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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卡班巴位于库斯科西北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而马丘比丘距离首都只有五十英里。曼可·印加当时选择了比尔卡班巴而不是马丘比丘作为他的流亡首都。比尔卡班巴四周围绕着浓密的树林，只有陡峭的山路可以前往，附近还有很多河流，如果需要，曼可也可以从水路逃脱，这样的比尔卡班巴在曼可看来一定是个可以被重新打造为首都的地方，也是让他能够将自己的游击队战争进行到底的绝佳阵地。虽然曼可最终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宫殿，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这个地方最初是作为行政管理中心，而非皇室庄园而建造的。这里发现的大约四百栋部分未损毁的建筑中，绝大部分都是用未经切割的石料和黏土灰浆建造的，只有极少数的建筑采用了印加帝国样式。所以曼可在1537年迁移到这里这件事，打个比方说的话，就好像是让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总统突然放弃白宫，被迫将他的整个执政团队都迁移到西部边界上的某个粗切石块建造的要塞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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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比尔卡班巴并没有多少曼可的皇室祖先们习以为常的物质方面的奢华。这里没有居高临下的地形，所以也不能一览周围乡村的情况；这里的气候比印加精英阶层偏爱的气候条件更炎热潮湿；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帕查库提下令在马丘比丘、奥扬泰坦博、皮萨克和库斯科建造的那样的帝国样式建筑。比尔卡班巴的居民们和附近的西班牙人入侵者进行了几乎是持续不断的游击战争，他们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都花在了保卫他们弱小的王国上，所以没有多少时间和意愿在这个和库斯科或维特科斯一样随时可能被抛弃的城市里建造什么浮华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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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些原因，在1911年8月，当海勒姆·宾厄姆在伊斯皮里图大草原上只考察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只发现了十几栋粗切石料建筑遗迹时，他无法相信这就是传说中印加人最后四位君主的首都的一部分，这件事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虽然这个地理位置似乎基本符合编年史中对于比尔卡班巴的描述，但是在宾厄姆的想象中，曼可的城市里应该会有一些更精美的建筑。他觉得马丘比丘的地理位置更有气势，还有大量帝国样式建筑，所以那里一定就是印加人最后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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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马丘比丘并不是比尔卡班巴，而是帕查库提的一处皇室庄园，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西班牙人的编年史中很难找到任何关于马丘比丘或华纳比丘的内容。因为到1534年西班牙人入侵库斯科的时候，马丘比丘的堡垒已经基本上被弃用了。就算有任何帕查库提的皇家帕纳卡成员生活在马丘比丘，他们也肯定会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后的动乱中尽快赶回库斯科。至于那些从帝国各个地方招来的仆人肯定也会离开这一小块废弃的皇家领地，要么是跟随他们的主人返回库斯科，要么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就好比一个失去了收入的主人无法再承担维护自己的豪华度假胜地所需的高额费用一样，帕查库提的皇室庄园也因为印加帝国税收和劳役制度的崩溃，以及贵族享乐时间的消失而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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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神圣的金属器物都已经被主人带走，再加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政治或地理意义，入侵的西班牙人对于马丘比丘当然不会产生任何兴趣。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一个西班牙人来过这里，否则这里的神庙肯定也都会被毁掉。[12]很快，云雾林里浓密的植物就将通往这里的印加道路吞没，宫殿和建筑四周也长满杂草。