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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一起离开希腊后，阿莱科斯选择了意大利作为他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斗争基地。这里有我们居住多年的家，从这里他出发去法国、德国和瑞典旅行。在流亡期间，他还从这里多次秘密回国，从没有被约安尼迪斯的警察发觉。1973年11月工学院的暴动以及屠杀学生的事件，造成了政变中的政变：约安尼迪斯夺了帕帕多普洛斯的权，把他抓了起来，并自定为希腊当然的主子。于是阿莱科斯的头号敌人成了约安尼迪斯。他使用一张假护照到达雅典机场后，马上采取自杀般的冒失行动向约安尼迪斯挑战。约安尼迪斯知道了，他寻找阿莱科斯，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像“红花侠”[4]一样，阿莱科斯总能逃过警察的罗网，在离开希腊前，甚至还寄了嘲弄约安尼迪斯的明信片。他在雅典停留的时间很短，只待24到48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同志们组织起来，爆炸几颗示威性的炸弹。他重新组织了希腊抵抗组织，特别重视以“老挝人民”命名的小组。这个小组从事最危险的行动，但是十分注意不伤害无辜者。他们投放的炸弹从没有造成牺牲者。在欧洲，他通过移民、民主党、新闻界、广播、电视和与他有明显联系的社会党的关系进行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夏季，即军政府由于自身的错误和无能而倒台。帕帕多普洛斯是狡猾的独裁者，是有政治头脑的人。约安尼迪斯却是一个无知的大兵，对政治懂得甚少。他们想通过推翻马卡里奥斯实现希塞合并，但马卡里奥斯却奇迹般的没有被杀害。这件事导致了土耳其入侵这个岛国。后来，当希腊几乎要与土耳其交战时，约安尼迪斯又劝说军政府辞职，作出了无可奈何和自相矛盾的决定，把政府交给了1967年帕帕多普洛斯推翻的反对派。卡拉曼利斯重返雅典，成立应急政府，形式上重建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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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阿莱科斯一起度过的11个月中，我经常自问，如果在他没有被害的情况下专政制度被推翻了，他会怎样行动。我认为政治只是他非凡的才华和势不可当的个性的一个方面。在他身上存在着民众的保护人和领袖的特征。这是千真万确的，是难于否认的。但是据我看，他的价值来源于文学才能，他真正的才华是诗的才华。他说“政治是义务，诗歌是需要”。他喜欢重复地说这句话并非偶然。总而言之，我认为他的民众保护人和领袖的才能在紧急的情况下要比在民主的正常状态下发挥得更好。他可能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当卡拉曼利斯重返国土后，他没有马上回希腊。直到8月13日，他谋杀帕帕多普洛斯未遂周年日，他才决定回去。这次回去使他重新与战斗结了缘，而与文学分道扬镳。雅典正在准备政治选举，中间联盟党马上给了他一个候选人的位置。他接受了。生命中重大事件的发生，包括他的去世，总是与日期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巧合：他是11月17日当选的，正好是他被判处死刑的周年日。当然，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多大的鼓舞，一星期后他又在意大利了，而且一如既往，继续频繁地回到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第二祖国的意大利。他的意大利语讲得很标准，能无误地用意大利文书写。他穿意大利式的服装，吃意大利式的饭菜，用意大利的家具布置他在雅典的住所，把它布置得与我们在佛罗伦萨的家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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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中，阿莱科斯很快就表现出他是个最好斗的议员。他不给任何人安宁，尤其不给国防部长埃万盖利斯·托西特萨斯·阿韦罗夫安宁，因为此人与前政权的关系不清。阿韦罗夫的权力超过卡拉曼利斯的权力，因为他有军队的支持，而军队里存在着发动政变的危险。阿莱科斯认为他对国家是一个威胁，因此每次发言时总是从这个含义上指责他。阿莱科斯知道有文件可资证明阿韦罗夫与前政权存在着勾结，以及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把暴政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将军、上校和上尉们清除出去的原因。这些文件保存在宪兵司令部的档案库里。这些文件在军政府倒台后神秘地消失了。1975年，在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阿莱科斯进行的主要活动就是寻找这些档案。对帕帕多普洛斯、马卡雷佐斯、帕塔科斯、约安尼迪斯以及对军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审讯，还有后来对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和哈齐齐基斯的审讯，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他保了密，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在那几个月里，关于阿莱科斯人们只是谈论他对被告们的高姿态。事实上，他一直为帕帕多普洛斯和其他人免于死刑而奋斗。他说：“在专政时期杀死暴君是责任，在民主时期宽恕是需要。正义不能通过挖掘坟墓来取得。”对曾经如此惨无人道地折磨过他的泰奥菲洛亚纳科斯作证时，他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的证词只持续了40分钟，以冷漠和毫不在乎的口吻提到了几起最严重的事件。他甚至宣布他的敌人已经不是戴着锁链、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而是新政权中的可疑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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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头几个月里，阿莱科斯掌握了宪兵司令部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文件。他还找到了有关他的党的一位议员德梅特里奥·察佐斯的材料。这件事使他决定退出中间联盟党，并以独立左派的身份留在议会中。可是，自从他把自己放在高傲的孤立地位时起，他始终面临的危险就成百倍地增加了。他成了希腊最令人不快的人了。对于奉行假的和不稳固的民主的主子们来说，他知道得太多了。再说，他又是如此勇敢而难以被吓倒。那么就得消灭他。