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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勒姆·宾厄姆不同的是，萨沃伊并没有什么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从俄勒冈大学退学了。不过萨沃伊和宾厄姆拥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青年时期都经历过信仰危机：到底要不要抛弃现实生活中的物质享乐，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宾厄姆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他的父辈和祖辈都是新教传教士。实际上，宾厄姆在耶鲁大学读本科的时候，真的纠结过自己要不要也做一名传教士。“我受到引领，要重新献身于侍奉我主上帝，”年轻的宾厄姆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使命就是为基督拯救灵魂……哦，父亲，请为我祈祷圣灵的力量会让我远离所有不义之事。我真心渴望遵从他的旨意。”[3]然而，获得本科学位仅仅六个月之后，宾厄姆遇到了未来会成为他妻子的人。那之后不久，他的人生目标就从拯救人们的灵魂转变为了更加世俗化的追逐名利、地位和财富，等等，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很多，其中一种就是去秘鲁寻找失落城市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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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宾厄姆一样，萨沃伊也曾感受到类似的宗教召唤。他还在上学的时候，曾经产生了一种强烈地想要成为天主教神父的愿望。然而，萨沃伊在大学里的某一门宗教课程中写了一篇角度独特的论文，其中对基督信仰和其他一些宗教进行了对比。结果至少有一位教授将萨沃伊的观点认定为“异端邪说”。年轻大学生的一个神父朋友建议他暂时休学一段时间。萨沃伊于是离开了，之后也再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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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几家小报社里做记者和编辑，几乎走遍了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在他逐渐磨炼自己的写作技巧的同时，萨沃伊发现自己对于美洲的原住民文化和当地的考古越来越感兴趣。萨沃伊后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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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俄勒冈考古学会的成员，经常会参加周末进行的挖掘活动。经过一天辛苦的搜寻之后，如果能找到几块破碎的骨头或是一些箭头，我们都会感到欣喜若狂。不过我后来厌倦了挖掘活动，而是开始进行考古摄影，这项工作让我有机会到处游历，更符合我的本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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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他的婚姻走向终结，他的财务状况也很糟糕，萨沃伊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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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三十的我心中充斥着不安定，比起我真正想做的事，完成学业显得索然无味。“为什么不到墨西哥或南美洲去探寻失落的城市，就像你一直渴望的那样？”我这样问自己。作为一名记者和摄影师，也许我可以作为自由职业者写一些配图文章，找一些能够学到考古学、人类学相关知识的工作。我越想越心动，于是下定决心出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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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沃伊最后来到了利马，他很快就在《秘鲁时报》（Peruvian Times）找到一份兼职，这份报纸是一份英文周刊。接下来萨沃伊又成立了一个名叫安第斯探险家俱乐部的组织，并由他本人担任主席和首席探险家。那之后不久，萨沃伊结识并迎娶了被称为“多利”的埃尔维拉·克拉克·卡瓦达（Elvira “Dolly” Clarke Cabada），她出身于一个有钱有势的秘鲁家庭。1960年，这对夫妇带着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哈米尔（Jamil）在云盖镇（Yungay）定居。这个镇子不大，位于秘鲁中部巍峨的布兰卡山脉脚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白色山脉”，它是安第斯山脉的支脉中非常壮观的一条。萨沃伊选择云盖镇定居是因为这里靠近古老的查文文明（Chavin civilization）的中心，这个文明在大约三千年前兴盛过，引起了萨沃伊浓厚的兴趣。几十年前，一位秘鲁考古学家胡利奥·C.特略（Julio C.Tello）提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理论。他说查文文明也许并不是如人们传统认为的那样起源于安第斯山脉之上，反而有可能起源于安第斯山脉以东、亚马孙河上游流域的丛林中。这种与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的思维令萨沃伊非常着迷。