被抛弃了不过十年之后，从下面深深的河谷中经过的人就几乎完全看不到位于他们头顶之上的帕查库提最精美的建筑明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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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班牙人喜欢将笔墨过多地集中于描写西班牙人感兴趣的东西，其余一概省略，我们也就不用奇怪为什么宾厄姆和萨沃伊都无法在西班牙人的编年史中找到任何关于马丘比丘的内容了。然而，当代的科学家们最终还是发现了在一些零散的西班牙文件中确实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一个被称为“比乔”（Picho）的地方，这很可能就是指马丘比丘。比如，一位在1565年从库斯科前往比尔卡班巴的西班牙特使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那天晚上，我在位于一座冰雪覆盖的山峰脚下被抛弃的［印加］小镇孔多玛卡（Condormarca）过夜，那里有一座古代样式的桥横跨于维特科斯河［即比尔卡班巴河］之上，过了桥可以前往［奥扬泰］坦博，萨帕玛卡（Sapamarca）和比乔，那里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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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68年，也是西班牙人最终攻陷比尔卡班巴的四年之前，另一份西班牙人的文件中也提到了一个被称为“比乔村”的地方，它也在今天的马丘比丘所在的位置。[14]又过了漫长的三个世纪之后，这个地方真正的名字“比丘”才终于出现在一位意大利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安东尼奥·拉伊蒙迪绘制的地图上。这份地图是1865年出版的，上面标注了一座名叫“马丘比丘”的山峰，就矗立在乌鲁班巴河沿岸。又过了十年之后，法国探险家夏尔·维纳（Charles Wiener）本打算从奥扬泰坦博出发，经过潘蒂卡拉关口，抵达乌鲁班巴河上古老的丘基萨卡桥。在他1880年出版的作品中，维纳写到了奥扬泰坦博的本地人说过“还有其他［古代印加］城镇存在，以及关于华纳比丘（Huaina-Picchu）和马丘比丘（Matcho-Picchu）的事。于是我决定在向南继续行进之前，先向东进行最后一次远足探险来［寻找这些地方］”。[15]然而，维纳选择了从丘基萨卡桥向下游前往圣安娜种植园的路线而不是逆流而上向着马丘比丘的方向，因为在圣安娜和奥扬泰坦博之间沿着乌鲁班巴河的道路还要再过十五年才修好，而且乌鲁班巴河也不适于航行。[16]不过维纳还是给乌鲁班巴河谷绘制了一幅精细的地图，其中就包含了两座被称为马丘比丘和华纳比丘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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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地的秘鲁人已经告诉维纳这个地区里有印加遗迹，但是探险家还是没有继续跟进自己得到的这个线索。如果他当时去那里找了，那么今天挂在马丘比丘遗迹上的铜质纪念牌就该是纪念维纳的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人知道海勒姆·宾厄姆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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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宾厄姆被领到这片最终会让的他的名字载入史册的遗迹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海勒姆·宾厄姆和他的发现仍然在引发各种争议。宾厄姆1911年来到马丘比丘的这件事，实际上一直让人们忍不住问一个问题：发现这个新大陆最著名的建筑遗迹的功劳真的应该被记在宾厄姆头上吗，还是说应该归属于那些显然是在他之前就发现了这里的人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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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宾厄姆来到这里之前，已经有三个秘鲁家庭在马丘比丘山峰旁边生活并部分清理了遗迹。至于那个带领宾厄姆来到这里的农民向导梅尔乔·阿特亚加不仅仅是已经来过这片遗迹，甚至是已经将遗迹附近的土地出租给了那些在这里生活的家庭。如前文所说，宾厄姆自己也发现了遗迹中建筑的墙壁上有之前的探险者留下的名字和来到这里的时间：“利萨拉加，1902年”。这个字迹是一位名叫阿古斯丁·利萨拉加（Agustín Lizarraga）的本地赶骡人留下的，宾厄姆后来还见到了利萨拉加本人，他就生活在不远处的河谷谷底，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他显然是感觉到了遗迹的重要性才会把自己的名字用木炭写到墙上的，而且是在这个高个子的北美人来到这里九年之前。[17]他们之间的区别当然就在于利萨拉加只能用木炭标注自己的发现，而不可能有机会在国内或国际范围的出版物上发表文章。