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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alter Allen Knittle，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Palatine Emigration ，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36，pp.1-81；Dunn（1987），p.16；Charles R.Haller，Across the Atlantic and Beyond：The Migration of German and Swiss Immigrants to America ，Westminster，MD：Heritage Books，1993，p.200；Oscar Kuhns，The German and Swiss Settlements of Colonial Pennsylvania ，New York：Abingdon Press，1914，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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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ischer（1989），p.432；Richard H.Shryock，“British Versus German Traditions in Colonial Agricultur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26，No.1，June 1939，pp.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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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hryock，pp.49-50；Fischer（1989），pp.601-602；“The German Protest Against Slavery，1688，” The Penn Monthly ，February 1875，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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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ltzell（1979），pp.127-132；Boorstin（1958），p.68；John Fanning Watson，Annals of Philadelphia and Pennsylvania，in the Olden Time ，Vol.1，Philadelphia：Elijah Thomas，1857，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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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J.Dickson，Ulster Emigration to Colonial America，1718-1775 ，Belfast，U.K.：Ulster Historical Foundation，1976，p.225；James Leyburn，The Scotch-Irish：A Social Histor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2，pp.175，1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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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oorstin（1958），pp.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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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oorstin（1958），pp.54-66；Taylor（2001），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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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九章 打造大阿巴拉契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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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是殖民地时期最后一个创建的民族，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民族。大英帝国边地以宗族为基础的尚武文化传播到了内陆地区、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穷乡僻壤的边界地带，打破了这些地区对殖民地政府、武力运用以及同北美印第安人关系的垄断控制。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边民们骄傲自大、独立自主、暴躁不安，时至今日仍然是北美社会一支反复无常的反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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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遇到的各个民族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或多个殖民地政府管辖之下，殖民地政府则由各自的政治精英控制，但大阿巴拉契亚在刚建立时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文明社会。边民们并不是真正的殖民者，真正的殖民者是被带到新大陆来为某个领主或股份公司特定的殖民工程提供人力资源的。边民们是家园遭到摧毁后为了避难而来的移民，是通常在没有得到官方鼓励或指导、常常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抵达的难民。由于不想屈从于“异族”统治或者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边民们直接冲向18世纪与世隔绝的边疆地区来建立社会。这一社会在一段时间内其实是个法外之地，他们仿造被自己抛诸脑后的无政府世界创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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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的创建者们来自不列颠北部饱受战争蹂躏的边界地区：苏格兰低地、靠近英格兰北部的苏格兰边区，以及苏格兰-爱尔兰人控制下的爱尔兰北部地区。他们的先祖历经近800年的持续战争，其中一些人同“勇敢的心”威廉·华莱士或罗伯特·布鲁斯并肩作战或者对抗过他们。到北美洲被殖民时，边界地区已经成为一片废墟。1580年，一名英格兰间谍在谈及苏格兰时说：“这个国家聚集着无数以乞讨为生、四处流浪的穷人。由于物资极端匮乏，这些穷人生活异常艰辛，极其胆大妄为，粗俗无礼。”1617年，一位外国外交官写道：“英格兰北部非常贫穷、荒芜、凄惨……因为这些民族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相互残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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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边民们学会了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大家族来保卫家园、家庭以及亲属，免遭入侵者的侵扰，无论这些入侵者是异族士兵、爱尔兰游击队战士还是王家税务官员。