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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他们是起作用的少数派。他们总是通过起义、斗争和唤醒群众而改变了世界的少数派。几个神甫在这里，几个战士在那里，几个主教在这里，几个记者在那里。我无意讨好您，但我应该告诉您，我是喜欢记者的少数人之一。没有记者，如何去揭露种种不公正的事，如何给成百万成百万的人报道消息呢？请您别从采访记中删掉这段话：在现代世界，记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过去你们来巴西，只是为了谈谈我们的蝴蝶、我们的鹦鹉、我们的狂欢节，总之，是为了谈谈我们的民间风俗。现在你们来到这里，提出了我们的贫困问题、我们的酷刑问题。对，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如此。还有一些轻率的记者，他们对我们死于饥饿或电刑的事漠不关心。我同意，并不总是成功的。你们对真理的渴望追求一旦触及你们效劳的公司利益时就止步不前了。但是上帝是善良的，他往往使你们的老板不是十分聪明。由于上帝的祝福，消息常常能得以传播。一旦发表，就以登月火箭的速度发射出去，于是像决堤的河水四处横溢。即使公众沉默不言，但他们不是愚蠢的人。即使他们没有嘴，但他们有眼睛和耳朵，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反复思考他们谈过的东西。我只是等待着他们能谈到最基本的真理：不应该说富人之所以为富人，因为他们劳动得多，或者他们更聪明。不应该说穷人之所以为穷人，因为他们愚蠢和懒惰。当失去了希望，继承的只是贫困时，劳动和聪明也不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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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埃尔德先生，如果您不是个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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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您不必提这个问题，我根本不能想象自己除当神甫外还会当别的什么。您想想，我把缺乏幻想视为罪恶，诚然，我缺乏自己不当神甫的幻想。对我来说，神甫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生活必需，就像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天空那样。我真的相信基督。对我来说，基督不是抽象的一种思想，而是我个人的朋友。当神甫永远也不会使我感到失望，也永远不会使我遗憾。你们世俗人所理解的独身主义、贞洁和没有家庭等等，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我缺少某些乐趣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有着另一些更为高尚的乐趣。您可不知道我做弥撒时完全沉浸在其中的那种滋味！对我来说，做弥撒确实是受难和复活，是一种狂喜！有的人生来就是唱歌的，有的人生来就是写作的，有的人生来就是踢球的，还有的人生来就是当神甫的。我就是生来当神甫的。我在八岁时就开始说要当神甫，当然，这不是我的父母灌输给我的思想。我的父亲是共济会会员，我的母亲一年只进一次教堂。我记得，有一天，我的父亲胆战心惊地对我说：“我的儿子！你常说要当神甫，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神甫属于上帝，属于所有的人，所以是个不属于任何人的人。神甫是个只应该传播仁爱、信仰和宽容的人……”我回答他说：“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愿意成为一个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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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不是个修士。您的电话铃声响得太频繁了，那座被机枪扫射过的墙不适合于做一个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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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哦！您说错了！我心中就装着一座修道院。也许在我身上神秘的东西很少，就是在我直接同基督见面时，我也表现冒失，这是基督所希望的。但是总有时间我像修士那样独自修行。每天夜里两点，我醒来，起床穿衣，把白天分散在各处的东西（这里一条胳臂，那里一条腿，和另一个地方的一个脑袋）归置在一起。我独自一人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开始思考，或写作，或祈祷，然后为弥撒做准备。白天，我是个节俭的人。如您所见，我吃得很少，厌恶珍贵的戒指和十字架，我对近在咫尺的恩赐物——太阳、水、人们和生活感到欣喜。生活是美好的，但是我常常自问，为了维持生活，为什么非要杀死其他的生命不可呢？哪怕是一个鸡蛋或一个西红柿。是的，我知道，我是靠吃西红柿才成为埃尔德先生的，才得以使他理想化和千古不朽。但是我毁掉了西红柿，这是事实。为什么呢？这是我难以解开的一个奥秘，是我用“一个人比一个西红柿更重要”这样无可奈何的话来加以回避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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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埃尔德先生，当您没有想到西红柿时，您有没有遇到过在自己身上修士或神甫的成分少了些的情况？