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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皮尔斯，也就是那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弗瑞茨·皮尔斯（Fritz Perls），于1893年7月8日在德国柏林出生。他的父母属老式的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皮尔斯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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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小学时，皮尔斯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资，即使不做作业，也能拿到很高的分数，而且从不惹麻烦，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但七年级时，来了一个凶暴的体育老师，使得皮尔斯开始厌恶上体育课，进而厌恶上学，两次留级。也就在七年级，13岁的皮尔斯因不服管教被学校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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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挫折并没有终止小皮尔斯的求学之路。1913年，皮尔斯在家人期待的目光下进入了弗赖堡大学学习法律，因为他的叔叔赫曼（Herman Staub）正是一名杰出的律师。然而，皮尔斯此时已被弗洛伊德的理论深深吸引，他决定转专业。当时的皮尔斯不具备任何心理学背景，他甚至认为心理学是胡说八道，心理学实验室的创建者冯特说的都是疯话。所以他决定学医学。毕业后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皮尔斯成了一名战地医生，后来又成为官方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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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皮尔斯获得了柏林大学精神病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进入法兰克福脑损伤士兵研究所，担任K.戈德斯坦的助手。K.戈德斯坦十分注重士兵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知觉，因此，皮尔斯在研究所第一次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整体观的熏陶。同时，皮尔斯在研究所遇到了比他小12岁的劳拉（Laura Posner，1905—1990），他未来的妻子。可以说，法兰克福脑损伤士兵研究所是皮尔斯生命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在那里，他找到了学术方向，开始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看待心理治疗；也在那里，他找到了终身伴侣，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皮尔斯和劳拉于1930年结婚，生养了一对儿女。但实际上，皮尔斯的孤傲和我行我素，使得他的家庭生活远非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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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和劳拉，新婚后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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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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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1944年身着军装于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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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正值希特勒政权鼎盛时期，皮尔斯的家庭受到波及，于是携妻儿搬往荷兰，而他的大姐则死在了集中营。次年，皮尔斯又举家移民南非，并在那里待了12年。1935年，他建立了南非精神分析研究所，此时的皮尔斯开始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持怀疑态度。1941年，他写下《自我、饥饿与攻击》，于第二年出版。妻子劳拉为这部著作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承担了几个章节的写作任务，但是，她的名字自始至终都没有在书里出现过。此书销量并不好，弗洛伊德的一个朋友玛利亚（Maria Bonaparte）对皮尔斯说：“如果你不再信奉力比多理论，那你最好还是退出吧。”皮尔斯对此感到震惊：“难道力比多就是真理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依然自负。他说：“我确信，我知道得更多！什么？比上帝还多？对，对，对！”之后，他去参军，成了一名南非随军精神病医生，一做就是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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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皮尔斯在纽约遇到了精神分析学家霍妮、阿德勒和赖希（Wilhelm Reich）等人，并接受了他们的教导。1947年，皮尔斯与古德曼（Paul Goodman）、赫弗尔林（Ralph Hefferline）合作写下了《格式塔疗法：兴奋和人类人格发展》，这本书的销量就好了很多。皮尔斯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格式塔疗法不只是一时的热门，（这本书的）销量一年比一年好”。1952年，皮尔斯夫妇和古德曼共同创建了纽约格式塔治疗研究所，之后又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城市，并在迈阿密、旧金山、洛杉矶、以色列、日本和加拿大等地建立了格式塔疗法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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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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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和他的玩具“小Perls”，1970年于他成立的最后一个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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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皮尔斯搬迁至加州大索尔（Big Sur），担任当地的伊沙兰（Esalen）研究所的撰稿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几近刻薄的语气表示了自己对存在主义心理学感到失望，认为其使用了太多术语，太冗长了。1969年，皮尔斯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岛的科威恰湖（Cowichan Lake），创办了一个格式塔疗法交流学会。这是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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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的3月14日，皮尔斯因心脏衰竭于芝加哥路易斯安维斯纪念医院病逝，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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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不合格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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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在学术上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创立了格式塔心理疗法，成立了多个格式塔疗法培训中心，经手了多个当事人，积累了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在儿子史蒂芬·皮尔斯（Stephen Perls）眼里，皮尔斯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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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蒂芬出生之前，皮尔斯夫妇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拉内特·皮尔斯（Renate Perls），当皮尔斯发现妻子怀上了第二胎时，他坚决要求妻子去做人工流产。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妻子不愿意，她央求丈夫道：“生完这个我就不生了。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可以自己养活他。”皮尔斯这才答应留下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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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皮尔斯是一名德国的战地医生，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却成了南非的战地医生，他们的敌方正是德国。当然，战争不是皮尔斯所能控制和决定的，他别无选择。这一次，皮尔斯没有上一线，而是在当地的一家小医院当精神病医生。轮到自己休息时，皮尔斯会载着全家人自驾旅游。一路上，车里没有欢声笑语，没有趣味游戏，皮尔斯和他的家人几乎没有任何语言交流，这是一趟又一趟沉闷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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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年的一次现场采访中，史蒂芬说道：“他（父亲）回不回家真的没什么不一样，我也不记得自己和他有过什么交谈了，只知道他在忙他的《自我、饥饿与攻击》。”这时，观众席上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声，史蒂芬说：“有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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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对儿子的关心少之又少，儿子在学校足球队是活跃人物，还从各高中足球队主力中选拔了一支纽约全明星足球队，但是，皮尔斯对儿子的所作所为置若罔闻，他甚至没有看过一场儿子参加的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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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那么一次我觉得自己对他还是有用的”，当时，皮尔斯正试图验证图形的平衡和中心点，他需要一些固定的点，于是，他找来一把铲子，交给儿子，让儿子举着别动，就这样，小史蒂芬举着铲子，站了整整十分钟。“这是他（父亲）难得的几次需要我的时候，虽然这种小事并算不上什么，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我作为一个举着铲子的小点，被放进了他的书里，这对小时候的我来说，还是相当引以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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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很少和儿女一起用餐，他可以算是个工作狂了。他和妻子劳拉经常在家里工作，会见当事人或者与学术上的伙伴一起交流讨论，此时，是皮尔斯最兴奋、最容光焕发的时刻。他要求儿女在他工作时保持安静，不许大声说话，更不准打闹。他则优哉游哉抿着咖啡，享受着学术思想互相碰撞产生的火花带来的温暖。相比之下，家庭的温暖似乎并不是一件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倒是皮尔斯家的常客P.威兹（Paul weisz），一位格式塔疗法研究者，经常和皮尔斯的儿子相谈甚欢，尽管只是聊聊天气而已，因为皮尔斯根本没有灌输给儿子任何心理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