生活在持续动荡之中的许多边民选择信奉传统的加尔文主义宗教（长老会），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一个由《旧约》中愤怒的神明来守护的神圣圣经民族。由于不相信一切形式的外部权威，边民们最重视个人自由和荣誉，并乐于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荣誉。当需要吃苦耐劳、尚武好斗的民族移民北爱尔兰并粉碎本土抵抗时，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及其继任者们将目光投向了边界的苏格兰人。这些苏格兰人最终成为阿尔斯特的苏格兰-爱尔兰人。一个世纪后，许多美洲人愿意保护边地免受桀骜不驯的美洲土著居民的入侵，从而为沿海附近更加温顺的移民们建立起一个保护性的缓冲地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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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1776年，边民们经过五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移民潮抵达这里。每一次移民都是对不列颠群岛一次灾难的回应。第一次移民潮发生于阿尔斯特发生干旱和羊瘟之后。这一事件导致人们对本地区主要出口产品（亚麻布）需求下降。与此同时，远离爱尔兰的英格兰地主在长期租约到期之后开始向佃农索取惊人的租金。“就当前情况而言，我不知道爱尔兰如何能让居民在完全没有肉食和衣服且不挨饿的情况下缴纳比现在更高的税款，”一位造访者于1716年警告爱尔兰的英国圣公会大主教，“他们已经拿出自己的面包、肉类、黄油、鞋子、袜子、床铺、家具和房屋来支付地租和赋税。我不明白还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除非我们把他们的土豆、酪乳和牛奶也拿走，或者剥了他们的皮然后拿去卖掉。”赋税也一直增加，成千上万的佃农别无选择，只能出售自己的租赁权，然后预订一张前往新大陆的船票。新到期租约的租金翻了一番，牛价跌了一半，农作物歉收发生频率增加，因此紧随第一批移民群体步伐的是数万名同胞以及后来的数十万同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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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70年代初，外流人口如此之多，以至于伦敦当局担心爱尔兰和苏格兰边界地区会在经济上陷入瘫痪。“他们成群结队地移民到美洲，”爱尔兰的一位官员警告称，“必须采取措施，给爱尔兰穷人提供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果要挤奶牛的奶，就必须喂它。”斯凯岛上的一位土地经纪人报告称，庄园正变成一片“废墟”。北爱尔兰德里主教告诉帝国官员，当时美洲边远地区酝酿的“反叛精神”是因为3.3万名“狂热而饥渴的共和主义者在短短数年内”便自爱尔兰移民到了美洲。英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都忧心忡忡地预测这个惨遭遗弃的王国的未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英国官员仍在讨论如何最好地限制边民移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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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少数边民定居在了新英格兰、南方腹地以及后来的英属加拿大，但绝大多数边民是经由内陆地区到达北美的：到1775年，人数已经超过10万。内陆地区统治下的殖民地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贵格会的官方政策是欢迎所有民族的移民，并让他们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信奉自己的信仰。不过，新来移民粗鲁的行为和对宗族的忠诚感让内陆地区人大吃一惊。费城的报纸指责他们一连串的恶行：伪造货币，谋杀，强奸一个六岁的孩子，说出“威胁当局的话”（如果政府胆敢处死他们的一个同胞，以作为对其罪行的惩罚的话）。官员们尽最大努力将他们赶出城市，驱逐到边境，在那里他们可以作为抵抗法国人或美洲土著民族进攻的缓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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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穷困潦倒、土地匮乏，绝大多数边民确实很乐意直接搬到边远地区。用一位高级殖民地官员的话说，在那里边民们“问都不问就夺取任何自己可以找到的空置土地”。一些边民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所剩无几，本可以在离费城不远的定居区租赁土地，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正如一个边民所解释的那样：“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地主的残酷压迫和骚扰，损失惨重，身处险境，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以求将自己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苏格兰-爱尔兰人是数代同堂的大家族。为了寻找空置的土地，他们在现在宾夕法尼亚中南部森林山丘上狭窄的印第安小路上一走就是好几天。他们在分散的土地上安家定居，建造简陋的小屋，清理小花园，开始在没有围栏的地区放牧。边民们并未尝试生产可供出口的经济作物，而是采用自给自足的林地经济。他们狩猎、捕鱼，并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活动，每几年就随着土壤贫瘠而进行迁移。英国的生活教会他们不要在固定资产上投入太多时间和财富，固定资产在战时很容易遭到破坏。相反，他们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储存自己的财富：成群的猪、牛和羊。当确实需要现金时，他们将玉米蒸馏成一种更易携带、更易储存、更值钱的产品：威士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威士忌将一直是大阿巴拉契亚实际存在的货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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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能够长时间休闲的生活方式，一种遭到其他地区之人唾弃的放纵行为。“他们拥有美洲最好的地区，能够培育任何作物。由于极度懒惰，所以他们非常贫穷，”1768年，一位来自南方腹地的牧师在谈及南阿巴拉契亚人时写道，“他们满足于当前卑微、懒惰、放荡、异教式、地狱般的生活，而且似乎无意改变这种生活。”事实上，边民们的当务之急似乎从来都不是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自由，尤其是从外部力量中获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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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城镇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但定居者们维持密切的亲属关系，邻居们散布在整个山间。在整个阿巴拉契亚山脉，边民们经常为自己留下的定居点命名：多尼格尔、加洛韦、伦敦德里（或德里）、新苏格兰、纽卡斯尔、达勒姆和坎伯兰。这些社区开始时与外界相当隔绝，并不效忠于外面的世界。由于道路不通，贸易几乎完全是以物易物。即使去最近的法院也要花费好几天，边民们又回到了自己以前在苏格兰时的做法，将法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伸张正义的不是法院，正义由受害者个人和亲属通过个人报复来伸张。