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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我知道。我之所以用“妻子”这个字眼是为了显得文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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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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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十分喜欢女人，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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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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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好吧，现在我们改变话题。又据说，您不是个诚实的人，从您的口中休想吐出一句真话。您认为一个国家元首可以允许自己说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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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不能允许。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不会说谎话，不会说任何谎话，以致当我遇到不能吐露真情时，我宁愿沉默不语。沉默不语永远要比说谎好。请看，在抵抗斗争时期，英国人曾多次逮捕过我。继逮捕之后便是审问，当然，我不能否认我做的那些事。况且，我同格里瓦斯[6]有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事。为了不说谎，我便回答道：“我什么也不能说，我什么也不想说，我拒绝回答。”我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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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像我刚才向您提出女人问题时您对我所采取的那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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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刚才说了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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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什么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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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这是一个圆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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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我开始喜欢您了，以致我为将继续问及传闻中的有关您的种种丑闻而感到痛心。譬如，说您靠小恩小惠来掌权，说您是个大富翁，说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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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不占有任何东西。除了塞舌尔群岛上的那块小小的土地外，我绝对不占有任何东西。世界上所有的银行中没有我的一文存款。我只有类似工资那样的微薄收入，可以由我随意支配。我掌管着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教会的财产，这是真的。作为大主教我拥有同我的职务相应的全部东西，但我不能随意为自己乱花其中的一文钱。从理论上来说，我的衣服是属于大主教府邸的。至于小恩小惠，我帮助过很多人。但比不上我的朋友们，也比不上我的亲戚。我的弟弟是我的司机。我以为这不是一个能平步青云的职业，何况得考虑到我经常是暗杀的对象。当我外出旅行时，我住在高级旅馆里。是的。但是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朋友遍天下，他们渴望为我付钱。政变后，我住在伦敦的格罗夫纳旅馆，现在我也常去光顾。我进去的第二天，来了查尔斯·福特。我是在塞浦路斯认识他的，当时他想在塞浦路斯开一家旅馆。他问我：“您知道我是格罗夫纳旅馆的主人吗？”我并不知道。“那好吧，您在伦敦逗留期间，我将十分荣幸地把您作为我的客人。”这样，我就不付旅馆费了。他还愿意我在去纽约时，成为他的皮埃尔旅馆的客人。皮埃尔是他的另一个旅馆。正是为了不辜负他的一片心意，我才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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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的。但是人们为什么称您为“红色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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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始终不明白这事从何说起。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作过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或者是因为我奉行不结盟政策。大多数的不结盟国家被指责为左倾，甚至被指责为倒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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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您是社会党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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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如果您指的是瑞典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么我将回答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反对社会主义。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它是最接近于基督教精神的制度，最接近于某种基督教精神的制度，或者可以说，最接近于基督教教义的东西。基督教不赞成任何的社会制度，它承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制度都可能包含某些积极的因素。但倘若一定要我选择一种最好的制度，或者选择一种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制度的话，那么我将选择社会主义。我说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我还应补充说几句，在我看来，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它最终将通过某种影响在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获胜。这样的事正在精神方面产生。社会主义的精神，也就是平等的精神正在深入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今天，平等成了一种近乎自发产生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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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您是个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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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不是信口开河。近30年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30年前，谁能想象到殖民主义会日暮途穷呢？谁能想象到战争再也不能成为奴役别的国家的一种手段呢？谁能想象到社会等级制度再也不可能为人们心甘情愿地承认呢？谁能想象到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再也不使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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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如果您相信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您如何能管理世界上最富裕的教会中的一个教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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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它从来没有像天主教教会那么富裕过。但不管怎么说，教会不是一种反动势力，它不代表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说它常常表现右的倾向的话，那只能归罪于它的代表人物。教会的代表人物不等于教会本身，宗教的代表人物不等于宗教本身。您只要想想连神甫、主教、大主教和神学家也不能铲除人们心中的宗教信仰就行了！我可能是个过于乐观的人，甚至对天主教教会也给予积极的评价。近年来，由于乔瓦尼任教皇，天主教教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1年，当我应邀在罗马进行国事访问时，我接到了教皇的邀请。当然，我很想去赴约，但是我心中自忖着赴约是否合宜。我们之间的隔阂年代久远。我连一个天主教的神甫都没有会见过，更不用说我从未会见过一位天主教的主教！我自言自语道：“东正教教会的其他领袖将会为我和教皇的会晤而蒙受耻辱。”然而事情恰恰相反，事过不久，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阿泰那戈拉在耶路撒冷会晤了教皇保罗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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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教皇在一起，您感到自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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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是有趣的。可惜，受种种礼仪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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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哪些领导人在一起时，您感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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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以说，只有一些领导人。为数不多的领导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其他的领导人，我的印象都较为淡薄，他们之所以被视为伟人，只是因为他们领导着一个大国。杰克·肯尼迪[7]属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那副稚气的面孔着实讨人喜欢：他有着自己的尊严。另外，肯尼迪是个质朴、富于人情的人。我可以把铁托与肯尼迪并列。但我和铁托是朋友，我一想起我们两人之间相互的爱慕之情就感到愉快……他是个如此富有活力、思想鲜明的人。而且他又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您无论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告诉我一声。”他总是这么说。我也喜欢纳赛尔。至今我还记得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8]上与他结识的情景。那时，他第一次离开埃及，第一次乘坐非军用飞机，他是那么激动。我觉得这些都是感人的。至于卡斯特罗……我不知道。他有着一个领导人必备的某种气质。他当时对待我的态度就同他现在对待我的态度一样。果尔达·梅厄是个能力很强而有趣的女人，但是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我们曾见过两次面，但终于没有建立起友谊。苏加诺……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淡薄，他是个普通的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您还要我对您说些什么呢？我喜欢康斯坦丁[9]。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君主，我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长大的。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是我不能说这些，因为我不应该为他作竞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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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毛泽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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