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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onald W.Meinig，Imperial Texas：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Cultural Geography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9，pp.110-124；Zelinsky（1973），pp.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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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些民族团体会拒不承认少数族裔或少数宗教团体的成员资格。在写作本书时，德国人仍在思考一个出生在德国、讲德语的土耳其穆斯林是否真的可以成为“德国人”，而一个出生在法国具有西非血统的人可以相对轻松地宣称自己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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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一位具有北非血统的女士在竞选过程中质问其出身时，萨科齐的回答表明了他对民族认同的态度：“你不是阿尔及利亚人，而是法兰西人。同样，我不是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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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erge Schmemann，“The New French President’s Roots Are Worth Remembering，” New York Times ，15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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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170627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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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一部分 追本溯源：1590～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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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170627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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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打造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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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一直都是这样看待欧洲人移民北美大陆的：他们是自东向西推进的，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的新英格兰滩头一直扩展至太平洋沿岸。六代精力充沛的拓荒者将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推进至荒无人烟的地区。为了完成其作为上帝选民的使命——建立一个由一群品行端正、热爱自由的人士组成的，从一片大海延伸至另一片大海的联合共和国——这些开拓者同大自然及其未开化的孩子进行殊死搏斗，直至对手屈服投降。至少19世纪新英格兰的历史学家们愿意让我们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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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是，当时西班牙帝国正在新大陆不断扩张，而欧洲文化最初就是由这些西班牙战士及传教士从南方携带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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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看来，一支西班牙远征队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一百多年后，第一批英格兰人在詹姆斯敦下船时，西班牙的探险家们已经长途跋涉穿越了堪萨斯的平原，领略了田纳西大雾山的风采，站在了亚利桑那大峡谷的边缘。这些探险家已经绘制了俄勒冈海岸和加拿大滨海诸地的地图——更别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且命名了自芬迪湾至火地岛的一切。16世纪初，西班牙人在佐治亚和弗吉尼亚海岸创建了短暂存在的殖民地。1565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创建了圣奥古斯丁——今日美利坚合众国最古老的城市。[1] 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已经在索诺拉和奇瓦瓦的荒漠之中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的新墨西哥殖民地正在欢庆其五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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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美利坚合众国最古老的亚文化并不是在大西洋沿岸的科德角或者下切萨皮克发现的，而是在新墨西哥北部和科罗拉多南部干旱的群山之中发现的。自1595年起，西班牙裔美利坚人就一直生活在北方这个地区，坚决捍卫自己的遗产，又因自己同墨西哥裔美利坚人被归为一类而耿耿于怀。墨西哥裔美利坚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才出现在这一地区。这些西班牙裔美利坚人的领导人对系谱学抱有极大的热情，这份热情可与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那群移民的后代的热情相提并论。同时，这些人也认为自己承担着将文化火炬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的使命。1610年，他们修建了圣菲总督府，即现在美国最古老的公共建筑。他们将17世纪西班牙的传统、技术以及宗教庆典一直保存到20世纪。他们用木犁犁地，用中世纪笨拙的手推车运输羊毛，四旬期时仍然坚持中世纪西班牙的习俗——确确实实地 将他们中的一个人钉在了十字架上。