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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化险为夷。富兰克林率领一个谈判小组向边民们承诺，如果边民们同意回家，那么他们就解决边民们的不满。边民中的一些人获准视察城内的印第安人难民，但无法确定其中的敌方战斗人员。边民们后来向佩恩提出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让边民们在地方议会中获得适当的代表。（当时，内陆地区的人均代表人数是边境地区的两倍。）费城人吓破了胆，总督拖拖拉拉，整个城市“每天都面临着更强大力量回归的威胁”。贵格会教徒向伦敦求助，在内陆地区历史上常备军首次在城市驻扎。只有结束同西部更加偏远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局势才能恢复正常。但帕克斯顿男孩们的行动揭示了宾夕法尼亚与其他殖民地之间的断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这些断层将凸显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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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殖民地的其他地区同样动荡不安。18世纪30年代，在饱受争议的宾夕法尼亚-马里兰边界，为了保住这片土地，两地政府都征募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一方乐于使用武力驱逐德意志人，但事实证明，双方都不愿意相互厮杀而使殖民地政府陷入僵局。民族背景再次战胜了国家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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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卡罗来纳的边远地区，边民们于18世纪50年代侵入切罗基人的领地，偷猎麋鹿，抢夺人头皮，然后冒充肖尼人用这些东西在邻近的弗吉尼亚领取丰厚的赏金。这些无缘无故的入侵在1759～1761年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大英帝国军队在强行达成和平协议时，双方都已有数百人丧生。几年后，佐治亚高地的克里克印第安人抱怨道，边地猎户们“在森林里到处游荡，破坏了我们的游戏规则”。狩猎季结束时，这些偷猎者开始从比较守法的同样身为边民的邻居那里偷盗牛、猪和马。一些边民结成有组织的帮派，持枪抢劫边远地区的民众，通过殴打、烙印和烧掉脚趾来迫使一些人说出隐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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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犯罪浪潮阻止了移民们积累财富，强化了旧有的边民模式。一个南卡罗来纳人观察说道：“一个靠诚实劳动挣了50英镑，并将这笔钱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人会因他们的行为而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陷入危险。”“如果我们买了一些酒以零售或招待客人，那么他们会闯入我们的住所，将这些酒一饮而尽，”1769年，那个殖民地的边远地区的定居者报告称，“要是我们饲养用于交易的肥牛或是骏马，那么（即使是）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这些肥牛或骏马也经常被人牵走。”相当多从南方种植园逃跑的奴隶加入“匪徒行列”，其中一些奴隶崛起并领导自己的帮派。这威胁到南方腹地的扩张，因为这一民族无法在匪徒为逃亡者提供避难所的地区生存。英国圣公会牧师查尔斯·伍德梅森（Charles Woodmason）警告说：“这些土地虽然是本地区最好的，但一直闲置着。有钱人也不敢让奴隶开垦这些土地，以免这些土地落入盗匪手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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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高地开始变得像苏格兰边境那样没有法纪，大阿巴拉契亚的主要名门望族通过边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做出回应：他们组建治安会来追捕匪徒。他们称自己为监管者，在佐治亚和弗吉尼亚之间的高地上来回扫荡，鞭打、打烙印以及私刑处决任何可疑的不法分子。（许多土匪是伐木者和偷猎者，但一些土匪头子原来是切罗基战争的退役军人，出身名门望族，明显钟情于掠夺。）监管者随后对自己社区里的“流氓和其他无所事事、一文不值的人”进行打击，通过了一项监管计划。在此监管计划下，监管者鞭打、驱逐任何他们认为懒惰或不道德的人，并强迫其他人“在鞭打之痛”中耕种土地。从1768年起的三年里，监管者们完全控制了南卡罗来纳的内陆地区，赶走了低地派来的治安官和法官。他们要求南方腹地人给予他们自己在立法机构中的比例代表权。当时，边远地区的白人占本殖民地白人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但在议会的48个席位中仅仅占有2个席位。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其中一位边民指出，“就好像我们是与他们不同的物种”。在人们开始关注同不列颠的冲突之前，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最后证明，在同不列颠的冲突中，南方腹地和边民之间的分歧至关重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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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卡罗来纳，文化鸿沟的破坏性更大。18世纪60年代，实际控制殖民地政府的沿海低地士绅们试图对边民行使管辖权。立法机关给予沿海低地10倍的人均代表权，实行以土地面积而非财产价值为基础的财产税制度，有效地将负担从富有的种植园主身上转移到穷困潦倒的边民身上。为了给自己建造一座价值15000英镑的奢华府邸，新上任的王家总督威廉·特里恩爵士（Sir William Tryon）又于1765年增税。同样，作为回应，这一边远地区爆发了以一场由监管者发起的治安会运动。从1768年开始，监管者们暴力夺取了该殖民地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控制权，并连续三年统治。这些监管者殴打律师，洗劫法院，驱逐税务官员，一直执掌政权，直至1771年他们的2000人军队在阿拉曼斯克里克（Alamance Creek）同沿海低地民兵的一场激战中被击败。许多监管者领导人都在后来被称为田纳西的边远地区避难。几年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大阿巴拉契亚和沿海地区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也将深刻地影响各自效忠的对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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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异族统治而无比沮丧的边民们无视英国王室及美洲土著邻居的权威，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在宾夕法尼亚中北部，一个苏格兰-爱尔兰人占多数的非法移民团体建立了自己“公平竞争”的政府。