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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梦显示出他在前天晚上宴会中的真正感觉。他感到焦虑,害怕他表现不够好,同时,他对某些人感到不满。他硬装出快乐的样子。他并不是真的快乐,而只是用快乐的表情来掩饰“他”真正的感觉,恐惧与愤怒。这种感觉令他不安,所以他觉得像在敌人总部的一名间谍。在他离开宴会时所表现出的忧伤,才是他真正的感觉。在梦中,这种感觉得以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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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并没有精神失常,也没有受到催眠;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和每一个现代人一样,有着焦虑,想要受到别人的赞许。他没有发现,他的快乐不是“他的”,因为他已经对虚伪的感觉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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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丧失自我、由一个“虚伪的自我”来取代真实的自我的现象,使个人陷于极端不安的状态。因为,由于他不过是反映了别人对他的期望,他已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他时刻在怀疑中。为了克服这种由失去自己个性而产生的恐慌,他被迫要显得和别人一样,想要不断地靠着得到别人的赞许,来寻求他自己。由于他不知道他是谁,至少他人会知道——如果他的确能符合他人的期望;如果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也就会知道了——只要他能相信他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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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自动地与他人“同一化”的这种行为,使得个人益发觉得无助和不安。因此,他准备服从新的权威,因为新的权威给予他安全感,使他解除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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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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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精神分析,勇于向自己所崇拜的人质疑,从而跳出了生物学的圈子,以更深刻的角度、更广泛的层面分析了人的心理和行为,并不仅仅把咨询的目标局限于来访者个人,而是构想了对整个健全社会发展过程的蓝图。他的理论也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虽然也有人提出,弗洛姆在运用马克思理论的时候误解了马克思的客观主义的角度,弗洛姆并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体系”,但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是一个十分有见地的学者,他对于自己崇拜已久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选取有用的部分来完善自己的理论。而且他并不只拘泥于理论的构架,还接受过非常严格的咨询训练,多次开过心理诊所,是一个地道的实干家。这样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犹太人,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心理咨询大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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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来自咨询与治疗大师的启示 弗兰克尔:生命意义的探寻者,“意义疗法”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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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真的有其意义,那么受苦也一定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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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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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铺天盖地,寒风凛冽刺骨。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正步履蹒跚地向几公里之外的工地走去。陪伴他们的不光有寒冷,还有比寒冷更可怕百倍的事情。一个人跌倒了,周围的看守立即跑上去拳打脚踢;一个人因为双脚肿大而穿不上鞋子,只能光脚走在冰雪中,他知道几个小时后寒冷可能让他失去几个脚趾;更多的人因为双脚冻伤,每走一步都要忍受着刀割一样的疼痛。此时此刻,他们的力量是弱小的,他们的处境如人间地狱,他们只知道此时此刻还活着而不敢奢求下一刻——他们就是二战德国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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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在命运如此悲惨的人群中,有一个人虽然身在此处,而思想和精神确是自由的。他脑海中正出现一幅画面:在温暖的教室中,灯光明亮,气氛宜人,面对着底下专心听讲的学生,他自己正站在讲台上给他们讲解有关集中营的心理学。在此刻,他跳出了所承受的痛苦,把集中营当作实验室,像做科学实验一样记录着、解释着被试——他自己和其他囚犯在集中营的行为反应。在集中营中他向受难的同胞和后人们展示了一个人怎样行使人类最后的自由——“我们不能选择所处的境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这个试验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生命的意义,不光为自己,也为一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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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1905—1997),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意义疗法”(logotherapy)的创始人。他所建立的学派成为当时继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大心理治疗流派。在弗兰克尔进入集中营之前,他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家和精神病学家,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从他早年就已经开始。在他走进集中营时,生命的意义始终是他坚持活下来的最强大动力,帮助他承受了非人般的遭遇和苦难。在他走出集中营后,这种意义哲学经受的种种极端考验成为意义疗法理论的强大支柱,也帮助和激励着无数丧失生活兴趣的人们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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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弗兰克尔在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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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和早熟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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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的出身非常贫苦,儿时一家人有时吃不饱饭。一次去拜访亲戚,他甚至去偷吃别人家的玉米。儿时的经历让他对寻求一种改变穷苦人命运的方法有着异常强烈的渴望。在这种渴望的引导下他开始对哲学感兴趣,以至于在走出集中营后的1945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同时他的心理治疗理论也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15岁的时候,他加入了专为穷人孩子开设的“人民自由学校”,选修哲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接触到了心理学。当时同在维也纳的两位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德学说令他着迷。他喜欢弗洛伊德是因为弗洛伊德认为他的学说不仅仅是治疗心理疾病,而且还要改造社会。这对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寻求治世之说的弗兰克尔无疑是一个重要启发。与此同时,同样在童年遭遇磨难的阿德勒的学说让弗兰克尔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尤其是在阿德勒德提出的意志自由的观点上,弗兰克尔十分同意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弗兰克尔成熟得很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自由与责任问题上有过很深刻的想法,他在15岁时做过“我们不但用言语,还要用行动回答生活提出的问题”的演讲。这些最早萌生的哲学思想成为他理论发展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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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弗兰克尔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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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无意义”之痛苦的青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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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是一个出心理学家的地方,这同它当时持续变更而又充满矛盾的社会局面有关,是这种社会局面孕育催生了心理学家。难怪有人说:“维也纳就是没有弗洛伊德、阿德勒和弗兰克尔,同样也会有其他的人。”当时的维也纳表面上奢华的生活掩盖不了人们心中的精神空虚和堕落。这种反差造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种种的痛苦,人们在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由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当时的弗兰克尔也经受着这样的痛苦,他把这种痛苦总结为自己无法找到意义的痛苦。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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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承认,我在年轻时曾因生活表面的无意义而陷入到绝望的深渊中,陷入到彻底、极端的虚无主义之中。但我拼命挣扎,像雅各与天使搏斗那样与之斗争,直到有一天我可以‘接受一切生活’,直到从此我对虚无主义产生了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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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兰克尔的理论中,他同意生理、社会和心理因素都很重要,但他更强调“自我中还有由精神维度决定的部分,允许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存在”。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免疫力是在他认识到自己生命意义之后最宝贵的收获,他对精神的力量开始关注起来。这段经历也让弗兰克尔对意义之于人生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发现了终极意义对自我的重要性。从此,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一概念陪伴了我终生,并使我经受住了集中营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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