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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团墙外的北方生活同样专横，使得文明更加难以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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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西班牙人来到北方是因为帝国或者教会当局命令他们来的。几乎每一个文明前哨——布道团、堡垒以及城镇——都是由政府的远征队建立的。这些文明前哨都是受到法规高度约束的孤立社区。士兵、神职人员、农民、农场主、工匠、仆人（以及牲畜）成群结队地前往他们被指派到的地区，当局希望他们在余生中服从命令。未经官方许可，任何人不得从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城镇，或者在新开辟的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或者牧场经营活动。西班牙帝国的政策禁止他们从事大多数生产活动，并要求一切进口活动都要由官方垄断进行。得克萨斯人不能从自己的墨西哥湾海岸进出口货物；相反，得克萨斯人不得不推着笨重的木车，穿过数百英里干旱的平原，运输货物往返穿梭至韦拉克鲁斯。届时，消费税和运输成本已使进口商品的价格翻了两番，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又打击了个人的主动性。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这一地区仍将是南方各地区中惨遭剥削的一个殖民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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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不存在自治政府，不举行选举，当地人也不可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军事指挥官通常会担任总督，在毫无任何民主可言（比如管理委员会或者立法机构）的情况下行使统治权。在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城镇，如圣菲、圣安东尼奥、图森和蒙特雷，市镇议会是由社区最富有的市民组成的自我延续的寡头政体。到18世纪末，大多数市镇议会都已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市政事务落入地方军官之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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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应该向当地的保护者效忠。保护者一般是负责普通人福祉的家长式的精英人物。保护者提供就业机会，照顾孤寡病残，举办宗教盛宴，开展教会活动。保护者的雇农服从他，尊敬他。这一制度——类似于中世纪的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普遍，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北方的政治和社会行为。[15] 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评论员们经常指出，北方的选票就如同牛的期货一样可以买卖；如果一个人贿赂了一个社区的保护者，那么他通常就可以获得这一地区90%以上选民的支持。在1941年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竞选中，林登·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给当地的大佬乔治·帕尔（George Parr）打了一个电话就赢得了北方6个县中90%的选票。然而，就在前一年的州长竞选中，这6个县中95%的人都给他的竞争对手投了支持票。1948年，约翰逊在帕尔的家乡“赢得”99%的选票进入参议院，家乡的选民投票率高达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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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地区继承了新西班牙的政治遗产，但在其他方面与总督府所在的人口稠密、封建制度盛行的热带地区有很大不同。在新西班牙——后来的墨西哥——人们认为北方人的适应能力更强，更能自给自足，更加勤奋，更加好斗，更加容忍不了暴政。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革命和90年代反对腐败的革命制度党（PRI）的政治叛乱中，墨西哥的北方人都发挥了主导作用。19世纪，新墨西哥的北方人提议脱离墨西哥，加入加利福尼亚，以及现在的内华达、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以创建一个民主的墨西哥北方共和国（República Mexicana del Norte）；1836年，得克萨斯的北方人支持成立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Republic of Texas），而他们在塔毛利帕斯、新莱昂以及科阿韦拉的邻居则宣布成立格兰德河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Rio Grande，格兰德河共和国惨遭武力镇压）。难怪，令人尊敬的墨西哥历史学家西尔维奥·萨瓦拉（Silvio Zavala）将北方戏称为这个国家的“自由卫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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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为了应对北部边境的特殊情况而演变出来的。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定居点远离拉美裔美洲文明的中心。人力、通信、工具、食品、宗教物品以及其他物品都是通过政府的官方补给特派团获得的，这些特派团然后将各布道团和各村生产的所有商品运走。以新墨西哥为例。新墨西哥距墨西哥城1500英里，要花费6个多月的时间才能走完这一痛苦的旅途，所以由牛拉木车组成的供给车队每三四年才来一次。加利福尼亚同帝国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被敌对的印第安人切断，所以这一地区完全依赖为数不多的政府船提供给养，这些船只往返航行于索诺拉太平洋沿岸的瓜伊马斯，航程为1000多英里。所有货物、旅客以及信件必须继续经由陆路运送到墨西哥城。由于北方所有地区都被禁止同外国人进行贸易，所以只能通过韦拉克鲁斯而不能通过更近的旧金山或是得克萨斯的马塔戈达向西班牙运送货物和乘客。到19世纪初，西班牙短暂试用帝国某一立法机构之时，新墨西哥的代表将3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试图前往西班牙这件事上，而得克萨斯连派一个代表的钱都没有。[18]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由于没有道路连接北方各个地区，所以这些地区也无法相互帮助。似乎这种孤立状态还不够糟糕，北方的定居点（无可非议地）不断受到敌对的印第安人和后来欧洲其他列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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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所以同生活在墨西哥城附近的中部地区的人相比，北方人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从而塑造了这一地区的性格。那些想要摆脱修士和军官严格审查的西班牙裔美洲人在偏僻地区安家，甚至在印第安人中间安家。由于保存记录不够严格，梅斯蒂索混血儿、黑白混血儿或者被同化的印第安人往往都可以绕过帝国的种姓制度，通过口头声明成为正式的白人。18世纪中叶的一位耶稣会教士自索诺拉报告称：“实际上，所有希望被视为西班牙人的人都是混血儿。”在北方，劳动者也拥有更多的选择。农民们可以选择成为佃农，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从大地主那里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在牧场和布道团的土地上，牛倌们可以在远离上级监视的边远地区长时间活动，那些尚未皈依的人为了寻找最佳条件可以从一个牧场迁移到另一个牧场。事实上，正是这些独立自主、自给自足、居无定所的牧场工人发展了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西部牛仔文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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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大多数美利坚偶像、开放型的畜牧产业起源于北方，并且是以西班牙先例为基础的。西班牙是由干旱的平原、海拔很高的沙漠以及地中海海岸线组成的混合体，在自然环境上与北方地区相似。在西班牙南部，西班牙人发展了他们后来在美洲殖民地使用的技术，例如利用牧人（牛仔）在广阔无垠且没有围栏的牧场上围捕、放牧、驱赶大量牛群，以及给牛群打烙印。西班牙人向新大陆引入了马、牛、绵羊、山羊，以及经营农场所需要的衣服、工具以及技术，为后来的牛仔文化奠定了共同基础。这种牛仔文化从智利的骑手一直延伸至美国西部的牛仔。大型牧场自墨西哥中部的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向北蔓延。到18世纪20年代，这些农场蔓延至得克萨斯时，拉索（lazo）、套索（la reata）、皮套裤（chaparreras）以及阔边帽（sombrero）已经发展起来。