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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对而言，很少有人愿意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生活而横渡大西洋并离开荷兰。没有任何一群穷困潦倒的人愿意被卖为临时奴隶，没有任何一个受压迫的宗教派别会寻求一个更加宽容的环境来保护自己的信仰。新尼德兰和新法兰西一样将面临殖民者短缺的挑战。那些来到的人往往要么是寻求财富的冒险家，要么是同荷兰关系一般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可能同朝圣者一样渴望一个更简单、更可控的环境。1655年，在创建31年之后，新尼德兰殖民地仍然只有2000名居民。1664年，英格兰人控制该殖民地时这里只有9000人，是新英格兰相对年轻的殖民地人口的四分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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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尼德兰显而易见的公司性质也阻碍了自身的发展。荷兰人创建该殖民地的目的是阻止英格兰人主导美洲大陆，但他们企图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经营这块殖民地。荷兰政府已经在亚洲、非洲、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投资，不希望在北美投入太多资源。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项目，缺乏香料、蔗糖和茶叶贸易所带来的明显经济回报。相反，荷兰共和国将这一项目外包给私营企业，将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权转交给西印度公司。新尼德兰人将享有宗教宽容和相当大的经济自由，但他们不会拥有一个共和政体的政府。相反，西印度公司将任命自己的总督和顾问委员会，在不受任何选举机构干涉的情况下统治殖民地。所有同宗主国的贸易都必须在西印度公司的船上进行，西印度公司垄断了最赚钱的商品——海狸皮。即便如此，西印度公司发现很难承担将殖民地扩大至曼哈顿地区以外的成本。为了有所作为，西印度公司为富裕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哈得孙河上游河谷按照庄园模式建立自己的贵族庄园，从而换取运送移民到新尼德兰。这些未来的庄园主被授予一个县那么大的土地，在那里他们将担任所有民事和刑事诉讼的法官和陪审团，包括死刑。这实际上赋予了他们决定佃农生死的权力。大部分大庄园都失败了，因为在其他地方有可供征用的自由土地时，很少有移民愿意成为佃农（奥尔巴尼附近的大范伦塞拉尔庄园是一个例外）。大庄园主本人常常通过贸易赚得盘满钵满，除了个别例外，在新尼德兰没有出现土地贵族阶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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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和宗主国一样宽容且多样化的殖民地。1654年，一船来自荷兰殖民地巴西的身无分文的犹太战争难民遭到了反犹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的敌意。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称这些难民为“骗子种族”，并试图将他们赶出殖民地。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上级驳回了他的请求，称他的计划“不合理且不公平”，并指出犹太股东在他们的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本”。当施托伊弗桑特试图限制贵格会教徒的移民（“这种全新的、闻所未闻的、可憎的异端邪说”）时，法拉盛的人民提出抗议，写道：“各地区博爱、和平以及自由的法律适用于犹太人、土耳其人（穆斯林）以及埃及人（吉卜赛人），这是荷兰这个外向国家的荣耀。”公司官员警告这个顽固不化的总督“不要把道德观念强加给人们，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要他奉公守法，不冒犯邻居，不反对政府”。他们指出，宽容非常适合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成功至关重要。今天，宽容仍是纽约市的核心所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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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印第安人的关系大体上是公平友好的，但这更多是为了荷兰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开明思想的结果。同东部沿海地区的欧洲竞争对手不同，在荷兰统治期间，印第安人人数仍然大大超过新尼德兰人的人数。冒犯易洛魁人的五个部落不仅是自寻死路，而且对生意也不利，因为这五个部落是新阿姆斯特丹大部分毛皮的供应来源。哈得孙河下游讲阿尔贡金语的弱势部落则是另一回事。阿尔贡金人占据了主要的农田，并且在1640年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海狸，这些阿尔贡金人阻碍了殖民地的扩张。在17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紧张的土地关系引发了一系列血腥战争。双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流血事件。新尼德兰人不认为印第安人是魔鬼的仆人——异族通婚完全合法——但并不特别看重他们的存在，以高出其他种族的标准对待他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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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对待宽容的态度就是如此。他们不提倡多样性，但容忍 多样性，因为他们知道采取另外一种态度的话情况会更糟糕。荷兰人，和尚普兰的老乡圣通日人一样，已经内化了欧洲可怕的（且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的教训，他们的许多同胞在宗教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坚持一致性——文化、宗教或者其他方面——反而会弄巧成拙，引发冲突，破坏贸易和商业。这种对差异性勉为其难的接受仍然是今日大纽约市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里，似乎世界上所有文化、宗教和阶级都聚集在同一条街上，为了在商业市场、政治市场以及思想市场上凸显自己的优势而相互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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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统治这一地区的精英家族是由一个非常荷兰式的白手起家的人创建的。范科特兰特王朝（Van Cortlandt dynasty）的创始人是新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士兵，他后来做过木匠、商人、市议员，并最终成为该市市长。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Frederick Philipse）到达这座城市时是一名屠夫，开过当铺，做过皮草商人，吸引了一个管理自己商船活动的富有寡妇玛格丽特·德弗里斯（Margaret de Vries）。到1679年，菲利普斯已经成为纽约最富有的人，在巴巴多斯有一个种植园，在扬克斯有一个庄园。1650年，扬·阿尔岑·范德比尔特（Jan Aertsen Van der Bilt）以契约用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他的第三个曾孙科尼利厄斯（Cornelius）——出生在斯塔滕岛——将使范德比尔特家族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第一代范布伦（Van Buren）是伦塞拉尔庄园的佃农；他们的子孙后代成为独立自主的农民，他们的第五个曾孙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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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尼德兰主要是一个商业社会。在这个社会，许多统治精英都同荷兰西印度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家公司同其英格兰同行一样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如果一种商品有利可图，那么这种商品就会受到追捧，包括交易被俘的人。事实上，完全将奴隶制引入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并非弗吉尼亚或南卡罗来纳的士绅种植园主们，而是曼哈顿的商人们。1626年，在沿海低地的非洲人仍被当作契约用人对待时，这家公司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进口了11个奴隶。1639年，在城北5英里处有一个奴隶大本营。这个大本营可能为公司提供了掌管农场和码头的工人。1655年，这家公司的贩奴船“维特·佩尔特号”（Witte Paert ）载着300名奴隶自西非抵达新阿姆斯特丹，使这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10%。这些奴隶被公开拍卖。在英格兰人征服这里之前的最后十年间，新阿姆斯特丹正迅速发展成北美最大的奴隶市场。尽管大多数奴隶被贩运到了沿海低地，但据估计，到1670年新阿姆斯特丹20%的人口来自非洲。