您从来没有遇到过对那些比西红柿还不值钱的人发怒和想拳打他们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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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如果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我就成了扛枪的神甫了。我非常尊重扛枪的神甫，但是我从未说过用武器对付压迫者是不朽的或是反基督的。但这不是我的选择，不是我的道路，也不是我实施《福音书》的方式。因此，当我发怒时，我就注意避免出口伤人，我克制自己说：“埃尔德先生，冷静些！”是的，我理解这一点，您难以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和我开始时说的话统一起来，因为一方面说的是修道院，另一方面说的是政策。但是您所称的政策对我来说是宗教。基督既没有为压迫者出力，也没有屈服于用如下的话来威胁他的人：“如果你维护绑架大使的年轻人，如果你维护那些为购买武器而抢劫银行的年轻人，那么你就犯了叛国罪。”教会需要我解救灵魂。但是，如果包含着灵魂的躯体是不自由的话，那么我怎么去解救灵魂呢？我愿意把人送到天上，而不是把狗送到天上，更不是把饥肠辘辘、睾丸压瘪的狗送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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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埃尔德先生，谢谢，我觉得您几乎把一切都说了。埃尔德先生，但以后您会发生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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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咳！我不躲避，也不自卫，把我弄死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如果上帝不要我死，那么他们不可能杀死我。如果上帝认为我去死是公正的，那么我会像得到恩赐那样去接受死亡。谁知道，我的死也许会有所裨益。我的头发几乎掉尽了，只剩下了几根白发。我也没有很多年可以活在世上了。所以他们的威胁吓唬不了我。总之，他们想用威胁来封住我的嘴是有点困难的。我唯一接受的审判官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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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于累西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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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歇·加罗迪（Roger Garaudy, 1913— ），法国哲学家。二战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重要理论家。1970年因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被开除出党。1982年皈依伊斯兰教，后因在所写书中表现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和否认大屠杀而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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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 1929—1966），哥伦比亚神甫。1965年辞去教职，加入哥伦比亚游击队“全国解放军”。1966年在与政府军的遭遇战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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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36以后），耶稣时代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他在犹太议会的压力下判决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做判决前，他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自己在此事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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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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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户籍登记名米哈伊尔·赫里斯托祖卢·牟斯寇斯，于1913年8月13日出生在塞浦路斯帕福附近的阿诺帕那基阿。在雅典就读并成为神甫。之后，到美国继续他的学业。回国后，个性极强的他成为大约占人口80%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宗教和世俗领袖。1950年，被选为塞浦路斯东正教的大主教，称马卡里奥斯三世。他公开支持那个时候仍属英国殖民地的该岛与希腊合并，但是后来趋向独立。1956年，遭英国人逮捕。翌年，由于希腊发生全国性的动乱而被释放。1960年，塞浦路斯取得独立，宣布共和。