他们就在他向议会提交文件的前夕消灭了他。地方法官在阿韦罗夫的唆使下禁止公布这些文件。于是阿莱科斯只得采取引人注目的举动，在议会里把文件交给卡拉曼利斯。他本应于5月3日星期一交出文件的，5月1日，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间，当他去格利法达妈妈家的路上，两辆汽车紧跟着他。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以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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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说一遍，这一切都是另外一本书了。我在此提一笔，仅仅为了说明在我采访之后有关他生活中的几件大事。这个采访记远远超出一个我所爱过的、也爱过我的、现在我仍然热爱着的人的自画像。四年来，我不得不把它当做一种精神遗嘱，当做阿莱科斯一直在寻找而没有找到的某种东西的解释。因为他所寻找的东西，也是每一个值得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对于上帝，我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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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阿莱科斯，看样子你并不高兴。这是为什么？你终于从那个地狱里出来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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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以下简称“帕”）：不，我不高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我知道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和荒唐的，但我感到的是烦恼而不是高兴，感到的是悲哀而不是高兴。就像上星期日当我听到从其他囚徒的牢房里发出欢呼声时的反应一样，我不去理会他们为什么欢呼，而只是想：“一定是有关大赦的事。帕帕多普洛斯正要发表宣言，为演出一场能使天真的人感动的大赦戏作准备。现在他不必胆战心惊了，至少可以装成不胆战心惊的样子。何况释放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又不要他花什么代价。”我想的是“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因为我不相信他也会释放我。星期一的早晨，当我知道我也将被释放的消息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喜悦，一点也不。我对自己说：如果他决定把我也释放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野心，意味着他的确想在宪法的范围内使军政府合法化，并设法得到他过去的对手的承认。监狱长走进牢房向我宣布：“帕纳古里斯，你得到了赦免。”我回答他说：“什么赦免？我没有向任何人请求赦免。”我又接着说：“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把我关进来容易，但是要把我弄出去就难了。在到达埃里特雷阿以前，你们又会把我关进来。”埃里特雷阿在雅典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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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你对他这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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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当然啰。我还能对他说什么？难道我应该对他说：谢谢，你很友好，请替我向帕帕多普洛斯先生致意？星期二发生的事情更糟了。你可知道，向罪犯宣读赦免会有一套特别的程序，要举行一种仪式。一队士兵手持武器，其他人都立正等候。快到中午的时候，尼科洛迪穆斯检察官前来参加仪式。他们让我从牢房里出来，把我带到大家都站在那里等候的监狱长住处的前院。我看见一把椅子，就立刻坐了下来。尼科洛迪穆斯不知所措，他惊讶地命令道：“帕纳古里斯！站起来！”“为什么？”我回答他说，“就是因为你要宣读一份被你称之为总统的法令，而对我来说不过是上校的一片纸吗？……不，我不站起来。不！”我继续坐着。其他人都站着，立正……而我坐着。即使他们把我撕成碎片，我也绝不离开这把椅子。他们不得不在我交叉着双腿坐着的情况下举行了仪式。我一直没有停止向他们挑衅。下午两点左右，当中校来带我出去时，我也向他进行了挑衅。“帕纳古里斯，你自由了。拿着你的东西。”“我什么也不拿，你拿吧。不是我要求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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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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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噢，他重复别人的话说：“一旦出去，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将发现甜蜜的生活，你会改变想法。”于是，他们像搬运工人那样拎起我的行李包，一直送到大门口。有趣的是，他们像搬运工人那样提着的一个行李包中，有我最近写的诗和我用来锯铁条的小锯子。尽管是微型锯条，但是能管用。他们已经17次发现了这些锯条，可我还总是能弄到手，当我离开博亚蒂监狱时，我有十来把这样的锯条。看见了吗？现在我还把它们留在身边。下一次……我一直在等着他们再来把我带到那里去。你还想让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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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当你出狱后，当你见到阳光和你的母亲时，那一定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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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当时我的眼睛好像瞎了似的。这么多年我从没有离开那座水泥坟墓，这么多年我没有见到空间和阳光。我已经忘记了太阳是什么样子的，而外面的阳光十分强烈。