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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ilyn（1986），pp.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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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anna Brooks，“Held Captive by the Irish：Quaker Captivity Narratives in Frontier Pennsylvania，” New Hibernia Review ，Autumn 2004，p.32；Rachel N.Klein，“Ordering the Backcountry：the South Carolina Regula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38，No.4，October 1981，pp.66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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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ooke Hindle，“March of the Paxton Boy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Vol.3，No.4，October 1946，pp.46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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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rooke Hindle，“March of the Paxton Boy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Vol.3，No.4，October 1946；Merrill Jensen，The Founding of a Nation：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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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arles Desmond Dutrizac，“Local Identity and Authority in a Disputed Hinterland：The Pennsylvania-Maryland Border in the 1730s，”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115，No.1，January 1991，pp.35-61；Taylor（2001），p.434；Klein（1981），pp.67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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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lein（1981），pp.671-679；Robert F.Sayre，ed.，American Lives：An Anthology of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94，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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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alter B.Edgar，South Carolina：A History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pp.212-216；Klein（1981），p.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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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obert D.W.Connor，History of North Carolina ，Vol.1，Chicago：Lewis Publishing Co.，1919，pp.30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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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eorge D.Wolf，The Fair Play Settlers of the West Branch Valley，1769-1784 ，Harrisburg，PA：BiblioBazaar，1969，pp.27-28，46-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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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Bailyn（1986），pp.21-22，53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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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部分 虚假同盟：177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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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共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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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为美国独立战争（美国革命）的事件并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至少在这场革命发生的时候是这样的。1775～1782年的军事斗争并不是“美利坚的民族”为了建立一个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言论、宗教以及新闻自由，横跨北美大陆的统一的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相反，这是一场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松散军事联盟所采取的极其保守的行动。每个民族最关心的都是保持或重新控制各自的文化、特色以及权力结构。反叛民族当然不希望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共和国：英国当权派愚蠢地试图将他们同化为一个由伦敦集中控制的同质帝国。一些民族——内陆地区、新尼德兰以及新法兰西——根本没有反叛。那些反叛的民族并不是在进行一场革命，而是在各自进行殖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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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发动反叛的四个民族——新英格兰、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南方腹地——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而且彼此极不信任。那么，这些民族是如何克服分歧而一起发动一场战争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事实上，他们有时甚至并未并肩作战，因为大阿巴拉契亚正在进行一场并非针对英国而是针对内陆地区、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解放斗争。更为复杂的是，南方腹地的精英们对叛乱的态度十分矛盾，其中许多人在叛乱过程中改变了立场。（佐治亚甚至在叛乱期间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怀抱。）南方腹地人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将失去对奴隶的控制。整体上，各个民族之所以相互合作，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其他方法来战胜对各自文化的生存威胁。他们同敌人的敌人结盟，但并没有打算相互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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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由七年战争——1756～1763年英法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全球性军事冲突——引发的。在美国，七年战争被称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因为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同新法兰西及其土著盟友交战。这场战争使北美的权力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后，法国战败，整个新法兰西（除了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之外）全部移交给了大英帝国。对美洲大陆人民来说，这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使北美土著民族唯一可以依靠的欧洲社会退出了政治及军事舞台。