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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的最后阶段，由于强迫仪式的消失和力比多因素逐渐克服和取代了攻击性的因素，莉塔来源于双重敌意——在负性的伊底普斯情结中对父亲的男性地位的敌意，在正性的伊底普斯情结中对母亲的女性地位的敌意——的焦虑开始减弱。在一次治疗中，莉塔拥抱和吻着小熊宣布：“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在游戏中，莉塔对玩具熊和玩具娃娃表现出一种母性情感，这表明小熊已失去了她在对父亲的敌意中作为赌注的意义，莉塔已返回女性伊底普斯情结的地位，因为她不再试图掠夺母亲的婴儿，因此也就不再害怕母亲的惩罚。这种焦虑曾出现于她的夜晚恐惧和她的整个行为中。分析使她克服了这一焦虑，并使她返回正常的伊底普斯情结成为可能，这将使她得以正常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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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莉塔的分析经过3—4个月，于1923年秋季因莉塔一家定居国外被迫中断。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克莱因能够获得莉塔的消息，并得以评价这次治疗的长期效果。她得到的反馈结果是：莉塔的强迫性症状已不再出现，焦虑得到了大大的缓解，抑郁性症状和不能忍受挫折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另外，她与父亲和弟弟的关系已经很好了。她与母亲的关系尽管仍存有矛盾，但是她的进步使她的母亲改变了对她的态度，至少妈妈对待女儿的态度不再是矛盾的了。1930年，即治疗结束7年之后，克莱因从莉塔的母亲那里获得莉塔的消息，证明“她继续令人满意地成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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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塔案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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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莉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克莱因分析技术中的4个核心要素已经出现：强调焦虑、解释移情、回溯到伊底普斯情结的“深度”解释和强调攻击性冲动。对小女孩莉塔的分析是其游戏技术建立的重要一步，极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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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次分析使克莱因迈出了其游戏技术之路的第一步，尽管当时她是无意地或为环境所迫而使用了游戏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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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这次分析，克莱因认识到，治疗不能在儿童的家中进行，因为儿童分析和成人分析一样，需要一个适宜的分析情境。由此，她把儿童分析转移到她的咨询室中，这是她的游戏技术建立的重要一步，也是她与当时其他的儿童分析者所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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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莉塔的夜晚恐惧中，克莱因发现了伊底普斯情结和超我的存在。她发现，伊底普斯情结本身具有前生殖欲期的形式。这使她在以后的儿童分析中重视对伊底普斯冲突的分析，并最终导致了她关于男孩和女孩的伊底普斯情结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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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莉塔这一病例中，克莱因还发现了原始的移情和儿童的施虐性。这使她后来得出结论，儿童的内部对象比外部对象更具严厉性和攻击性，因而儿童的移情主要是消极移情。揭示儿童的攻击性遂成为她的分析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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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塔的病例还使克莱因于1924年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伊底普斯情结是受断乳的口欲挫折激发的，引起了对象的改变，即从乳房转移到阳具。但是，直到1945年，在完成治疗的22年之后，她才对莉塔的病例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描述，并以此来论证她关于分裂（splitting）机制和修复愿望等新的理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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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引起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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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的对象关系理论曾受到“非科学”和“非精神分析”的攻击，她的治疗实践也曾遭到诸如“非人道”和“过于积极主动”等的指责。即使在克莱因去世之后，她的理论所遭遇的态度也是极端戏剧化的：有些人在阅读了克莱因的作品后，立即为其观点所吸引，并立志成为克莱因学派的管理者或治疗者；另外一些人则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感到一种强烈的厌恶而不忍卒读。克莱因的研究者格洛斯卡茨曾不无感慨地说，在精神分析史中，似乎没有哪一位知识女性像克莱因那样，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遭受到如此众多的怨恨和恶意的诽谤。然而即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克莱因的研究者甚至还认为，对克莱因的理论及其影响作出“盖棺论定”的评价尚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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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克莱因从一开始便被一种独特的激情牢牢抓住：思想与生命其实是合为一体的。因此，她那表面上曲折动荡，在深层次上却保持统一的思想历程：她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为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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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的一生太不可思议了！她个人的感情生活坎坷曲折，早年接连失去亲人，中年离异，晚年失去儿子且与女儿不和，然而她的成就和地位又是举足轻重的，可谓势不可当，出人意料，却又是水到渠成。在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关系上，克莱因竭力表现自己的忠诚，使自己保持正统的精神分析血统，然而由于她的创造性天赋、执著的性格及对工作的不妥协态度，决定了她必然走向与传统精神分析对立和分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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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成就和影响在时间上所造成的震撼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超人”来进行合理的解释。或者说，通过设想主宰其出生的命运和遗传因素来进一步理解。然而，笔者认为克莱因的卓越性恰好就在于，她告诉了我们，她的非凡就是天资、禀赋和对真理卓尔不群的追寻；她告诉了我们，生命的诠释方式其实很普通；她告诉了我们，我们的生命也能够通过自强不息来实现无穷的更新；她告诉了我们，你我都可能大有作为；她告诉了我们，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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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来自咨询与治疗大师的启示 [:170626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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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来自咨询与治疗大师的启示 温尼科特：充满创新精神的“儿童客体关系”精神分析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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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都是带着创造力来到这个世界，那就要创造。只有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对我们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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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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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W.温尼科特（Donald W.Winnicott，1896—1971）是英国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创新性地提出了许多全新的概念揭示儿童客体关系的发展，同时还提出了独特的精神分析治疗观，在很多方面颠覆了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理论。在理论上，他因提出“过渡性客体”而声名大噪，至今许多精神分析家仍然膺服这一著名的概念；而在治疗方法上，他发明的“涂鸦游戏”这种画图技巧为今天的无数咨询师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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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的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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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既是一名儿科医生，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他出生于英国德文郡普利茅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商人。1923年，温尼科特与艾丽丝·泰勒结婚，1951年离婚。同年又与埃尔希·克莱尔结婚。克莱尔是一名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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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在普利茅斯平静地度过了他的童年。像很多孩子一样，他从小志愿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并为此目标而不断努力研习医学，先后就读于剑桥利思中学和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一战期间，他在一艘英国驱逐舰上做实习外科医生，暂停了学业，到1920年才结束。1923年，也就是他第一次结婚的那年，他在伦敦帕丁顿绿色儿童医院谋得职位。在这里，他作为儿科医生和儿童精神分析师，一直工作了40年。他一直对儿科学、儿童精神病学，以及适合于父母、教师、社会工作者阅读的精神分析学的介绍感兴趣，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精神分析的论文。在他生命的后半期，他更倾向于研究儿童精神病学而不仅仅是儿童躯体疾病的治疗。这种转变也导致了他接受精神分析的培训。他最终成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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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温尼科特在伦敦死于心脏病。临终前在记事本上写下祈祷：“噢，上帝！让我死后如同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