“每个人都是自己家庭的警长”是边地的一个信条。这个信条彰显了苏格兰式的处理问题方法：“敲诈勒索”（作为保护费）、血海深仇（最著名的是哈特菲尔德和麦科伊家族之间的世仇），以及“林奇法则”。“林奇法则”以大阿巴拉契亚的边民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的姓氏命名，他主张在目无法纪的弗吉尼亚边远地区推行私自执法。介于亡命之徒、贪赃枉法以及同印第安人冲突之间的大阿巴拉契亚很快便臭名昭著。“我的爱尔兰北部同胞们的行为……”佩恩的秘书报告称，“他们对彼此的暴力和不公行径在他们到来之前很少在这一地区出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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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外部约束自己的行为极为抵触，但边民们可以毫不妥协地执行内部的文化规约。不满或分歧——无论是邻居、妻子、孩子，还是政敌的——都是无法接受的，常常遭到野蛮压制。边民们对社区内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置若罔闻。在许多地区，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一的最富有的人控制了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总数一半的最底层人士则一无所有，作为佃户或棚户区居民而苟延残喘。这些幸运的十分之一通常是“名门望族”的首领或魅力四射的人物，他们要求人们的忠诚。这份忠诚与其说是他们支持的任何特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的个性、性格和横向家谱联系发挥作用的结果。他们并非通过任何形式的继承，而是依靠个人行为和成就赢得了社会地位。在边民们看来，父母任何一方四代之内的人都可以被看成“家人”，从而有效地建立起庞大的宗族。表兄妹之间通婚司空见惯，从而强化了血缘关系。处于社会底层的是那些靠狩猎，觅食，以及掠夺邻居庄稼、牲畜、贵重物品和女儿为生的家族。随着大阿巴拉契亚文明根深蒂固，遏制后者的掠夺将成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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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位于宾夕法尼亚中南部的据点出发，边民们沿着一条长达800英里的古老印第安小径向南方崇山峻岭迈进。这条小径后来被称为“大马车之路”。这条简陋的小道始于兰开斯特和约克，途经黑格斯敦（现在马里兰西部的狭长地带），沿着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穿过北卡罗来纳高地，最终终止于现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成千上万的边民带着自己的牧群，沿着这条小径迁移到崎岖不平、几乎未被开发的南部内陆地区。1730～1750年，阿尔斯特和苏格兰边界地区人去楼空，北卡罗来纳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到1770年又增长了一倍。弗吉尼亚西南部人口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60年代的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来自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的内陆地区。从技术层面来讲，边民们可能已经迁入了由沿海低地士绅和南方腹地大种植园主控制的殖民地；但从文化层面来讲，大阿巴拉契亚民族有效地切断了沿海低地与内地的联系，阻止了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向南方高地推进。直至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边民们才控制了一切正规政府；田纳西、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这些地方尚未出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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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们生活在自己经常入侵的美洲土著居民之中。同新法兰西的情况一样，相当一部分边民移民基本上都“入乡随俗”，放弃农业和畜牧业，过着土著人的生活。移民们打猎，捕鱼，穿着和本地土著居民身上穿的类似的皮草、衣服，采纳印第安人的习俗习惯，娶印第安人为妻，生下一些混血儿。其中的一些混血儿长大后成为美洲土著居民中杰出的政治家。一些移民学习印第安人的语言，长期深入印第安人的领土进行诱捕和贸易考察。其他一些移民则成为四处流浪的不法分子，在穷乡僻壤打家劫舍，从而惹恼了几乎所有人。一个心怀不满的南卡罗来纳人说这些移民“只不过是白人印第安人”，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弗吉尼亚人则抱怨那些“像野蛮人一样生活的人”。然而，大阿巴拉契亚主流社会将伦尼莱纳佩人、肖尼人（Shawnee）、切罗基人、克里克人（Creek）以及其他印第安人视为争夺边远地区控制权的竞争对手。这是一种涉及双方的态度，尤其是边民越来越频繁地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狩猎、开垦、侵占。结果，双方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战争，双方死亡人数都非常惊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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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阿巴拉契亚爆发的印第安人战争和其他暴力事件对其他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18世纪50年代伦尼莱纳佩人的入侵是如何迫使贵格会教徒放弃对本地区大部分控制权的，但这只是后来一系列冲突中更加不稳定事件的一次预演。1763年12月，一伙来自宾夕法尼亚帕克斯顿及其周边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人袭击并烧毁了佩恩家族土地上的一处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定居点，当场打死六名印第安人，又屠杀了14名内陆地区人带到兰开斯特监狱保护起来的印第安人。死者中包括两名三岁大、被人剥了头皮的孩子和一位在监狱院子里被人用斧头砍死的老人。杀戮发生之后，这些所谓的“帕克斯顿男孩”集结了一支由1500名苏格兰-爱尔兰邻居组成的武装部队，向费城进军，打算杀死更多热爱和平的美洲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居民受已故创始人的孙子——总督约翰·佩恩的邀请，逃至费城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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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边民和内陆地区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决，当时英属北美第一大城市的控制权悬而未决。1764年2月的一个雨天，帕克斯顿男孩们来到费城郊外时，1000名内陆地区人聚集起来保卫议会大楼。全市民兵们在驻军的阅兵场上部署了一排大炮，每一门大炮都装上了葡萄弹。当边民们的军队包围这座城市时，200名贵格会教徒不顾自己的原则，拿起武器抵抗。一位目击者声称，在城郊，穿着鹿皮鞋和毛毯外套的帕克斯顿男孩们“模仿（印第安人的）战争呐喊，发出可怕的叫喊声，吓坏了那些不爱惹事的市民，假装要剥他们的头皮”。由于德意志裔的市民普遍保持中立，费城苏格兰-爱尔兰人的下层阶级同情入侵者，内陆地区即将被占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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