除以上这些之外，至少还有三个人告诉过宾厄姆去哪里能找到这片遗迹，虽然那三个人都没有亲自前往，但是这三人之中的艾伯特·吉塞克甚至还明确告诉宾厄姆去联系一个叫梅尔乔·阿特亚加的生活在那里的农民，因为他可以带领宾厄姆前往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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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地区里的一些人是知道马丘比丘遗迹的存在的，至少其中一部分人还亲身前往过那里，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居住在那里的。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将这些信息告诉了宾厄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宾厄姆发现马丘比丘之后，他本人完全没有提及以上任何人给他的帮助。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印加人的失落城市》中，宾厄姆直截了当地声称“库斯科大学的教授们对于［乌鲁班巴河］河谷下游存在的遗迹一无所知”。[18]如果严格抠字眼的话，这种说法可以算是真的，毕竟同属于这所大学的吉塞克是一名牧师而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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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宾厄姆也“忘了”提及其他信息对他产生的帮助，这些信息中既有他前往探险时随身携带的，也有他在找到遗迹之前进行研究时就获得的。宾厄姆称自己在1911年的探险之旅中“只带着安东尼奥·拉伊蒙迪［1865年］绘制的细致的地图，地图涵盖了我们打算探索的这片区域”。[19]这里省略不说的事实是，拉伊蒙迪的地图里已经用大字体明确标注了马丘比丘的确切位置。宾厄姆还说“我们直到［1911年］返回纽黑文之后才得知法国探险家夏尔·维纳曾经听说华纳比丘和马丘比丘上有遗迹存在，但是没能找到的事”。然而事实是，宾厄姆早就仔细研读过维纳的作品了。在此仅仅一年之前，宾厄姆曾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就引用了维纳的作品，并加了脚注说明：“夏尔·维纳在他不算可信但相当有趣的作品《秘鲁和玻利维亚》（Perou et Bolivie，巴黎，1889年）中（该书第249页脚注）提到另一个法国人也到过丘奇基拉（Choquequirau）……”[20]无论维纳的书是不是“不算可信”的，但他包含在书中的地图上确实明确标记了马丘比丘和华纳比丘两座山峰的位置，而且他提到的被告知那里有遗迹的事也是完全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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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从许多个人那里获得帮助的事实避而不谈，对于自己掌握的各种信息轻描淡写，对于自己的探险技能夸大其词，最终宾厄姆成功地改写了自己是如何发现这个著名遗迹的历史，他一定是凭直觉就知道真相会让他的书变得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因为事实就是，他在库斯科的时候就已经听人说了要去哪里找遗迹，而且他还有一张甚至是多张地图告诉他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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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其他可能与他得出的结论相矛盾的信息出现时，历史学家宾厄姆也同样选择了隐瞒或压制。比如在他1930年撰写的一篇专题论文中，宾厄姆引用了西班牙人迭戈·罗德里格斯·德·菲格罗亚（Diego Rodríguez de Figueroa）在1565年写的一份报告中的内容。菲格罗亚说在奥扬泰坦博和丘基萨卡吊桥之间的乌鲁班巴河沿岸有一个被称为“比乔”的镇子。宾厄姆在一个简略的脚注中谨慎地写道：“这个名字也许指的是马丘比丘。这是我们在早期的编年史里找到的唯一接近的内容。”[21]宾厄姆当然很明白，如果马丘比丘在1565年真的被称为“比丘”或“比乔”，而同一时期的起义首都却被称为比尔卡班巴的话，那么无疑就能证明马丘比丘根本不是比尔卡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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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凭借宣称马丘比丘就是比尔卡班巴而名声大噪之后，宾厄姆在《印加人的失落城市》一书中再一次引用了菲格罗亚在1565年写的这份报告，然而这一次，他将提到“比乔”的那部分内容全部省略了。[22]如美国人类学家和印加问题专家约翰·H.