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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验家庭疗法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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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的经验家庭疗法，在某些方面跟那些重视“治疗关系”的其他取向并无不同。读者如果稍作回想，将会记起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以及“完形”等个体取向的治疗法，都非常强调治疗者的个人特质，并认为治疗关系的品质影响疗效甚巨。经验家庭疗法运用了许多“关系导向”的治疗法，例如，依靠同情心、互动、投入与实验来了解家庭的动力，以及创造一些能促使家庭产生活力与改变的经验。很清楚的是，惠特克特别强调治疗者的自我察觉，以及充分利用治疗者自己与受辅导的家庭产生“会心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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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主张“无理论”（non-theory）的想法，似乎预言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即对抗强势文化以及改变社会那些标准化和固定的运作制度。事实上，女性主义者认为惠特克乐于跟父权社会的家长制对抗，也乐于完全改变角色形态与角色定义，使其中的意义性颠倒过来。惠特克在治疗中，与男性的面谈几乎比任何其他的治疗者还要多，而且最能够立即掌握对方的弱点。他出名的地方是，他会告诉男性当事人说，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无法忍受对生小孩的女性的嫉妒，女性必须不断地奋斗才能养活他们等。在“费城儿童辅导中心”（Philadelphia Child Guidance Clinic）的一盘录像带里，因当事人表示他从此不再接受母亲的任何恩惠时，惠特克立即说，“是的，我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太太的工作是如此令人伤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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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启迪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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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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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将“杜德一家”视为家庭会谈的一个实例，他们接受了一个家庭治疗组为期一个月的治疗，该治疗组成员包括一名心理学家和费城儿童指导诊所的一位学生社工。这里记录的会谈过程具有所有实证方法所固有的问题，即在此之后，采访者再也没有和这个家庭、也没有和治疗者接触。采访者的听众有两个——寻求治疗的家庭和正在接受培训的专业听众。采访者所采取的干预措施也是同时针对环境和目标的。然而，这一实证会谈还是可以引出采访者的风格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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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接受杜德一家具有挑战性的案例。他通过假定每个家庭成员都能接触到的、并被扩展了的“现实”，来寻找可以改变他们的着力点。他支持家庭成员对各种情境的反应，传达出他自己对他们试图处理这些情境的努力的尊重感。他“加入了”这个家庭，在着力点和挖掘潜能上花费了他很多时间。在一年半后，杜德夫妇将他描述成“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他们自己也更加自尊，更加相互尊重。惠特克认为这并没有发生改变，而只是自我膨胀；并不是因为夫妻之间的另一方需要它，而是一方这样做自我感觉良好。例如，杜德先生认为自己温和、安静。惠特克问：“当你真的变得强势时，你妻子有没有被吓着？”他又对杜德夫人说：“他强势时你就弱了。他采取了你的方式，而你采取了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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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与控制欲强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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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是关于一个安静的、但被吓坏了的11岁男孩，他被控制欲极强的母亲所主宰。惠特克探索一个人内心里经历各种情感的可能性，这个人可能会认为，与他互补的家庭其他成员会具有这些特质。惠特克问：“玩牌时你有没有打过她？她怎么反应的？她受伤没有？”一会儿后，他又问：“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你妈妈的妈妈？从没有过？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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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没有直接挑战母子的亲密关系，而是试图通过扩展参与者的自我感，来改变人际交往的“神经腱”。他通过增加夫妻间的交往来增加他们的亲密度，从而将母子在一定程度上分隔开，并降低母亲的中心位置。通过这种策略，家庭成员的经验都会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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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与他们母子的会谈使用了“换爱丽丝的房间”这一有趣的技巧。会谈间，惠特克一开始就作为一个非常强势的角色出现，接着，他移到地板上。一旦他显得又小又矮，其他人的形象就提升了，变得更加强势。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又逗乐婴儿，于是在这样一个平时控制严格、充满罪恶感的家庭里出现了友好温和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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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夫人 杜德先生（正在给婴儿一个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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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临床治疗者） 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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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舒华兹 （临床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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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 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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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前20分钟的参与者就座图。开始时，心理学家事先向惠特克博士详细报告。年幼的孩子们也在场：有9岁的凯西，7岁的大卫，还有那个婴儿。