实际上，特略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萨沃伊的整个探险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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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再一次给了萨沃伊重重一击，不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危机，更让他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海拔两万两千二百零五英尺的瓦斯卡兰山（Huascarán Mountain）是秘鲁海拔最高的山峰，在1962年1月10日这一天，山峰表面的冰雪突然松动，进而发生了大规模的雪崩，吞没了附近的兰拉赫卡村（village of Ranrahirca）。超过四百人在这场雪崩中丧生，随后在幸存者之中又暴发了疫病，萨沃伊年仅三岁的儿子哈米尔被感染，最终不幸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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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孩子当然会让很多父母感到震惊和哀伤，然而萨沃伊心中的哀伤似乎触发了他世界观的根本性改变。虽然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是萨沃伊一直没有放弃他对神学的兴趣。实际上，他在秘鲁安顿下来之后没多久就创立了一个名为安第斯神秘集团（Andean Mystery Group）的组织，类似于某种新时代教派（New Age church），不过这个术语是在又过了很久之后才正式出现的。萨沃伊就是自己的教派中一位受任命的牧师。此时，受到突然失去爱子的打击，从来不知道自己亲生父亲是谁的萨沃伊开始向他的宗教团体宣称自己的儿子哈米尔实际上是第二个基督，而他本人就是新弥赛亚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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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出版的《哈米尔：孩童基督》（Jamil：The Child Christ）这本书中，萨沃伊向世人宣称他的儿子哈米尔刚刚出生之后，还是婴儿的哈米尔就告诉自己的父亲他就是新的弥赛亚——这个信息当然是通过某种非语言的途径传递给萨沃伊的。此外那个幼小的婴儿还告诉萨沃伊自己不会在人世久留，但是他的父亲，也就是萨沃伊，已经被上帝选定为自己的信使。萨沃伊还写到哈米尔在去世之前向他解释了许多关于人性的精神层面历史的细节，后来萨沃伊把这些内容都仔细地记录下来，形成了一套名叫《哈米尔的预言》的七卷本著作。就如基督被犹太人认定为异教徒，但是被少数追随者认定为救世主一样，萨沃伊也相信自己并不是什么异教徒，而是上帝选定的给全世界的基督徒传信的信使。萨沃伊多年来对宗教的研究显然突如其来地进入了鼎盛时期。三十四岁的探险家吉恩·萨沃伊此时变成了能直接与上帝交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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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萨沃伊也在重演自从宗教在地球之上出现开始，成百上千种宗教的创始者们都曾经做过的同样的事。他毕竟曾经是学习宗教专业的学生，而且一直对不同信仰之间的比较研究很感兴趣。《旧约》中的上帝曾以燃烧的荆棘丛的形象向摩西“现身”；类似的，穆罕默德也告诉自己的追随者天使向他“现身”，指示他创立新宗教伊斯兰教。摩门教的创始者，二十二岁的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同样对世人宣称他在1827年被天使带到纽约帕尔迈拉（Palmyra）附近的一个地方，并从金板上抄下了《摩门经》（Book of Mormon）的内容。因此，吉恩·萨沃伊很清楚，宗教往往都是以崇拜某一个充满感召力的领袖的群体为最初形式的，而这个领袖要能够给他或她的追随者提供一种获得更高级别精神满足的新方法。世界上伟大的宗教都是由小群体渐渐发展成宗派的，再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加上神学理论的不断完善，这些宗派才能继续壮大，最终形成自己的教会。萨沃伊之所以会声称上帝在他已去世的儿子还是个婴儿时曾通过其与自己交流并选定自己为上帝的信使，无疑是因为认识到这样的说法至少同之前任何宗教声称的神迹一样正当有效。实际上，萨沃伊就是打算创立一个基督信仰的新分支，将他已去世的儿子奉为新的弥赛亚，他自己则成为和上帝有直接联系的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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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着发展自己的精神理论的同时，萨沃伊也没有停止对秘鲁古老文明的世俗性研究。毫不意外的，萨沃伊也对秘鲁此时最著名的遗迹马丘比丘的历史感兴趣，于是他开始阅读宾厄姆对于自己在1911年发现遗迹过程的记述。就像他对于被广泛接受的宗教真理心存疑虑一样，萨沃伊对于这种已经被接受的古代秘鲁历史的正确性也充满怀疑。他很快就意识到宾厄姆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马丘比丘就是曼可的失落城市比尔卡班巴。在阅读宾厄姆关于这一题材的最后一本畅销著作《印加人的失落城市》时，萨沃伊尤其震惊地发现宾厄姆其实承认了在自己发现的诸多遗迹中，对于两处真实身份的认定是让他感到困扰的：一个是位于海拔八千英尺之上云雾林中的马丘比丘；另一个是海拔只有四千九百英尺的丛林中的伊斯皮里图大草原。“这里会不会是卡兰查神父口中的老比尔卡班巴？”宾厄姆在提及伊斯皮里图大草原遗迹时写道，“会不会是那个‘偶像崇拜的中心，还有各种巫医，［他们］最擅长行令人厌恶之事’的地方，也是修道士马科斯［·加西亚］和迭戈［·奥尔蒂斯］费尽千辛万苦前往的地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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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符合这样描述的是马丘比丘？萨沃伊为宾厄姆最终得出的一种怪异的折中答案而感到诧异。宾厄姆提出实际上曾经存在两个比尔卡班巴：伊斯皮里图大草原的遗迹和马丘比丘的遗迹都是比尔卡班巴。宾厄姆还说最后的几位印加君主可能确实暂时在伊斯皮里图大草原居住过，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马丘比丘就是“老比尔卡班巴”，或者称之为“主要城市”，那两个修道士想要进入的就是马丘比丘，图帕克·阿马鲁和他最后的追随者们也是在马丘比丘坚守到最后的。