罗后来提到这次令人诧异的省略时所说的那样，宾厄姆显然是知道如果将这一部分内容包含在内的话，“将会给他将马丘比丘异想天开地认定为老比尔卡班巴的理论带来致命的打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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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勒姆·宾厄姆有很多缺陷，但除了一些本地人之外，在1911年之前外部世界对于马丘比丘的古代堡垒一无所知，这也是事实。无论秘鲁人还是外国人，没有一个科学家或历史学家到达过这个库斯科以外仅五十英里的山脊顶部的堡垒，也没有人为这里测绘过地图，没人为这里拍摄过照片，没人对这里进行过研究，也没有人出版过任何关于到这里探访的内容。在海勒姆·宾厄姆到来之前，马丘比丘的遗迹已经与世隔绝了将近四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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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厄姆不仅是第一个向世界宣告马丘比丘的存在的人，他还带领了三支多学科科学家队伍到这里来进行测绘、挖掘并探索了遗迹周边的地区。[24]因此，虽然宾厄姆绝对不是自印加帝国灭亡之后第一个来到马丘比丘遗迹的人，但毋庸置疑，他就是第一个从科学意义上发现马丘比丘的人。其他科学家和探险家们——安东尼奥·拉伊蒙迪、夏尔·维纳和艾伯特·吉塞克——曾经无比接近成功，但是成功的只有宾厄姆一人。如作家安东尼·勃兰特（Anthony Brandt）在为宾厄姆1922年出版的《印加大地》（Inca Land）现代版创作的序言中写到的那样：“宾厄姆是一位探险家，而不是考古学家；他的使命不是解释，而是发现马丘比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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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马丘比丘三十七年之后，海勒姆·宾厄姆又一次短暂地返回了秘鲁，为的是参加第一条从谷底的火车站一路蜿蜒向上攀升至山顶遗迹的人工道路的落成典礼。当依然又高又瘦，只是头发已经斑白的探险家站在能够将各个印加人的神圣山峰饱览无遗的山脊顶端之时，秘鲁政府的代表正式宣布将这条道路命名为海勒姆·宾厄姆公路（Carretera Hiram Bingham）。八年之后的1956年，八十一岁的海勒姆·宾厄姆寿终正寝。那个曾经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的男孩后来当上了中校、美国参议员，还发现了马丘比丘。他去世后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还享受了完全军礼的至高荣誉。与此同时，宾厄姆在1911年7月的一天幸运地发现的古老印加遗迹则至今仍在接待大批的访客，来此游览的人数每天超过一千人，每年超过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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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勒姆·宾厄姆是想要独占发现马丘比丘的功劳，并自作主张地隐瞒某些事实以维护自己的名声或支持自己的理论，那么美国探险家吉恩·萨沃伊则更远地偏离了追求真实历史的道路，甚至一头扎进了自己创造的神话不能自拔。当萨沃伊来到比尔卡班巴地区的时候，乌鲁班巴河沿岸已经有了铁路，剩下的一段进入比尔卡班巴河谷的道路也可以乘坐卡车前进。然而萨沃伊对于比尔卡班巴地区的描述依然像是直接从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见闻录里复制下来的一般。如宾厄姆的畅销书都是以勇敢的白人探险家如何在充满敌意的丛林中寻找传说中的失落城市为主题一样，类似的套路也反复出现在萨沃伊1970年出版的著作《安蒂苏尤：寻找亚马孙的失落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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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在热带地区，没有医疗救治的话，最轻微的感染也可能像野火一样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我们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有很多蛇的区域，这里有大批的巨腹属毒蛇，它们是安第斯山脉里体型最大的毒蛇，能够长到十二英尺长。被称为齐姆克（chimuco）的毒蛇会攻击任何它看到的东西，这种危险的蝮蛇是丛林中那些能够伤及性命的动物中最让人惧怕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枪头蛇、矛头蝮蛇以及其他可以咬死人的毒蛇。另外，如果被塔兰图拉毒蛛、蝎子、吸血蝙蝠、咬人的蚂蚁和各种有毒的植物弄伤而没有适当的药物治疗的话，后果也可能很严重。幸运的是我们携带了各种医疗补给。（然而，我们的药箱中并没有能够治疗黄热病、疟疾、麻风、脚气等其他许多热带地区常见疾病的药品。我们也没有能够应对这里一种特殊的苍蝇叮咬的药物，据说它可能引发一种严重的皮肤病，能够破坏口腔、鼻腔和耳朵里的软组织。）水和食物也都被污染了，如果饮用或食用了这些水和食物，寄生虫就可能入侵人体内部的肠道、肝脏和血液。