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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教徒闭门不出，邻居可能就不会注意到他们。但是，最终导致其他民族如此厌恶新英格兰的正是新英格兰的欲望（实际上是它的使命 ），即把自己的各种方式强加给其他人。因为清教徒不仅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还相信上帝已经责成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腐败罪恶的世界宣扬上帝的旨意。人们认为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担负着一个“使命”。通过这个使命，他们将像牧师一样延续上帝的事业。无论是传教士、商人还是鞋匠，他们在履行这一使命时都务必时刻保持警惕。游手好闲是不虔诚的表现。人们希望个人财富重新投资到自己的善事上面——专业的或慈善的——从而使这个世界更符合神的规划。其他社会和文化群体可能会看到“山上之光”并希望遵从，且为那些不遵从的人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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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往往会因差异性而受到冒犯，并且恐惧差异性，这会使他们成为相当危险的邻居。清教徒尤其害怕荒野，即位于他们自己领地边缘撒旦潜伏、混乱无序、令人冲动的地方。在这里，撒旦时刻准备诱惑那些远离社区监视的人。森林里的人和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显然受到了魔鬼的影响：他们举止放荡，性行为开放，衣着暴露，信仰幽灵，无视安息日。同新法兰西的移民不同，清教徒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正常道德义务——尊重条约、公平交易、拒绝屠杀无辜——并不适用于他们。1636年，在一群心怀不满的清教徒移民进入荒野，擅自创建康涅狄格殖民地时，马萨诸塞当局策划了一场针对佩科特（Pequot）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战争，希望以此为借口，通过征服从占领者手中夺取这一地区。在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他们包围了一个防守薄弱的佩科特村庄，几乎屠杀了在那里发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以及孩子，大部分人是被活活烧死的。这场屠杀震惊了清教徒的临时盟友纳拉甘西特（Narragansett）印第安人，他们称这一事件“太让人愤怒了”。普利茅斯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承认，“看着他们在烈火中燃烧、血流成河真是一个可怕的场景”，但他最后总结道，“胜利似乎是一种上帝为他们策划的如此美妙的甜蜜牺牲”。同印第安人的全面冲突贯穿了整个殖民地时期，清教徒在同一个部落交战时攻击中立或友好部落的行径使得许多冲突升级和恶化。被俘的印第安儿童要么惨遭杀害，要么被卖给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主。清教徒传教士威廉·哈伯德（William Hubbard）赞同这一做法，将捕获如此之多的“同一窝蛇崽儿”视为“上帝保佑英格兰”的另一征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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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的征服计划并不只是针对印第安民族。在英国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之后不久，马萨诸塞的士兵和传教士企图在马里兰和巴哈马发动由新英格兰人领导的政变，吞并保王党殖民地缅因，并将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和新罕布什尔纳入自己《圣经》联邦的外围地带。四十年来，波士顿一直作为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 of New England）的首府统治着这一地区，这一联合殖民地包括了除罗得岛以外的所有新英格兰定居点。清教徒法庭将加尔文主义道德观强加在生活困难的缅因渔民身上，还驱赶了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圣公会牧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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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美国帝国主义时代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即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的核心。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而天定命运论则认为上帝希望美国人统治从这片海到那片海的这块大陆。这两种思想都起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思想，并由新英格兰之子加以发展和捍卫。直至19世纪初期，虽然此时已经非常明显，他们自己的文化不会像主宰整个新英格兰般主宰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但是这些概念在新英格兰依然很流行。令新英格兰人失望的是，其他民族会积极抵制他们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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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新英格兰人就反对在沿海低地正在形成的为贵族社会所珍视的价值观，包括他们的“诺曼”文化身份。英国内战爆发时，数以百计的清教徒返回国内，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新模范军中作战。新模范军是一支建立在激进观念基础之上的军队，这种观念为个人的晋升应该基于个人水平高低而非个人社会地位。当与保王党军队作战时，这些清教徒开始相信他们是为了从诺曼侵略者手中解放盎格鲁-撒克逊这片土地而战的。600年前，这些诺曼侵略者同征服者威廉一起来到了这里。“英格兰的领主是什么，”一群普通的士兵向造访自己营地的一位战时来访者宣称，“只不过是征服者威廉的上校而已？”他们认定，国王查理是“征服者威廉的最后继承人”。人民如果想要“从诺曼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将其赶走。士兵们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协定》（Agreement of People）的崇高文件。这份文件肯定了他们生来便享有的自由，要求每个教区挑选自己的神职人员，并要求在法律上终结贵族特权。“我们的法律是由征服者制定的，”一位新模范军退伍军人断言，“我们现在是在为我们的自由而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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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沿海低地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英国内战的结束而终结。新模范军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独裁）引发了“骑士出走”弗吉尼亚，也使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得以吞并他们的邻地。对于沿海低地的士绅来说，新英格兰——叛国叛乱以及处决国王的帮凶——是一片煽动人心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激进分子致力于摧毁整个社会的根基。对新英格兰人而言，沿海低地是反动势力的堡垒，沿海低地的领主们致力于延续由他们的诺曼先祖开启的对英格兰人民的奴役。