时至今日，现代技术已经降临——将人绑在十字架上时使用的是绳子而不是钉子——但古老的西班牙的影响保留了下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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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6世纪的其他竞争对手相比，西班牙人先发制人。西班牙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富有强大，以至于英格兰人将其视为对所有新教徒的致命威胁。事实上，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Ⅵ）认为西班牙是欧洲诸多君主国中“最天主教”的国家，并于1493年授予西班牙几乎整个西半球的所有权，尽管当时人们尚未发现美洲大陆。这是一份大得令人咋舌的礼物：16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几乎是西班牙本土的80倍大，跨越两大洲，人口约1亿，其中一些人已经建立起了结构复杂的帝国。当时西班牙人口不足700万，只答应了一个附加条件便获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馈赠：教皇亚历山大命令西班牙，让这一半球所有的居民都皈依天主教，并且“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一首要任务将影响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政策，并深深地影响南美三分之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包括北方地区。这将使欧洲陷入诸多战争中也许是破坏性最大的战争，并且在美洲引发了现在人口统计学家认为的史上最严重的人口毁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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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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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常常将美洲土著居民描绘成仅仅是由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后代主演的西方戏剧中的临时演员或者舞台布景。因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那些主导北美事务、基于族群文化认同感的民族（ethnocultural nations），所以本书将极其不情愿地采用此类模式。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牢记关于新大陆土著文化的几个因素。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许多土著民族的生活水平比同时期欧洲人的生活水平高；他们身体更加健康，饮食更加营养，生活更加稳定，有更加良好的卫生、医疗和营养。土著文明极其复杂：大多数土著人从事农业生产，事实上所有的土著人都被编织进了一张横跨美洲大陆的贸易网络，一些土著人修建了先进的城市中心。西班牙人在新墨西哥遇到的普韦布洛人并非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生活在带有地下室和阳台的土坯房中，这些土坯房有五层，周围是宽敞的集市广场。阿兹特克人位于墨西哥中部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为20万，公共用水通过石渡槽供给。特诺奇蒂特兰的宫殿和庙宇让西班牙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相形见绌。当时，美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多。墨西哥中部有2500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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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同西班牙人的零星接触，传染病和战争传播开来。到1630年，美洲土著人的数量骤减80%～90%。从缅因的森林到秘鲁的丛林，由于没有足够多的幸存者来掩埋尸体，印第安人的定居地到处都是死尸。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他们自己征服行径认可的一种表现。西班牙士兵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的反应就极具代表性，这位参加过征服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战役的老兵如此回忆道：“基督徒因战争而筋疲力尽之时，上帝认为是时候传播天花给印第安人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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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迅速征服阿兹特克和玛雅帝国以及随之发现的金矿和整座银山使得西班牙国王相信，上帝不仅朝着他们微笑，而且希望他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创建“普遍君主制”。先知们曾经预测普遍君主制终将带来末日审判。16世纪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曾经利用从美洲攫取的大量财富来建立规模庞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舰队，以此征服新教徒掌控的欧洲。腓力二世动用这些军队之时，欧洲陷入了一系列宗教战争的旋涡。宗教战争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削弱了西班牙政府的债务清偿能力，使得数百万人丧生。在宗教战争中，有人曾向他的儿子腓力三世谏言：时之终结即将降临，他必须打败土耳其人，然后继续征战“非洲，亚洲，包括加尔各答、中国、日本及其邻近岛屿，在他们来之前征服所有的一切”。[6] 最后证明这是一个馊主意。1648年三十年战争临近尾声之时，新教徒势力较先前更加强大，而西班牙则沦落为一支势单力薄、负债累累、逐渐土崩瓦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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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所有这一切又与北方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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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带头扼杀新教改革，西班牙人招致了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以及荷兰人旷日持久的仇恨，他们将西班牙人视为梵蒂冈密谋奴役世界的腐朽堕落、愚蠢无知的工具。