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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有一颗博爱、善良的心，通过与来访者的信件往来，他真心诚意地记住每个人，把他们放在心中，像朋友一样的交谈。他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绝对权威，不是让来访者感受到一种不平衡，而是让人很亲切、很舒适。他是一个注重平等，不愿受传统文化、习俗等约束的人，他更注重个体的全部生活经历和体验。在引领叙事治疗的运动中，他不仅依靠极富想象力的创造性思想，而且还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坚持——在人们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发掘出他们的闪光点。他不断地挑战来访者的消极信念，用他的乐观感染着人们朝更健康积极的方向去诠释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人们的生活是靠“叙事”而建构起来的。怀特相信，故事不只反映生活，更要塑造生活。把自己的经历变成故事，这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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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普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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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同身受”难达成，共同合作显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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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普斯顿碰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患有“营养不良大疱性表皮松解症”（DEB）。这是一种罕见的由于基因缺陷而引起的疾病，轻微的压力或触碰就会很轻易地引起患者皮肤起泡或破裂，非常折磨人。唯一能缓解痛苦的方法，是用剃刀刀片切割皮肤。通常父母要先清理孩子的皮肤，再进行包扎，实在苦不堪言。对于这样的病痛体验，艾普斯顿认为是没有办法达到“感同身受”的，即使再怎么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也不能体验到那种痛苦。毕竟，人与人之间的经历、体验、信仰、思想有差异，有些处境或困境不是你所能掌握的，尽管你可以努力地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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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艾普斯頓决定用人种学作为咨询的基础，而不把自己看成“专家”来给来访者咨询。这是因为，专家总是会用尽他们的专业知识，坦白地承认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减轻病症。艾普斯頓还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怎么可能要求处于危险中的人们停止呼救而依靠他们自己呢？除了奇迹之外，能提供什么东西去取代被抛弃的医学治疗？如何展开不同的人际关系与痛苦的关系？于是艾普斯顿提出了“共同研究”的方向：它与传统的临床应用完全不同，融合了来访者与治疗师的观点，将问题与人加以分离，让来访者及其家人都参与进来，并提出关于问题的新知识，让人有一种团队合作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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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阿什利，不到3岁时就患有“DEB”。艾普斯顿运用共同研究的思想，发展出由艾普斯頓、阿什利和他的父母共同创造的“知识”。他给阿什利和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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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知识跟不上不断变化的问题，很多人都找医生寻求帮助，但都失望而返。与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如提出一切你想到的、意识到的问题，最好是能体验到的。平衡，在这里起到很大作用。很多人都试图寻找正确答案，但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父母监督与孩子自我监督之间的平衡，能从更灵活的、创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以及进行学习。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当学习新技能时，一开始需要95％的父母监督，逐渐掌握后，就变成95％是阿什利自我监督，父母给予5％的监督。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监督比例的平衡，同时也反映了阿什利的成长和能力水平。所以，没有所谓正确的答案，只是平衡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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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阿什利和他的父母面临着如下三个平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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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母监督/孩子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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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被削弱的恶性循环是这样的：如果父母过度监护有疾病的孩子，那他们的自我监护就少，这将导致他们变得更加脆弱。父母也会忽视自己的生活，而整个家庭都围着孩子的健康问题转。反之，家长让孩子自我监督多一些，孩子让家长监督他们少一些，便能达到能力增强的良性循环。阿什利现在才3岁，如果他会伤害到自己，这时就需要父母的监督，不过同时也要给他一定的空间进行自我监督。然后到了4岁时，这种监督的平衡又会有所不同，要随着年龄与能力的变化而适当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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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加压力/减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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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当天的身体状况，适当施加压力。