总之，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好要面临的困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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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沃伊在自己的叙述中忘了提及的是：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了预防黄热病的疫苗，注射一下就可以了；而脚气则是由于缺乏维生素而引发的；麻风更是极为少见也非常不容易感染的一种疾病；那些巨腹属毒蛇也不会“攻击任何它看到的东西”，除非是受到惊吓或是被踩到了；至于被塔兰图拉毒蛛咬到的概率更是只有百万分之一，而且就算是真的被咬到，这种伤也并不比被蜜蜂蛰一下严重多少。萨沃伊大费笔墨地把比尔卡班巴地区描述得像一个充满危险的绿色地狱一般，而实际上他和他的团队全都舒舒服服地留在科沃斯家位于潘帕科纳斯河谷中距离伊斯皮里图大草原不远的种植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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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虽然萨沃伊承认宾厄姆是第一个来到伊斯皮里图大草原并发现了这里的印加遗迹的科学家，但他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指出宾厄姆并没有发现“真正的”比尔卡班巴，这无疑是要确保这项功绩全落到自己的头上。然而，宾厄姆确实提出过在伊斯皮里图大草原上的遗迹和马丘比丘中的遗迹在16世纪时可能都被称为比尔卡班巴的假设，结果证明宾厄姆只猜对了一半：从来就只有一个比尔卡班巴，那就是伊斯皮里图大草原。所以萨沃伊顶多只能宣称自己在比尔卡班巴中找到了比宾厄姆找到的更多的遗迹，并且准确地认定了这里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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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宾厄姆一样，萨沃伊最初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秘鲁发现什么重大的失落的遗迹，那么他的探险生涯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层次，甚至也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际声誉。然而，海勒姆·宾厄姆之所以获得世界性的认可是因为他发现了马丘比丘，那里算得上是世界上被拍照最多，被游览次数也最多的古代建筑遗迹。可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比尔卡班巴或吉恩·萨沃伊。萨沃伊与宾厄姆的不同就是，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成为探险家这件事上，而探险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特殊且鲜有人问津的职业。也许正是为了弥补他选择的这个职业本身具有的这些明显的弊端，其中就包括探险家要怎么养活自己的问题，于是萨沃伊又把自己创造的伟大的探险家形象转变为了同样是他自己创造的伟大的宗教领袖、新救世主的父亲和上帝信使的形象。萨沃伊逐渐转型的过程讽刺地应对了拉迪亚德·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国王迷》（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的内容，故事的主角是两个白人探险家，他们在一个偏远的异国乡村里哄骗当地人说自己是神明。在吉卜林的故事里，探险家们的骗局最终被揭穿了，两个人为此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个人掉了脑袋，另一个失去了骗来的王位和财富，勉强活着逃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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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事结尾不同的是，萨沃伊依然主持着他在秘鲁创建的宗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宗教的组成部分就是他声称自己在秘鲁丛林中探险时发现的各种“秘密”。1977年，萨沃伊出版了一本著作，他在书中说自己发现了永生的秘密。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萨沃伊似乎确实战胜了年龄的增长。不过时间最终还是追赶上了这位特立独行的探险家。到2004年，七十七岁的萨沃伊再也不能无视自己的生物钟，他出于健康原因不得不放弃继续进行探险活动。如今，从小接受萨沃伊宗教教育的儿子肖恩（Sean）还在秘鲁北部的查查波亚地区继续领导探险活动。他会定期陪同萨沃伊教派的宗教侍者前往秘鲁丛林之中，以这样的方法来延续他父亲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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