他被选为总统，至1977年8月3日在尼科西亚去世前一直就任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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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当我们谈到某个问题时，我对马卡里奥斯说：“您使我想起了简·奥斯汀的一个忠告。”“简·奥斯汀的什么忠告？”马卡里奥斯笑着问道。“一个聪明的女人永远也不应该让人知道她有多么聪明。”“但我不是一个女人。”马卡里奥斯笑道。“是的，但您是个聪明的人。您是如此聪明，以致正在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察觉到您的这种聪明。”我最后这样说道。于是，他的目光变得严峻起来。他身上似乎有某个东西弓了起来，如同一只弓着腰准备投入战斗的猫。我也弓着身子，静待着他用爪子扑过来。我准备迎战。但是他没有用爪子来抓我。他像刚才瞬间发怒时那样，瞬间又恢复了镇静，继续说道：“就像我向您解释的那样，我是个幸运的人。我知道在我升入天堂之后，报纸将会写些什么。今年7月，我读到几篇有关我的讣闻，它们是如此可爱。您记得吗？他们以为我已经离开尘世。我的大使们收到的电报也是可爱的。最可爱的一份电报来自塞浦路斯的最后一任总督和夙敌凯雷唐勋爵。后来我在伦敦会晤了凯雷唐勋爵。我们谈到了我们过去争吵不休的关于保留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基地的期限问题。我对他说：‘那些基地仅仅有利于一件事：它使我在政变后安然无恙，并帮助我离开了这个岛屿。’”这就是马卡里奥斯吸引我，并被列入我所喜欢的人数不多的当权者人物之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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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并不喜欢他。有一次，我还想方设法要向他表明这点，而结果却接受了他的祝福。当时，正值胡安·卡洛斯和索菲娅的婚礼，他在雅典，下榻大不列颠饭店，我也住在那里。一天晚上，他来到饭店门厅。只见他衣着华丽，宛若一尊圣像，身上的金银珠宝闪闪发光，手握总督的权杖。他一出现，门厅便成了一座小教堂。有人弯下身子，直到把鼻子碰到肚脐附近，有人跪在地上，有人想吻他的手，至少想吻他的衣服。唯有我昂着头，而且坐在一张高高的沙发上，因此十分引人注目。沙发处于电梯和大门之间，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他盯着我，流露出愤怒、惊讶和痛苦的神情：“这是什么人？怎么敢？”他庄重地向前走，一直来到我的面前，停住了脚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为我祝福。没有必要去说我当时并不愿意接受他的祝福，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别扭。如按世俗人的良心来衡量，马卡里奥斯至少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是世俗权和神权的最牢固的结合的反映。他像一个坐在奎里纳莱宫而不是坐在梵蒂冈的教皇。他是东正教教会的领袖，同时又是塞浦路斯的总统。你永远也不知道向他提问时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宗教领导人呢，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永远也不知道是称呼他为宗座呢还是总统，是称呼他为大主教呢还是马卡里奥斯先生。他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尽管如此，也无法使你忘记一个痛苦的现实：他是因为同天堂有关系而获得这些选票的。对于塞浦路斯的农民来说，投票选举马卡里奥斯这件事与行圣礼相似。据说，甚至连共产党人在投票选举他时也都要画十字。然而，然而……他是一个即使不是真正值得拜倒在他脚下，也是值得令人肃立起敬的少数几个国家元首之一，因为他是少数几个有头脑的国家元首之一。除了有头脑，还有勇气；除了有勇气，还有幽默感、独立见解和尊严。这种尊严与一位近似国王的尊严相似，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牧人，他本人直到12岁时还在放牧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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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不喜欢他。譬如，有人指责他沉溺于女色，或者曾一度过于沉溺于女色，指责他不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个禁欲主义者。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不相信对他的另一项指责，说他靠谎言、阴谋和冒险掌权，除非把他的擅长算计说成谎言，把他的灵活说成阴谋，把他的想象力说成冒险。他这个人物不能用西方惯用的尺度来衡量，他不属于西方。他属于既非西方，也非东方的某个方面。他深深扎根于一种既风雅又古老的文化中：落难中求生存的大师。他通过以足绊人、以手拧人、狡猾的计谋、清晰的头脑和老于世故屡次化险为夷，求得生存。有人曾四次图谋暗害他，他四次幸免于难。有人曾两次将他发配到流放地，他两次安然返回。唯有一次，也就是当雅典法西斯军政府靠政变推翻了他的政府，并图谋杀害他时，他似乎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幸运地逃脱。他先在英国基地避难，后由那里取道前往伦敦。结果，付出血泪代价的是塞浦路斯人民。事实上，校官们的政变导致了土耳其的入侵、战争、屠杀和岛屿的事实上的分裂。这是一场连大国的协议和联合国的决议也难以平息的悲剧。从那时起，塞浦路斯成了地中海中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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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马卡里奥斯是几个月后在纽约进行的。那几天，联合国正在讨论土耳其从其在塞浦路斯岛的占领区撤退的问题，而这种撤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会议处于白热化状态。