如果阿什利今天状况良好，就给他施加压力，比如让他收拾玩具；反之，则减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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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敏感/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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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对自己敏感而对父母周围的事情不敏感；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孩子敏感而对自己和夫妻关系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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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人的“档案”重新解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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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档案”是对来访者咨询过程的记录，包括来访者对自己经历的叙述。艾普斯顿认为它要优于“感同身受”。因为与读者有着相同的症状，感受到的痛苦都很相似，可以从他人的经历中得到启发。通常，专家的文章只会让他们害怕，病情加重，而“我是厌食症患者”这样的自传型档案，不会让读者轻易逃避。那些对厌食或暴食带来的恐惧与折磨进行顽强抵抗的档案，会给很多人以鼓励。艾普斯顿指出，档案不是正确答案，不是药方，而是一种鼓舞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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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厌食症的爱伦·威斯特这样描述生活中的恐惧：“我一点都不了解自己，这是非常可怕的。我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一样面对自己，害怕自己，时刻感受不到安全，生活糟透了，充满恐惧，只有无尽的折磨，生活就是监狱，我希望受到折磨，实际上我每时每刻都在折磨自己。”最后她自杀结束了生命。根据她的“档案”，艾普斯顿分析指出，如果她能以“反厌食”的立场来说话，就很有可能认真地拒绝厌食症，而不是承认是她应得的：厌食，你为什么要搞得我如此混乱，矛盾重重？当我下决心时你就突然出现，你为什么要阻挠我的食欲和爱好？如果我和与我一样想法的其他女孩一起反思，你是怎么把我们引进这个充满折磨和痛苦的牢房般生活的，这样我们就能对付你而不是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吗？这里，艾普斯顿把厌食症“拟人化”，与其展开对话，即对它拒绝和批评，而不认为是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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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普斯顿在分析档案时喜欢提的问题是：她对厌食症的叙述，你有何想说的，有什么启发吗？你对厌食症视而不见的情况有吗？是否激起你反厌食的想法；如果是，怎么有这种想法的呢？不论什么方面，你能把自己的经历与她的描述联系起来吗？艾普斯顿指出，这种提问方式会让大多数人产生共鸣，尽管可能不会达成某个特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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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对厌食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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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普斯顿：罗宾，你能告诉我，你第一次是如何看清厌食的真面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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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我和父母发生了一次争执，这之后就不吃东西了，就像启动某个开关，我变得非常难过，决定藏在后院的游泳池旁。我看到它丑陋的一面，吓唬我的无知，同时我也能面对它，它真的是个恶魔，我能感受到它的撕咬。我们争斗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开始觉得恐慌，为自己吃了食物而内疚，身体感觉很不舒服，内心恐惧。但是后来我第一次看清它的真面目，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可怕的东西。它拥有恶魔般的力量，但是我有一种能够与之抗争的力量，我祈祷自己的决心变强，最终我赢了，但这不完全属于我的斗争。（这里把厌食症看作魔鬼，怪物，自己与它作斗争，其实就像小时候妈妈哄小孩那样，小孩生病了，妈妈就说“痛痛飞走啦”，把病痛比作可以飞走的、和人自身可分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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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停了下来，显得非常放松，平静，进一步总结说：“我现在已经看清它了，它不会再回来了。我见过它令人恐惧、狡猾的一面。认清厌食的真面目是很重要的，我想我对它的底细已经很清楚了。每当它来欺骗我，我只当是骗局。16岁，正值少女花季，厌食便支配了自己的生活，没有决定的权利，让我远离希望和梦想，与世隔绝，变得消极，逻辑混乱，就好像我虽然活着，却无权干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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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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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38岁，自从一次被性侵犯后，她就得了厌食症，被开除教藉，禁止进教堂做祷告。艾普斯顿会见她时，让她读了罗宾的档案。下面是艾普斯顿写给她的信，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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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清楚在“反厌食”上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次见面中，你说有些不可思议的体验，宗教上的体验，它能给予你反厌食的特殊能量。这些想法和罗宾的很像。反厌食的能量为什么会让你产生新的想法呢？你认为这些能量是反厌食的表现吗，它与厌食在进行抗衡吗？你说你活了这么久，肯定有某种意义，你说你是一名战士，经历这么多的疾病仍然存活下来。你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尽管还很迷茫。厌食告诉你你不配有信仰吗（逐步把厌食症外在化了）？它试图要夺走你的灵魂吗？你的未来使你振作起来了吗？你能记录你所迈出的第一步吗？因为第一步通常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显得微不足道。厌食使你失去谈话的能力，只是让你相信你只是一名厌食症患者，其他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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