得克萨斯的宽边呢子高帽就是从阔边帽发展而来的。讲英语的牛仔后来会使用其他西班牙词语，包括redeo、bronco、牛仔（来自vaquero）、野马（来自mesteño）、子弹带（bandolera）、溃败（来自estampida）和牧场（ranch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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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正是方济各会修士们把牛仔文化带到了现在的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因为动物脂肪和兽皮是布道团运输到墨西哥其他地方唯一有利可图的产品。由于劳动力不足，修士们无视西班牙禁止印第安人骑马的法律，将新信徒训练成牧人。当加利福尼亚总督抱怨此种做法时，一位修士回应道：“那么布道团中牧人的工作怎样才能完成呢？”事实上，美洲的第一批牛仔是印第安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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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虽然西班牙的牧场技术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北方人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来自北部和东部的双重威胁。北方有了新的欧裔美洲人邻居以及在人力和资源方面都具有优势的竞争文化。第一个挑战来自新法兰西。新法兰西位于密西西比河谷尽头的新奥尔良，分布在一个以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的名字命名的辽阔地区。在路易斯安那东北部有一个不稳固的民族联盟。这一联盟刚刚脱离不列颠赢得了独立——一个四分五裂、人口众多，自称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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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而，就文化而言，几个世纪之前，圣奥古斯丁被南方腹地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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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H.Burns，“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Spanish-Americans of New Mexico，” Social Forces ，December 1949，pp.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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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rles C.Mann，1491：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Knopf，2005，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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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an Taylor，American Colonies：The Settling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Penguin，2001，p.53-54；Mann，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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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nn（2005），pp.140-141；Taylor（2001），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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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omas Campanella，A Discourse Touching the Spanish Monarchy [1598]，London：William Prynne，1659，pp.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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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vid J.Weber，The Mexican Frontier，1821-1846 ，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2，p.232；David J.Weber，The Spanish Frontier in North America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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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aylor（2001），pp.460-461；Weber（1992），pp.306-308；Weber（1982），p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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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aylor（2001），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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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mes D.Kornwolf and Georgiana Kornwolf，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Vol.1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2，pp.122，140；Robert E.Wright，“Spanish Missions，” in Handbook of Texas Online at http：//www.tshaonline.org/handbook/online/articles/SS/its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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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eber（1992），p.306；Jean Francois Galaup de La Perouse（1786）as quoted in James J.Rawls，“The California Mission as Symbol and Myth，” California History ，Fall 1992，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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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ussell K.Skowronek，“Sifting the Evidence：Perceptions of Life at the Ohlone（Costanoan）Missions of Alta California，” Ethnohistory ，Fall 1998，pp.69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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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eber（1982），pp.123-12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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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eber（1992），pp.1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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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lark S.Knowlton，“Patron-Peon Pattern among the Spanish Americans of New Mexico，” Social Forces ，October 1962，pp.12-17；Gastil（1975），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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