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君主制很快便被恢复了，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了由保王党同情者组成的“骑士议会”。新英格兰人的担心又变得紧迫起来。弗吉尼亚的士绅们和马里兰的卡尔弗特家族再次得到伦敦方面的支持，清教徒的年轻民族则面临着致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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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正迈向第一次革命。但首先，有一些外国人要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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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rstin（1958），pp.1-9；Greene（1988），p.19；William D.Williamson，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Maine ，Vol.1，Hallowell，ME：Glazier，Masters & Co.，1839，pp.380-381；Fischer（1989），p.55；Alice Morse Earle，The Sabbath in Puritan New England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 Sons，1902，pp.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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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eene（1988），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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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Vol.1 ，New York：Knopf，1945，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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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The Puritan Oligarch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7，pp.44-47；Fischer（1989），p.3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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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ischer（1989），pp.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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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ylor（2001），pp.19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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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merson W.Baker，The Devil of Great Island：Witchcraft and Conflict in Early New Engl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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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ichard Baxter，Life and Times ，London：M.Sylvester，1696，p.51；D.E.Kennedy，The English Revolution，1642-1649 ，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p.75（quoting John Wil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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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五章 打造新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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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是荷兰人创建了现在的大纽约市（Greater New York City）。很少有人意识到荷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纽约的与众不同：纽约是这片大陆上最具活力、最强大的城市，有着不同于美国其他任何地方的文化和身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纽约形成自己的特色时，曼哈顿还是一片荒野，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不过是依附于小岛南端的一个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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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尼德兰创建于1624年。四年前，“五月花号”扬帆起航；六年后，清教徒抵达马萨诸塞湾。新尼德兰首府兼主要定居点新阿姆斯特丹环绕着木制阿姆斯特丹堡（现在是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所在地），毗邻巴特里公园和鲍灵格林（曾经是荷兰人的牛市所在地）。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英格兰人占领时，这座城市只延伸到华尔街（事实上，荷兰人曾在华尔街砌了一堵墙）。主干道布里德路（百老汇）穿过城墙上的一扇大门，继续穿过农场、田野和森林，一直延伸到岛北端的哈勒姆村。摆渡船工们横渡东河，划船运送货物和人到长岛、布勒克伦（布鲁克林）、弗利辛恩（法拉盛）、弗拉克博斯（弗拉特布什）和新乌得勒支（现在是布鲁克林的一个街区），或穿过港口到达霍博肯和斯塔滕岛。本地区只有1500名居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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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小村庄已经不同于北美其他任何地方了。作为一个皮毛贸易站，这个小村庄是一个不加任何掩饰的商业据点，不太在意社会凝聚力或创建模范社会。荷兰西印度公司是一家全球性公司，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主导着城市事务，正式统治着新尼德兰。这座城市位于新英格兰和沿海低地之间，已经成为这两个地区间的贸易中心。这里的市场、船舶和仓库里满是弗吉尼亚的烟草、新英格兰的腌制鳕鱼、印第安人捕获的海狸皮、亚麻布、菜肴，还有其他来自宗主国的工艺制品以及来自哈勒姆和布鲁克林的农产品。