为了听取会议的讨论情况和监视那个他想见一见的基辛格的举止行动，马卡里奥斯中断了伦敦的流亡生活，在普拉察饭店订了一套房间。他在无数卫队士兵的保护下在那里筹划回国之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先后两次同他共进行了约六小时的谈话。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穿戴着挂满金银珠宝的华丽服饰，他接见我时穿着一件十分端庄的蓝色长袍。当时，他61岁，但外表显得比年龄更老，似乎他所经历的悲剧使他一下子变老了。我们几乎很快就打破了寂静，也就是当我问他能否抽支烟时寂静就打破了。我忘了别人对我的叮嘱：会见他时不要抽烟，因为宗座忍受不了烟草的气味。但是这一次他却叹了一口气说：“我能抽吗？我太想抽烟了。”说完，他给我看了看被尼古丁染黄的手指。这与其说是打破寂静，还不如说是一种默契：荒唐可笑而又意想不到的默契。数年前，我还觉得这个人是个可恶的敌人，而现在却在我的面前成了个可尊敬的人，一个天禀聪颖而光彩夺目的人。我对我们所谈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十足，甚至感到欣喜万状。交谈过程中，他时而穿插进一些奇闻轶事。他才思敏捷，只要一提起某个名字，如铁托，或毛泽东，或纳赛尔，或周恩来，就足以使他从中敷演出一段历史，描绘出一幅令人入迷的画像。不用说，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倾听着他诉说他对独立和自由的酷爱的。关于马卡里奥斯，人们可以写一部绝妙的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取基辛格的角色来写这部书，因为他是马卡里奥斯深恶痛绝的人。当录音机的话筒关上的时候，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告诉我说，美国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对塞浦路斯的政变事前早有所闻。“是基辛格开了绿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失去了惯常的温和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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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朋友相互道别。在门口，他低声对我说：“简·奥斯汀的那个忠告……对您也适用。可惜您是个女人。”我回答他说：“可惜您是个神甫。”后来，我们约定在塞浦路斯再见。我当时就预见到他将会一帆风顺地回到那里。八个月后，我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一起在那里果然又见到了他：在一次礼节性拜访中见到了他。（1968年，那些校官在全岛搜捕帕纳古里斯。由于马卡里奥斯委托其属下的内政部长盖奥尔加吉斯给他发放了一张假护照，帕纳古里斯才免遭逮捕。）他在政府大厦中一间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请我们喝咖啡。他摆动着食指抗议道：“您在那次采访中让我说了些什么啊！我当时实在不谨慎。”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笑容。但是他的面容已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他成了某个政权的具体体现，这个政权就像流着血的伤口那样在受苦受难，但它却是唯一能为世界接受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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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宗座，我提一个鲁莽的问题：您是否还要回塞浦路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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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下简称“马”）：我当然要回去，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将于11月回去，最晚也不晚于12月。行期将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至今尚未回去，只是因为我等待着希腊政府撤换那些在反对我的军事政变中负有责任的军官，也因为我想留在这里亲自听取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我并没有提出过辞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我回国一事提出疑问。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国，除了那些担心自己将受到审判和惩罚的人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反对我回国。我不打算去审判和惩罚那些人，那将有损于国家的团结。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我企图歪曲历史。恰恰相反，我愿意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我愿意摒弃种种惩罚和报复的手段。我将宣布大赦，那些因为我要回国而吓得发抖的人可以安心。何况，他们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人。与军事政变前相比，今天人民更加拥护和支持我。他们渴望能再见到我。99%的人是站在我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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