观察者从单向镜后和视频监视器中进行观察，不让他们出现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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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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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一家”在接受治疗时，惠特克坚持必须全员到齐，争吵只能发生在治疗室中。同时，对于家庭成员们的发言顺序、内容，甚至是座位安排，都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关键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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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父亲达维和母亲若菱都认为造成家庭冲突的主因来自于他们的女儿晓雅。他们不仅对她严加管教，在屡劝不听、冲突未见改善的情况下，还带她去看心理医生，而这位心理医生所秉持的便是所谓“精神分析”主流，不断地想要“医治”晓雅；但在晓雅心中，反而觉得她和父母都是“一伙的”，这样的治疗等于是对她的惩罚。晓雅在父母心中，生活习惯紊乱，大逆不道，难以管教。母亲若菱总是出于“关心”去叨念或干涉晓雅，而晓雅则是激烈反抗，母女俩在家里，大小争吵不断。“在开头之后，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你自己，只听到争吵……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完全的你，一个独立个体的你。你似乎迷失在争吵中。母女俩人面对争吵时，同样都极为无助，她们不得不攻击对方；同时却也痛恨这种争吵的过程。因为她们互相视对方为麻烦的根源，无法体察到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而达维则似乎成了“夹心饼干”，一方面他觉得妻子似乎管得过多过严，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女儿应该多体谅、尊重她的母亲，故而立场总是摇摆，莫衷一是，变成两面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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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成员，第一次治疗中被全家人“默许”不必出席的小堂，则有自己的想法，也对这些情况很了解，但后来他偏向于采取轻视和保持“局外人”的态度。或许，这也是一种相处模式，但到了现在，这样的相处模式却似乎变成家庭气氛不安的另一个不定时炸弹。小兰，作为达维夫妇最小的女儿，虽然年纪最小，但当家庭成员因冲突而各自选边站、变成“一边一国”的时候，她也难以幸免被卷入。他的哥哥小堂会欺负她，因为他视管教他的父母和妹妹为“同一阵线”。她害怕父母之间因为晓雅而争吵，更担心晓雅因为母亲的压力而“永远不回来”。“他们都努力保守一些秘密，但显然每个家庭成员却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想要隐藏的、害怕别人知道的，就是他们的苦痛；在这样的疏离、隔绝中，他们全都感觉到非常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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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谈的过程中，惠特克仿佛在和这个家庭的每位成员“过招”。更贴切的形容是，他不是在面对每个成员，而是在面对一只“大怪兽”。惠特克透过对话，渐渐点出了这个家庭冲突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老是引起争吵的晓雅身上；晓雅只是代罪羔羊，而真正的主因是她的父母——达维和若菱日渐疏离的夫妻关系。“大多数人，包括心理治疗者在内，都抱着一个梦想而结婚，以为婚姻能使我们得到滋润、照顾、关爱和同情，甚至一些婚前无法由家人那里得到的良言美意；以为婚姻能使我们获得更多自尊，使生活更容易、更安全。婚姻刚开始时的确如此：夫妻形成一个关系紧密、互相依赖的一体，以各种方式相互扶持，例如劝告、同情、抚慰、教导等，好像彼此有很多可以给予对方的。”“但好景不长，给对方心理治疗的计划和最初取悦怜爱的热度，会被错综复杂的因素冷却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夫妻在依赖关系中，常因害怕失去自我认同而感到恐惧。一如在过去成长期间，他们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在原生家庭中失去自我。夫妻便开始疏远，不信任对方。这种不信任其来有自，谁能放心地信任那个你得在你们二人关系中挣扎支配权的另一半呢？”此时，如果夫妻双方都能保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并且忍受短时间的孤独，问题也许就解决了。他们可以克服依赖感，对于婚姻也不会觉得那么威胁。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常常会寻找一个替代品来取代依赖感。因为惧怕亲密而互相退却，然后找到一个替代品：达维过度投入工作，若菱则过度关心孩子和母亲。但婚姻中的互相依赖感和其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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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维夫妻关系出现的问题，以及衍生到其他家庭成员身上的问题，都是惠特克所要一一分进合击的。惠特克形象生动地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整个家庭，在这场‘家庭舞蹈’中，每个人都无法不用复杂而又痛苦的方式去跳舞。他们仿佛感觉自己脚上正穿着一双钢鞋舞动，步步都踩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脚上。”“冲突，就是全家发出的求救信号。”前来治疗的家庭都自有其结构、情绪气氛和常规；这些都是经过好几年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对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有意义。但同时也是非常痛苦的包袱。家庭因为这些包袱而受苦，但这些包袱却在家庭成员的世界里给他们带来熟悉感以及可控制、可期待的稳定感。“大部分的家庭只是让不愉快继续下去，从不设法脱离这种卢梭所说的‘沉默的绝望’。这让我想到我家的冲突。”当问题一直无法获得解决，在潜意识里家庭成员就会用一些方式，针对某个对象，将冲突扩大。他们采取扩大事端的作法，虽有其谬误，但他们求生存的意志却不可摇撼。事实上，那正是在危机背后所驱策的一股强大力量。当家庭要寻求改变、放下包袱的时候，相应的也会产生极大的不安。需要支持和肯定，才能继续走下去，而治疗者就扮演了这样的支持和协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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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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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相信治疗过程中的“个人投资”。除了治疗过程中的个人投资外，惠特克似乎并不十分清楚为何他的治疗有效。他讲述了他治疗一个10岁男孩的故事：在整个治疗中，男孩拒绝说话，始终盯着空中看。治疗程序包括，每周为男孩打开门让他进来，治疗者坐一个小时而男孩站着，然后打开门让他出去。10次会谈后，老师打来电话说，男孩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她很是惊讶。他不再烧窗帘，也不再干其他捣乱的事。老师问：“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做到的。”惠特克透露说：“我没有告诉她，这是个专业秘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惠特克还回忆起一个从2岁起就不说话的8岁男孩。治疗为期6个月。每次会谈中男孩都不说话，两人来回地掷足球。惠特克说话，男孩听。最终，惠特克感到挫败，就告诉孩子妈妈，他无能为力，终止了治疗。3周后，母亲打电话来说男孩开始说话了。每当惠特克认为他有了如何进行有效治疗的答案时，发现他不能丝毫不差地“复制”这个过程。他表示，每次互动都是不同的经历。“我认为是上帝在帮助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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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家庭治疗“也促使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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