正如宾厄姆在他最后一本关于这个题材的著作中写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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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认定其为失落的城市老比尔卡班巴的这片遗迹镶嵌在马丘比丘山峰下一个狭窄的山脊上，这里被称为马丘比丘。这是因为当我们发现这里时，人们已经不知道这里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了。虽然没有人质疑这里其实就是古时的比尔卡班巴的遗址，但是这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名字还将被沿用下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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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宾厄姆言之凿凿，还是有不少学者怀疑宾厄姆的理论很可能是错误的。维克托·范哈根就在他的著作《太阳之路》里解释了自己如何考察了西班牙人特使修道士加夫列尔·德·奥维多（Gabriel de Oviedo）描述的在1571年前往比尔卡班巴时所走的路线，从而发现要抵达比尔卡班巴，修道士先从马丘比丘所在的乌鲁班巴河下游过河，然后进入比尔卡班巴河谷，接着才开始朝着“潘帕科纳斯河的上游他将见到印加［君主］的地方去了”。[8]范哈根在宾厄姆去世一年之前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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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马丘比丘并不是比尔卡班巴，并不是那个如海勒姆·宾厄姆所说的，有成千上万名勇猛的印加勇士在此抵挡了西班牙人多年的进攻并组建了新帝国的比尔卡班巴堡垒……我们确信，比尔卡班巴应该隐蔽在丛林深处人们可以到达的地方，只要肯花时间找，就一定能找到印加人最后的首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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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到了范哈根的启发，也加上不轻易相信的本性使然，萨沃伊很快就开始研究起比尔卡班巴相关的材料来，即西班牙人原本的那些编年史。同宾厄姆一样，萨沃伊也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一点关于马丘比丘或华纳比丘的描述。另外，萨沃伊也没有发现对比尔卡班巴特点的描述与马丘比丘的遗迹有什么相符之处。萨沃伊阅读的材料越多，他就越怀疑宾厄姆理论的正确性，即称马丘比丘就是曼可的比尔卡班巴。萨沃伊后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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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姆·宾厄姆这位耶鲁大学的教授想要去寻找“印加人失落的城市”，却在库斯科西北碰巧发现了马丘比丘。他相信这个山上的堡垒就是……曼可的比尔卡班巴……［但是］西班牙人的编年史里说曼可的核心城市应该是在阿普里马克河与乌鲁班巴［河］之间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位于库斯科西北四十至六十里格以外（步行需要六至八天）的地方。基于这样的假设，再加上其他一些可信的作者的记录，我相信在那个范围内一定能找到这个失落的城市……如果修道士和士兵们都说比尔卡班巴在那个河谷中，那么它肯定就在那个河谷中……［然而］宾厄姆……并不……相信印加人会选择一个炎热的热带河谷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我决定采纳西班牙人的说法，沿着这条路线去寻找这个失落的城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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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沃伊推断在伊斯皮里图大草原应该还有更多没有被宾厄姆发现的遗迹，他当时看到的也许只是隐藏在丛林深处的大片遗迹的一小部分。再说，宾厄姆认定来自高地的印加人一定不习惯在亚马孙丛林中生活，但萨沃伊反而坚定地相信也许亚马孙地区才是一些高地文明实际上的发源地。不管怎么说，只有一种方式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如果马丘比丘不是比尔卡班巴，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的其他位置里就肯定还有一个比马丘比丘更大的城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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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64年7月2日早上，三十六岁的吉恩·萨沃伊和他二十三岁的助手、加拿大人道格拉斯·沙伦（Douglas Sharon），以及一位来自库斯科的业余考古学家安东尼奥·桑坦德（Antonio Santander）[11]一起登上了一列从库斯科开往瓦基纳的火车，那里是一个位于马丘比丘下游五英里之外的村子。半个多世纪之前，宾厄姆的骡队沿着乌鲁班巴河向下游走的那条路是刚刚才从河谷边的崖壁上爆破和开凿出来的，大大方便了他的行程。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条路上又铺设了铁路，所以如今的萨沃伊和他的同伴们只用六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之前骡队加紧赶路三天才能走完的路程。萨沃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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