当阳光照到我身上时，我只得闭上了眼睛。后来我稍稍睁开一点眼睛，但只能睁开一点儿，我半闭着眼睛往前走。往前走着，我发现了空间。我已经记不得空间是什么样的了。我的囚室只有1.5米宽3米长，在里面踱步我只能跨两步半，最多走三步。重新发现空间使我晕头转向。我感到空间像盏走马灯不断地旋转着，我蹒跚地行走，几乎倒在地上。即使现在，只要我走上100米，就感到疲劳，并且不知道朝哪里走才好。不，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也不在乎。为了在这样的阳光和空间里往前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我突然在一片阳光和空间里看到了一个阴影。原来阴影是一群人，从人群里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向我走来，越来越清楚，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身后，出现了另一个人影，也向我走来。渐渐地清楚了，她是曼迪拉拉斯夫人，被上校们杀死的尼科福罗斯·曼迪拉拉斯的遗孀。我拥抱了我的母亲，拥抱了曼迪拉拉斯夫人，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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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于是你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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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不！我没有哭！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我们是不哭的人。即使哭，也从来不在人前哭。在那些年里，我只哭了两次：一次是他们杀害了盖奥尔加吉斯，另一次是他们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但是没有人看见我哭，因为我在我的牢房里哭。后来……后来就没有什么了。我同母亲、曼迪拉拉斯夫人和律师一起回家。在家里，我见到了一大堆朋友。我与我的朋友们在一起一直到早上6点钟，然后我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请别问我，在自己的床上睡觉是否激动，因为我没有激动。啊，要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变得麻木不仁，非常的麻木不仁。对一个在水泥坟墓里被活埋了五年，除了与毒打他、侮辱他、对他施加酷刑，甚至企图杀死他的人接触以外，与外界再也没有别的接触的人，你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是的，判我死刑以后，他们没有枪毙我。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埋了：是活埋，而不是死后埋葬。为此我藐视他们。他们有权枪毙我，因为行刺是我干的。但是他们无权把我活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些如今允许我睡在自己床上的小丑们只怀有愤怒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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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莱科斯，不要说这些了。你想回监狱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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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如果我们按逻辑看问题，我应该在到达埃里特雷阿以前就回监狱。从此时此刻起，从昨天，从前天，从阳光使我看不见东西那一瞬间起，我时刻准备着重返监狱。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需要我回监狱的话，我将高兴地回去。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再关进监狱？是因为我对其他人和对你说了这些话吗？但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怎么想就怎么说，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吗？难道帕帕多普洛斯不认为在希腊存在民主？让我留在外面对帕帕多普洛斯有利，他可以向世界表明他对我所说的一切毫不在意。如果他想巧妙地害我，那就应该让我掉下陷阱。他已经这样做了。在我出狱的第二天，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自己是学生，但是从他的发型就能马上看出他是军警。他告诉我，为了使帕纳古里斯获得自由，不久前他曾经杀死过一个美国人质，然后又向我索取机关枪。我喊着把他赶了出去，并马上给军警部打电话。我让一个头头接电话，这个人曾拷打过我。他不在，于是我向接电话的人说：“告诉他，如果他再派人来挑衅，我就宰了他。”天啊！他们在监狱里没能使我屈服，岂能让我现在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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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莱科斯，你不怕被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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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怎么说呢？由于他们想表现出自己是宽宏大量和民主的，在这个时候杀死我对他们不利。但是他们还是想这样做的。1970年3月，塞浦路斯解放战争的英雄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部长波利卡尔波斯·盖奥尔加吉斯被害不久，他们曾试图这样做过。那一天。正是我新的一次绝食斗争进入第五天，晚上7点左右，我突然听到一个响声，我的草褥子着火了。我趴在地上，喊着杀人犯、杂种、野兽，快给我把门打开。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来打开囚室的门，把我抬出去。在一小时里，草褥子着的火不断地在蔓延，蔓延……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连气也透不过来。当监狱里的医生，一个年轻的少尉来到时，我已处于昏迷状态。后来我听说，他要求立刻把我送往医院，但他们不允许。我在牢房里，在生死线上连续挣扎了两天。医生想方设法抢救我，后来终于把我送进了医院。