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遭受奴役。一些人被自己的主人赋予了自由，许多公司的奴隶最终获得了“一半自由”，可以结婚、旅行和拥有财产，不过要为自己支付固定的租金。等到新阿姆斯特丹变成纽约时，这座城市已经具备了多种族特征和流传数代的奴隶制；奴隶制将继续存在于大纽约，直至19世纪60年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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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年8月，一支敌对英国舰队抵达时，新尼德兰开始在奴隶贸易的支持下繁荣昌盛起来。新阿姆斯特丹遭到突然袭击——当时两国尚未开战——敌人不仅在靠岸船只上占据优势，而且长岛东部的新英格兰叛军大举进攻布鲁克林，准备洗劫这座城市。英格兰人大获全胜。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荷兰人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投降协议，从而确保荷兰人的各项准则和各种价值观得以延续。新尼德兰人将保留自己的商业和继承法、财产、教堂、语言，甚至地方官员。他们可以继续同荷兰进行贸易，使得新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两个主要贸易帝国同时保持关系的城市。最为重要的是，宗教宽容得到了保证。新尼德兰被重新命名为纽约，但新尼德兰的文化得以延续下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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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新政权仍然保留了新尼德兰的独裁政府。纽约这块新殖民地归国王查理的兄弟兼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斯个人所有。事实上，詹姆斯本人在国王将这片土地赏赐给自己之后亲自策划了针对荷兰人的突然袭击。詹姆斯是一个着眼于建立独裁帝国的军人，将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到总督一个人手中。“公爵领地”不存在选举产生的议会。至于长岛东部的新英格兰人定居点（宣誓效忠于康涅狄格），不管愿意与否，它们都将成为纽约的一部分。詹姆斯无视新英格兰人的抗议，将位于哈得孙河和特拉华河之间人烟稀少的土地的所有权赠送给了自己的两位战友，从而创建了新殖民地新泽西。1673年，荷兰人曾短暂夺回了新尼德兰。在经历了1673年至1674年这一短暂的插曲之后，詹姆斯解雇了政府中所有的荷兰人，禁止在法庭上使用荷兰语，并派遣毫无纪律可言的帝国军队驻扎在整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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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自由行使全部权力。几年后，当他成为国王时，他针对北美的独裁计划将引发第一次美洲革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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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C.Ritchie，The Duke’s Province：A Study of New York Politics and Society，1664-1691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7，pp.26-29；H.L.Mencken，The American Language ，New York：Alfred Knopf，1921，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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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lation of 1647” in Reuben Gold Thwaites，ed.，The Jesuit Relations and Allied Documents ，Vol.31，Cleveland：Burrows Brothers，1898，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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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R.Palmer and Joel Colton，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to 1815 ，New York：Alfred Knopf，1983，pp.159-163；Els M.Jacobs，In Pursuit of Pepper and Tea：The Story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msterdam：Netherlands Maritime Museum，1991，pp.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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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ep de Koning，“Governors Island：Lifeblood of American Liberty，” paper given at the AANS/NNS Conference，Albany，NY，9 June 2006，pp.3-4，8-10；Shorto，（2004）pp.94-96；William Bradford，“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48]” in William T.Davis，ed.，Bradford’s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06-1646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 Sons，1920，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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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liver A.Rink，Holland on the Hudson：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Dutch New York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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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liver A.Rink，Holland on the Hudson：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Dutch New York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p.98-115；Taylor（2001），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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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ink（1986），pp.233-235；Koning（2006），pp.12-14；Thomas J.Archdeacon，New York City，1664-1710：Conquest and Chang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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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ink（1986），p.227；p.169；Laurence M.Hauptman and Ronald G.Knapp，“Dutch-Aboriginal interaction in New Netherland and Formosa：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mpir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pril 1977，pp.166-175；Shorto（2004），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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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aylor（2001），pp.2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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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horto（2004），pp.293-296；Ritchie（1977），pp.31-33；Taylor（2001），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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