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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能够长时间休闲的生活方式，一种遭到其他地区之人唾弃的放纵行为。“他们拥有美洲最好的地区，能够培育任何作物。由于极度懒惰，所以他们非常贫穷，”1768年，一位来自南方腹地的牧师在谈及南阿巴拉契亚人时写道，“他们满足于当前卑微、懒惰、放荡、异教式、地狱般的生活，而且似乎无意改变这种生活。”事实上，边民们的当务之急似乎从来都不是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自由，尤其是从外部力量中获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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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城镇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但定居者们维持密切的亲属关系，邻居们散布在整个山间。在整个阿巴拉契亚山脉，边民们经常为自己留下的定居点命名：多尼格尔、加洛韦、伦敦德里（或德里）、新苏格兰、纽卡斯尔、达勒姆和坎伯兰。这些社区开始时与外界相当隔绝，并不效忠于外面的世界。由于道路不通，贸易几乎完全是以物易物。即使去最近的法院也要花费好几天，边民们又回到了自己以前在苏格兰时的做法，将法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伸张正义的不是法院，正义由受害者个人和亲属通过个人报复来伸张。“每个人都是自己家庭的警长”是边地的一个信条。这个信条彰显了苏格兰式的处理问题方法：“敲诈勒索”（作为保护费）、血海深仇（最著名的是哈特菲尔德和麦科伊家族之间的世仇），以及“林奇法则”。“林奇法则”以大阿巴拉契亚的边民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的姓氏命名，他主张在目无法纪的弗吉尼亚边远地区推行私自执法。介于亡命之徒、贪赃枉法以及同印第安人冲突之间的大阿巴拉契亚很快便臭名昭著。“我的爱尔兰北部同胞们的行为……”佩恩的秘书报告称，“他们对彼此的暴力和不公行径在他们到来之前很少在这一地区出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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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外部约束自己的行为极为抵触，但边民们可以毫不妥协地执行内部的文化规约。不满或分歧——无论是邻居、妻子、孩子，还是政敌的——都是无法接受的，常常遭到野蛮压制。边民们对社区内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置若罔闻。在许多地区，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一的最富有的人控制了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总数一半的最底层人士则一无所有，作为佃户或棚户区居民而苟延残喘。这些幸运的十分之一通常是“名门望族”的首领或魅力四射的人物，他们要求人们的忠诚。这份忠诚与其说是他们支持的任何特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的个性、性格和横向家谱联系发挥作用的结果。他们并非通过任何形式的继承，而是依靠个人行为和成就赢得了社会地位。在边民们看来，父母任何一方四代之内的人都可以被看成“家人”，从而有效地建立起庞大的宗族。表兄妹之间通婚司空见惯，从而强化了血缘关系。处于社会底层的是那些靠狩猎，觅食，以及掠夺邻居庄稼、牲畜、贵重物品和女儿为生的家族。随着大阿巴拉契亚文明根深蒂固，遏制后者的掠夺将成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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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位于宾夕法尼亚中南部的据点出发，边民们沿着一条长达800英里的古老印第安小径向南方崇山峻岭迈进。这条小径后来被称为“大马车之路”。这条简陋的小道始于兰开斯特和约克，途经黑格斯敦（现在马里兰西部的狭长地带），沿着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穿过北卡罗来纳高地，最终终止于现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成千上万的边民带着自己的牧群，沿着这条小径迁移到崎岖不平、几乎未被开发的南部内陆地区。1730～1750年，阿尔斯特和苏格兰边界地区人去楼空，北卡罗来纳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到1770年又增长了一倍。弗吉尼亚西南部人口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60年代的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来自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的内陆地区。从技术层面来讲，边民们可能已经迁入了由沿海低地士绅和南方腹地大种植园主控制的殖民地；但从文化层面来讲，大阿巴拉契亚民族有效地切断了沿海低地与内地的联系，阻止了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向南方高地推进。直至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边民们才控制了一切正规政府；田纳西、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这些地方尚未出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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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们生活在自己经常入侵的美洲土著居民之中。同新法兰西的情况一样，相当一部分边民移民基本上都“入乡随俗”，放弃农业和畜牧业，过着土著人的生活。