这个政府以长老会的民主原则和苏格兰边境地区的激进个人主义为模板。接下来的五年，这片独立且公平竞争的领地上的四十个家庭继续他们自己的边境主权实验，直至1784年移民线越过该地区，他们被人群吸收，也许是极不情愿地被吸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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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规模更大的实验在更加偏远的南部，即现在田纳西州东部和肯塔基州中部进行着。在那里，数千名边民在印第安人领地深处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边民的新国家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成立直接违反了《1763年王家宣言》（本宣言禁止在阿巴拉契亚以西地区定居），侵犯了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司法管辖权（当时两地均声称拥有这一领地的所有权），并侵犯了国王陛下的财产权（因为王室合法地控制了北美大陆上所有未被立契转让的土地）。未经允许，边民们自行制定宪法，设立政府、法院和土地办公室。边民们的领导人，包括苏格兰低地移民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派遣拓荒者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开辟一条200英里长的道路，直通现在的肯塔基州中部。这样一来，移民们蜂拥而至，创建了布恩斯伯勒（Boonesborough）。1775年初，在一片空地的一棵巨大榆树下，他们召集了“参议院会议”，宣布该议会为“我们的教堂、议会，和议会厅”。当其他殖民地要召开大陆会议以讨论同英国紧张关系的消息传来时，特兰西瓦尼亚派霍格前往费城，请求接纳其为第十四个成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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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控制的民族同宗主国发生一系列冲突时，大阿巴拉契亚的边民们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些地区的边民支持英国，一些地区的边民反对英国，但边民们这么做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都是为了抵抗对自己宗族自由的威胁，无论威胁来自内陆地区的商人、沿海低地的士绅、南方腹地的种植园主，还是英国国王本身。这一模式时至今日仍主导着大阿巴拉契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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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trick Griffin，The People with No Nam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593-596；Warren R.Hofstra，“The Virginia Backcoun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101，No.4，October 1993，pp.490，493-494；Fischer（1989），pp.74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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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ischer（1989），pp.749-757，772-774；Leyburn（1962），pp.26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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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ilyn（1986），pp.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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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anna Brooks，“Held Captive by the Irish：Quaker Captivity Narratives in Frontier Pennsylvania，” New Hibernia Review ，Autumn 2004，p.32；Rachel N.Klein，“Ordering the Backcountry：the South Carolina Regula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38，No.4，October 1981，pp.66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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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ooke Hindle，“March of the Paxton Boy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Vol.3，No.4，October 1946，pp.46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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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rooke Hindle，“March of the Paxton Boy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Vol.3，No.4，October 1946；Merrill Jensen，The Founding of a Nation：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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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arles Desmond Dutrizac，“Local Identity and Authority in a Disputed Hinterland：The Pennsylvania-Maryland Border in the 1730s，”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115，No.1，January 1991，pp.35-61；Taylor（2001），p.434；Klein（1981），pp.67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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