这种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深深植根于新英格兰、大阿巴拉契亚、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文化之中。19世纪，在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反墨西哥种族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有关种族混合观点的支撑下，这种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在北方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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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企图消灭欧洲的新教徒耗费了西班牙帝国如此之多的精力、能源和资源，以至于西班牙实际上无力支持其美洲帝国向北扩张。结果，即使按照西班牙殖民地的标准来看，西班牙在北方的殖民地——尤其是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上加利福尼亚以及索诺拉北部地区——都人手短缺，供给不足，极其贫穷。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夫妇则生活在罪恶之中，因为他们请不起神父来为自己主持婚礼。由于没有学校，读书识字的人不多。就在1778年，北方最著名的定居点之一圣安东尼奥依然只是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总督被迫住在监狱之中。北方殖民地只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偏远边陲，不受正在崩溃的帝国的重视，在接下来的250年中仍是如此。由于同欧洲其他文化的定期接触被阻断，北方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其中的很多文化特色同墨西哥中部截然不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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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西班牙人到达北方时，帝国的宗教使命已成为殖民政策的关键因素。西班牙人的计划是通过使美洲土著居民皈依天主教，并且通过神父管理的特别定居点来监督土著居民的信仰、工作、穿着及行为，使美洲土著居民融入西班牙文化之中。同英国人的计划相比，这一计划至少在理论上是针对印第安人的开明计划。美洲土著居民被视为低等民族，并不是因为他们固有的种族特征，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习俗。西班牙人称美洲土著民族为“缺乏理性的民族”，但认为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和训练，这些土著民族可以成为拥有理性的民族。在训练期间，这些印第安学徒被称为“新信徒”（neophyte），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受到监控。当然了，这需要非凡的努力。整个边境地区都要设立布道团，每个布道团都配备自给自足的大院和教堂；都要为传教士们修建舒适的住所；都要设立纪律严明的哨所以保障纪律的执行；都要修建制革厂、作坊、窑炉以及磨坊，如此一来，新信徒可以学习西班牙人的各种手艺；都要修建男女宿舍；都要修建马厩、谷仓，以及用于圈养马匹、骡子和其他牲畜的附属建筑。修士们会保护这些新信徒免遭贪婪的定居者或敌对印第安人的毒手——为了防止驻防士兵强奸她们，修士们在日落时分将七岁以上的女性锁在营房之中。当修士们认为这些新信徒已经成功地内化了天主教信仰、西班牙式工作习惯以及卡斯蒂利亚语时，这些布道所就成为他们的新村庄，传教士们则会继续在不断扩张的边境地区监督新的任务。或者说计划是如此进行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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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土著印第安人相对包容的态度反映了西班牙新大陆殖民地特有的种族人口学。因为西班牙帝国的女性殖民者一直匮乏，所以西班牙士兵和官员便娶阿兹特克人为妻，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孕育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梅斯蒂索人）。到18世纪初，在现在的墨西哥和北方，梅斯蒂索人占当地人口的很大一部分。[9] 西班牙世界存在种姓制度（caste system）——纯种白人占据最高职位——但是，在新大陆，尤其是帝国的北部边疆，这一种姓制度崩溃了。在这些地区，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个非白种人先祖。本身就具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的殖民地高层当然不愿意出于种族原因诋毁印第安人。如果这一社会重组工程成功了，那么北方可能将其混血社会延伸至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西部，也许就会获得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对抗政治对手的霸权地位。但这一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北方文化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一片毗邻新西班牙人口较为稠密的定居部分的相对狭窄地带。新西班牙是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延伸至巴拿马地峡的西班牙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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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因为不够努力。1598年至1794年，西班牙人在现在的新墨西哥州创建了至少18个布道团，在现在的得克萨斯州创建了26个布道团，在亚利桑那州创建了8个布道团，在上加利福尼亚创建了21个布道团——在这一过程中创建了后来发展成图森、圣安东尼奥、圣迭戈和旧金山的城市。[10] 但这一系统存在几个严重缺陷。通过将这些新信徒同西班牙主流文化隔绝开来，这些修士使得新信徒很难被同化。实际上，这一系统被滥用了。修士们不允许新信徒改变他们自己关于同化的看法，并且不允许他们回归土著人生活。那些逃跑的新信徒遭到追捕并且在公共广场遭受鞭刑。传教士们还用鞭子驱赶新信徒前往教堂做礼拜，强迫他们在恰当的时间下跪，并用鞭子维持田间、作坊以及皮革厂的纪律。到访过加利福尼亚圣卡洛斯（现在的卡梅尔）的法兰西人称：“一切都让我们想起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殖民地……我们一提到它就觉得痛苦万分，（因为）一切如此似曾相识。我们看到男男女女都戴着镣铐，一些人带着足枷。最后，我们听到了鞭子鞭打的声音。”[11] 因为不用支付新信徒的劳动报酬，所以相对来讲教士们很容易获利。因此，这些教士几乎没有动力宣布这些新信徒已经开化了，并把布道团的财产转交给这些新信徒。营养不良、天花以及梅毒导致死亡率极高，分娩率极低，因此这些社区本身也很难有所发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