这座城市的人口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包括讲法语的瓦隆人，来自波兰、芬兰和瑞典的路德宗教徒，来自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以及来自新英格兰的圣公会教徒、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犹太人被禁止涉足新法兰西、新英格兰以及沿海低地。但是，在17世纪50年代，几十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和讲西班牙语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在新阿姆斯特丹定居，最终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社区的核心。印第安人在街上游荡，非洲人——奴隶、自由人和半自由人——已经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一个来自摩洛哥的穆斯林已经在城墙外务农30年了。这座村庄的宗教、种族以及语言多样性让游客们大吃一惊。1643年，在新法兰西传教的耶稣会教父伊萨克·若格（Isaac Jogues）估计，新阿姆斯特丹人口为500人，语言数量为18种，这种“巴别塔式的傲慢”对“所有人都造成了极大伤害”。[2] 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群体常常互不来往，相互争夺权力。在定居点内，即使是荷兰人也没有占多数。地方精英几乎都是那些出身卑微、在商业和房产领域白手起家的人。政府首先希望促进贸易，即使回避民主也欣然接纳多样性。简而言之，这座村庄就是纽约，它的许多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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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征——多样性、宽容性、向上流动性，以及极度重视私营企业——已经和美利坚合众国融为一体，但这些特征其实是荷兰共和国的遗产。事实上，在列克星敦战役前的两个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中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都是由荷兰人取得的：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对抗一个庞大君主制帝国（西班牙王国）的独立战争，宣布了一项人们与生俱来的反抗压迫政府的权利（1581年的《誓绝法案》），并建立了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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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荷兰是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国家，其创造的艺术、法律、商业惯例和制度成为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标准。荷兰人发明了现代银行业，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不同货币和硬币的结算所。所有货币都可以兑换成荷兰弗罗林，荷兰弗罗林成为国际兑换中的首选媒介。1602年，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荷兰人又创立了全球企业。不久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印度尼西亚、日本、印度以及非洲南部拥有了数百艘船只、数千名员工和广泛的业务。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股东——上至富商，下至女佣和打零工的人——为公司业务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荷兰远洋船只——1600年达到10000艘——设计先进，主宰着北欧的航运。到荷兰西印度公司创建新阿姆斯特丹时，荷兰人在世界经济中担任着等同于20世纪末美利坚合众国的角色，为国际商业、金融以及法律制定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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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7世纪其他欧洲人不同，荷兰人允许自由质疑。荷兰的大学是首屈一指的，吸引了思考和推理受限的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生活在荷兰的知识分子移民有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笛卡尔认为调查应该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圣经》或古代哲学家的权威之上。笛卡尔的思想将构成现代科学的基础，这些思想最先在荷兰出版——正如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谈》（1638）一书一样。在意大利，伽利略的这本书永远没有获得教皇审查机构的批准，而这本书实际上创立了现代物理学。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一个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犹太人，被自己的拉比逐出教会——出版了哲学著作。这些哲学著作被认为激发了从《圣经》批评到深层生态学的一切。约翰·洛克（John Locke）流亡阿姆斯特丹时写了《论宽容》（1689）一书，主张政教分离。荷兰科学家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并用它们来发现从土星环到精子细胞的一切事物。荷兰科学家能够同世界分享自己的发现和观点，是因为荷兰官方认可出版自由。现代学者估计，荷兰印刷商出版的书籍占17世纪出版的全部书籍的一半。夹在北海和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之间的荷兰知识自由的小绿洲孕育了现代世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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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也成了全欧洲遭受迫害人士的避难所。西班牙的异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1579年荷兰共和国的成立基础——乌得勒支同盟条约规定：“人人应当在宗教上保持自由…… 任何人不得因宗教而遭到迫害或调查。”当法兰西或英格兰禁止犹太人入境时，成千上万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塞法迪犹太难民生活在阿姆斯特丹，在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教堂里做礼拜，投资并创建了新尼德兰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公司。天主教徒、门诺派教徒以及路德宗教徒同占多数的加尔文宗教徒和平共处。1607年，英格兰人威廉·布拉德福德和一群朝圣者来到荷兰。在荷兰，只要他们承诺“诚实待人，服从法律”，便能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莱顿——一个外国难民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大学城——朝圣者们出版了谴责国王查理的小册子。甚至在英格兰君主要求镇压之后，当地官员也拒绝镇压此类活动。但是，荷兰的多元宗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包括这些朝圣者。布拉德福德解释说，“他们的许多孩子被邪恶的例子吸引”，被“各种各样的诱惑”、“那个国家年轻人的极大放荡”，以及“奢侈而危险的课程”吸引，而这些课程使他们“成了脱缰的野马”。荷兰太自由了；朝圣者们最终会逃往美洲荒野，在那里他们可以对孩子的成长施以更大的控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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