移民们打猎，捕鱼，穿着和本地土著居民身上穿的类似的皮草、衣服，采纳印第安人的习俗习惯，娶印第安人为妻，生下一些混血儿。其中的一些混血儿长大后成为美洲土著居民中杰出的政治家。一些移民学习印第安人的语言，长期深入印第安人的领土进行诱捕和贸易考察。其他一些移民则成为四处流浪的不法分子，在穷乡僻壤打家劫舍，从而惹恼了几乎所有人。一个心怀不满的南卡罗来纳人说这些移民“只不过是白人印第安人”，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弗吉尼亚人则抱怨那些“像野蛮人一样生活的人”。然而，大阿巴拉契亚主流社会将伦尼莱纳佩人、肖尼人（Shawnee）、切罗基人、克里克人（Creek）以及其他印第安人视为争夺边远地区控制权的竞争对手。这是一种涉及双方的态度，尤其是边民越来越频繁地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狩猎、开垦、侵占。结果，双方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战争，双方死亡人数都非常惊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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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阿巴拉契亚爆发的印第安人战争和其他暴力事件对其他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18世纪50年代伦尼莱纳佩人的入侵是如何迫使贵格会教徒放弃对本地区大部分控制权的，但这只是后来一系列冲突中更加不稳定事件的一次预演。1763年12月，一伙来自宾夕法尼亚帕克斯顿及其周边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人袭击并烧毁了佩恩家族土地上的一处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定居点，当场打死六名印第安人，又屠杀了14名内陆地区人带到兰开斯特监狱保护起来的印第安人。死者中包括两名三岁大、被人剥了头皮的孩子和一位在监狱院子里被人用斧头砍死的老人。杀戮发生之后，这些所谓的“帕克斯顿男孩”集结了一支由1500名苏格兰-爱尔兰邻居组成的武装部队，向费城进军，打算杀死更多热爱和平的美洲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居民受已故创始人的孙子——总督约翰·佩恩的邀请，逃至费城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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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边民和内陆地区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决，当时英属北美第一大城市的控制权悬而未决。1764年2月的一个雨天，帕克斯顿男孩们来到费城郊外时，1000名内陆地区人聚集起来保卫议会大楼。全市民兵们在驻军的阅兵场上部署了一排大炮，每一门大炮都装上了葡萄弹。当边民们的军队包围这座城市时，200名贵格会教徒不顾自己的原则，拿起武器抵抗。一位目击者声称，在城郊，穿着鹿皮鞋和毛毯外套的帕克斯顿男孩们“模仿（印第安人的）战争呐喊，发出可怕的叫喊声，吓坏了那些不爱惹事的市民，假装要剥他们的头皮”。由于德意志裔的市民普遍保持中立，费城苏格兰-爱尔兰人的下层阶级同情入侵者，内陆地区即将被占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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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化险为夷。富兰克林率领一个谈判小组向边民们承诺，如果边民们同意回家，那么他们就解决边民们的不满。边民中的一些人获准视察城内的印第安人难民，但无法确定其中的敌方战斗人员。边民们后来向佩恩提出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让边民们在地方议会中获得适当的代表。（当时，内陆地区的人均代表人数是边境地区的两倍。）费城人吓破了胆，总督拖拖拉拉，整个城市“每天都面临着更强大力量回归的威胁”。贵格会教徒向伦敦求助，在内陆地区历史上常备军首次在城市驻扎。只有结束同西部更加偏远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局势才能恢复正常。但帕克斯顿男孩们的行动揭示了宾夕法尼亚与其他殖民地之间的断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这些断层将凸显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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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殖民地的其他地区同样动荡不安。18世纪30年代，在饱受争议的宾夕法尼亚-马里兰边界，为了保住这片土地，两地政府都征募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一方乐于使用武力驱逐德意志人，但事实证明，双方都不愿意相互厮杀而使殖民地政府陷入僵局。民族背景再次战胜了国家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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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卡罗来纳的边远地区，边民们于18世纪50年代侵入切罗基人的领地，偷猎麋鹿，抢夺人头皮，然后冒充肖尼人用这些东西在邻近的弗吉尼亚领取丰厚的赏金。这些无缘无故的入侵在1759～1761年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大英帝国军队在强行达成和平协议时，双方都已有数百人丧生。几年后，佐治亚高地的克里克印第安人抱怨道，边地猎户们“在森林里到处游荡，破坏了我们的游戏规则”。狩猎季结束时，这些偷猎者开始从比较守法的同样身为边民的邻居那里偷盗牛、猪和马。