其次，它在英国当权派内部滋生了傲慢的必胜主义。当权派认为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塑北美帝国。这些发展对印第安人以及英国帝国主义者都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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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美洲最古老的民族创建时，英格兰仍然是一支弱小力量，竭力获取西班牙帝国遗留下来的零散领土。受内部不和——英国内战、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以及光荣革命——的影响，英国将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大部分任务外包给了私营公司、富有贵族以及被认为在远方能够受到更安全监视的宗教派别。这种无心之举促成并发展了最早的英美特色文化。到了17世纪80年代，当国王试图进行统一统治和中央集权的时候，为时已晚。当时，一些民族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人，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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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英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人们从善意地忽视殖民地到试图控制殖民地呢？答案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新精英阶层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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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中叶，英格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英格兰吞并了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成为联合王国，一个横跨从印度闷热低地到哈得孙湾冰冷荒野、真正的全球性大不列颠帝国。在清教徒、贵格会教徒、骑士党人以及巴巴多斯人离开英国数十年后，为管理这一不断扩张的帝国，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形成：一个傲慢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甚至有属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口音。这种口音形成于18世纪初期，被（殖民地官员以及英国下层阶级）看成一种矫揉造作、自命不凡的口音。这个统治阶级成员几乎只同本阶级人员联姻。这个统治阶级建立了伊顿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及哈罗公学这样的新精英寄宿学校，从而教育、同化自己的子女。这个统治阶级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现代皇家海军以及东印度公司这样强大的、可以控制国内外小人物的新机构。17世纪初，英国由贵族统治。这些贵族在自己的庄园或自己所在郡的城镇上长大并接受教育，具有当地特征、口音以及日程。到1763年，英国统治阶级由在贵族寄宿学校接受过精英教育，并将自己视为帝国精英的人士组成。七年战争结束之后，这些人试图完成80年前国王詹姆斯二世未竟的事业：让美洲殖民地接受自己的意志、制度、官僚机构以及宗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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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起的这场标准化运动在许多方面同时取得了进展。由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平均税负仅仅为英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因此伦敦当局对殖民地砂糖、烟草、纸制品等各类商品征收名目繁多的新税。其中一些税收是为了影响社会变革。“为了使那些资质平庸（出身低下）的人远离那些他们在生活中玷污了的机构”，颁发大学文凭和律师从业执照时新收的费用要高于英国。这一阻止粗俗者占据显要职位的愿望也促使伦敦的精英们撤销了大阿巴拉契亚第一批学院中由长老会管理的北卡罗来纳皇后学院的章程，理由是这所学院“鼓励容忍”一种不受欢迎的宗教。为了增强帝国官方认可的、受到税收赞助的圣公会的力量，长老会神职人员被禁止主持婚礼，圣公会主教第一次被派遣至美洲（吓坏了先前独立的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圣公会传教士被派遣前往波士顿，以改变那里的“异教徒”清教徒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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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由于七年战争负债累累，但大部分新税收用于维持驻扎在北美的10000名帝国军人。用英国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维持这些军队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这支——在美洲史无前例——庞大的常备军负责执行帝国法律，包括执行1763年的一份公告。这份公告禁止殖民地民众侵占阿巴拉契亚山脉另一侧印第安人的土地。与此同时，皇家海军加强了禁止新英格兰商人同加勒比海的法国以及荷兰属地做生意的贸易法规的执法力度。很多走私犯在新设立的没有设置陪审团的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东印度公司是一家由英国统治阶级控制的颇受宠爱的公司，获得了特别许可，可以无视贸易法规以及殖民地商人，直接向北美运输和销售茶叶。这些新增的税收、实行的法律以及驻扎的占领军都未经各个殖民地精英阶层或者民选代表们的同意，被强加给了英属北美殖民地。这使得许多殖民地民众理所当然地担心他们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注定要消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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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新法兰西的美洲土著居民同样担心他们的文化延续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印第安人和新法兰西人通过互赠礼物的仪式建立了一种相互满意的关系。但英国军事指挥官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Baron Jeffrey Amherst）取消了所有的礼物馈赠机制，并明确表示，这些野蛮人要么服从，要么灭亡。结果，在渥太华部落首领庞蒂亚克（Pontiac）的领导下，十几个主要部落于1763年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协调一致的起义。这场起义旨在削弱英国力量，恢复法国对新法兰西的控制。这场战争——促使帕克斯顿男孩们向费城进军——导致印第安人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以及弗吉尼亚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杀害或俘虏了2000名殖民者。阿默斯特男爵企图“消灭这一可恶的种族”，指示他的部队给印第安人分发染上天花病毒的毯子。最终，即使是生物战也无法让这些印第安人屈服，阿默斯特被不光彩地召回。[3] “我们现在告诉你：法国人从未征服过我们，他们也从未购买过我们的一寸土地，”庞蒂亚克对阿默斯特的继任者说道，“如果你希望保留这些（五大湖区贸易）哨点，我们期待从你们那里得到适当的回报。”对大英帝国的官员来说，议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要让殖民地民众服从命令，并且远离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的印第安人土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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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再次第一个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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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宗教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最为强大，民族自我意识较高，同时热衷于自治，并且愿意为维护“新英格兰道路”（New England Way）而英勇作战乃至流血牺牲。一些新英格兰人将这场斗争视为英国内战以及光荣革命的延续。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是善良的加尔文主义者同专制政体以及教皇力量进行的殊死斗争，而这场斗争是在一位贪婪的君主与“天主教精英”圣公会及其主教和信徒之间进行的。从缅因东部到康涅狄格南部，清教徒教会——现在被称为公理会——站在爱国者一边，敦促其成员奋起反抗。清教徒认为克己是一种美德。清教徒的这种观念被消费者用来抵制英国的奢侈品以及工艺制品。正如罗得岛的一家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市民们必须“放弃享受以维护自由”。正如一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们要让那些英国佬（Redcoats）明白，我们一直自我管理，我们也一直都是这样打算的。他们不让我们这样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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