军政府的人表现得非常冷淡。我经常昏厥过去，也无法讲话，因为我的胸口时时作痛，甚至呼吸都困难。48小时后，那个少尉医生得到许可，由比他年长的上级医生替我治疗。当他们看到我的状况时勃然大怒。军医的负责人说把我留在牢房里是犯罪行为，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表示抗议。不知后来我听说的是否确切，据说他还去找了武装力量总司令，也就是目前假民主政权的副主席奥迪塞奥·安杰利斯。他对他说，他们拒绝把我送进医院是犯罪行为，他要控告他们。由于他的努力，我终于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们发现我的血液中有92%的碳酐，并说我只能再活两小时，即使超过两小时，也难以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释放了泰奥多拉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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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泰奥多拉基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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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因为我那时快死了。在雅典，有一个法国人，名叫萨尔凡·斯克里贝。似乎他是为了把我带走而来的。当然，即使我很健康，他们也不会把我交给萨尔凡·斯克里贝的，何况他们为了杀害我，使我处在昏迷状态中。他们预计到我的死亡会引起公愤，于是就把泰奥多拉基斯交了出来。很有趣，是吗？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释放泰奥多拉基斯不高兴。他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罪。但是……这个故事还是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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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趣。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要杀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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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在发生那件事的前几天，他们拿走了草褥子，说是去“清除尘土”。他们很少这样做，每隔三四个月才拿走一次。当他们把草褥子送回来时，一个看守来找我。他是我的朋友，他问我：“阿莱科斯，你在草褥子里没有藏什么东西吧？”“没有，没有。怎么了？”我回答说。“因为我看见卡拉卡萨斯班长在草褥子周围摆弄着，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当时我对此没有介意。但是当草褥子起火时，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他们可能在中间放了磷或可塑性炸药这类东西。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那个卡拉卡萨斯。当然，他们指控我是自我纵火。但是，当我提醒他们此事发生前已经有六天不给我香烟和火柴时，他们知道事情不妙了。军警部的库特拉斯少校来看我，对我说：“如果你不向任何人讲述所发生的事，我向你担保我们给你去国外的自由。”因为我拒绝讨论类似的建议，十天后，他们又把我投进牢房。从那时候起，他们甚至不允许我母亲来看望我。至于我的律师，五年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我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也从未接到过我的信。这件事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行为是非法的和可耻的。很明显，他们害怕我把他们企图暗害我的阴谋公之于世。因此，我的一切信件都落到了监狱长的桌上，甚至写给帕帕多普洛斯的信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给帕帕多普洛斯写信是因为他是军政府的头头，给他写信是表示我对他的憎恶和鄙视。他们应该有勇气正式公布这些信，至少公开这些信。我给他写了那么多信，寄往各个地址。我还给宪法法院的院长写信。我给他打电报，向他控诉他们对我的暴行，并且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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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莱科斯，你现在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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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比看外表要差。我的身体不好，我感到没有力气，疲惫不堪。有时我虚脱。昨天发生过一次，刚从监狱里出来时也有过一次。我走不了路，走三步就得坐下。除此以外，身体上的很多部位，无论是肝、肺还是肾都不行了。他们带我去看过门诊，初步检查就不合格。星期一我得住院作进一步检查。多次的绝食使我伤了元气。你会问我：为什么你要进行绝食来折磨自己呢？在审讯过程中，绝食是一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也就是说，你用行动向他们表示，他们不能从你身上得到一切，因为你有勇气拒绝一切。我再说得清楚一点，如果你拒绝进食并向他们挑衅，他们就会变得神经质，一旦变得神经质，他们就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审讯。例如，在行刑的过程中，如果受刑者采取挑衅和进攻的态度，有计划的审讯就会被受刑者个人的斗争所代替。明白吗？也就是说，绝食能使身体虚弱，这样审讯便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对失去知觉的人进行审讯和上刑是无用的。三四天不吃不喝就能造成这样的条件；如果受刑后的伤口流血，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把你送进医院……啊，我对医院生活的回忆也是痛苦的。他们把塑料管子插入我的鼻孔，给我灌注营养。我受了很大的罪，尽管我感到赢得了时间。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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