知识的结晶，而且是知识的最美的体现，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和思索过程。缺乏这样的过程的政策将是糟糕的政策。我认为，我和隆哥的争论是正常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争论到一定的时候就必须对问题进行研究和思索，如果不……当政策真正是知识的结晶时，它就可以用来分析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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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者说可以解释许多事情。阿门多拉，我们是否来谈谈历史性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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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据我的看法，历史性妥协的深刻根源来自抵抗运动。我这样说不是考虑到德加斯贝利、斯科奇罗马和南尼的会晤，尽管那次会晤也是重要的。我讲的是具有巨大力量的抵抗运动：官兵为了不遭袭击躲进丛林，工人为了不被逮捕上了山，农民帮助工人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牛……在这般巨大的力量里，你怎能区分红色游击队和白色游击队呢？天民党在艾米利亚和威尼托大区有几支游击队，可是在加里波第支队里也有天民党人和教区神甫，也有不是共产党人的爱国者。在激烈的战争中，一种我们与天民党人结合的思想成熟起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在都灵，共产党、社会党、天民党签署了使行动党人大为恼火的协议，也并非偶然。那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协议。三党联合几乎都发生在北方和第一届德加斯贝利共和政府中，这不是偶然的，关于三党联合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德加斯贝利不是谈论“基督与人道主义和非宗教团结一致”吗？冷战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这种言论中止了。在都灵，当社会党人同天民党接近时，陶里亚蒂说：“好极了。你们这样走下去，对我们是帮助。只要你们与我们保持接触，好极了。”这是他公开说的话。后来关系破裂是因为南尼一反常态，想孤立我们，单独与天民党搞协议。陶里亚蒂并不反对中左联合，但反对那种中左联合。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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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请听，阿门多拉：把天民党人说成是抵抗运动的样板似乎有点勉强，撇开这点不说……这种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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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刚才正说，现在10年已经过去，国家发生了危机，要是不采用左翼民主替代的办法怎么能解决这场危机呢？我做过统计，在意大利政坛的力量对比中，整个左派从来没有超过44%，而且这44%当中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他们是不愿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所以不是清一色的44%。我们和社会党加在一起则从未超过32%或33%。自1946年以来，两个加数有过变化，但总数始终不变。至于天民党则仍然维持一支与1946年时不相上下的力量，在35%至37%之间，只在1948年4月18日那次选举中例外地获得48%的选票，但这是唯一的一次，对天民党人来说在那以后这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结果是，我们与天民党较量了25年，这种较量损害了国家。尽管双方都有曲折和反复，尽管我们从19%上升到27%，他们从48%下降到37%，但作为这种较量的基础，力量对比依然如故。较量还没有停止，但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使国家继续受到损害。由此产生了结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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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合呢还是共同组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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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们谈历史性妥协并不是说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政府。所谓历史性妥协是一种政策，它将导致反对派和多数派之间新的关系的形成，也可以说，它将形成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多数派。共产党是否参政是次要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陶里亚蒂所称的“政府区域”，即共产党人作为一种负有责任的力量出现在区域里。进入政府区域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地盘，在那里由于我们的力量，我们对某些决定是负有共同责任的。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应该达到的大的战略目标下，我们与天民党之间建立的新关系的具体形式是次要的。我们不排斥参加政府，但我们不把参加政府作为一种条件。我们也可以去尽参加政府的责任，但要是别人讲闲话，我们不参加也并不感到可惜。我们不在乎部长肥缺，我们关心的是能及时地发表意见，作出贡献。这样的情况正在出现，但太少了。换言之，我们说，既然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能干些什么吗？我称它为“利用雨伞”，因为他们常说：“宁愿受雨淋，也不接受共产党的雨伞。”现在该作这样的回答了：“请注意，共产党的雨伞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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