一些边民结成有组织的帮派，持枪抢劫边远地区的民众，通过殴打、烙印和烧掉脚趾来迫使一些人说出隐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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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犯罪浪潮阻止了移民们积累财富，强化了旧有的边民模式。一个南卡罗来纳人观察说道：“一个靠诚实劳动挣了50英镑，并将这笔钱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人会因他们的行为而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陷入危险。”“如果我们买了一些酒以零售或招待客人，那么他们会闯入我们的住所，将这些酒一饮而尽，”1769年，那个殖民地的边远地区的定居者报告称，“要是我们饲养用于交易的肥牛或是骏马，那么（即使是）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这些肥牛或骏马也经常被人牵走。”相当多从南方种植园逃跑的奴隶加入“匪徒行列”，其中一些奴隶崛起并领导自己的帮派。这威胁到南方腹地的扩张，因为这一民族无法在匪徒为逃亡者提供避难所的地区生存。英国圣公会牧师查尔斯·伍德梅森（Charles Woodmason）警告说：“这些土地虽然是本地区最好的，但一直闲置着。有钱人也不敢让奴隶开垦这些土地，以免这些土地落入盗匪手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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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高地开始变得像苏格兰边境那样没有法纪，大阿巴拉契亚的主要名门望族通过边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做出回应：他们组建治安会来追捕匪徒。他们称自己为监管者，在佐治亚和弗吉尼亚之间的高地上来回扫荡，鞭打、打烙印以及私刑处决任何可疑的不法分子。（许多土匪是伐木者和偷猎者，但一些土匪头子原来是切罗基战争的退役军人，出身名门望族，明显钟情于掠夺。）监管者随后对自己社区里的“流氓和其他无所事事、一文不值的人”进行打击，通过了一项监管计划。在此监管计划下，监管者鞭打、驱逐任何他们认为懒惰或不道德的人，并强迫其他人“在鞭打之痛”中耕种土地。从1768年起的三年里，监管者们完全控制了南卡罗来纳的内陆地区，赶走了低地派来的治安官和法官。他们要求南方腹地人给予他们自己在立法机构中的比例代表权。当时，边远地区的白人占本殖民地白人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但在议会的48个席位中仅仅占有2个席位。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其中一位边民指出，“就好像我们是与他们不同的物种”。在人们开始关注同不列颠的冲突之前，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最后证明，在同不列颠的冲突中，南方腹地和边民之间的分歧至关重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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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卡罗来纳，文化鸿沟的破坏性更大。18世纪60年代，实际控制殖民地政府的沿海低地士绅们试图对边民行使管辖权。立法机关给予沿海低地10倍的人均代表权，实行以土地面积而非财产价值为基础的财产税制度，有效地将负担从富有的种植园主身上转移到穷困潦倒的边民身上。为了给自己建造一座价值15000英镑的奢华府邸，新上任的王家总督威廉·特里恩爵士（Sir William Tryon）又于1765年增税。同样，作为回应，这一边远地区爆发了以一场由监管者发起的治安会运动。从1768年开始，监管者们暴力夺取了该殖民地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控制权，并连续三年统治。这些监管者殴打律师，洗劫法院，驱逐税务官员，一直执掌政权，直至1771年他们的2000人军队在阿拉曼斯克里克（Alamance Creek）同沿海低地民兵的一场激战中被击败。许多监管者领导人都在后来被称为田纳西的边远地区避难。几年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大阿巴拉契亚和沿海地区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也将深刻地影响各自效忠的对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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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异族统治而无比沮丧的边民们无视英国王室及美洲土著邻居的权威，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在宾夕法尼亚中北部，一个苏格兰-爱尔兰人占多数的非法移民团体建立了自己“公平竞争”的政府。这个政府以长老会的民主原则和苏格兰边境地区的激进个人主义为模板。接下来的五年，这片独立且公平竞争的领地上的四十个家庭继续他们自己的边境主权实验，直至1784年移民线越过该地区，他们被人群吸收，也许是极不情愿地被吸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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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规模更大的实验在更加偏远的南部，即现在田纳西州东部和肯塔基州中部进行着。在那里，数千名边民在印第安人领地深处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边民的新国家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成立直接违反了《1763年王家宣言》（本宣言禁止在阿巴拉契亚以西地区定居），侵犯了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司法管辖权（当时两地均声称拥有这一领地的所有权），并侵犯了国王陛下的财产权（因为王室合法地控制了北美大陆上所有未被立契转让的土地）。未经允许，边民们自行制定宪法，设立政府、法院和土地办公室。边民们的领导人，包括苏格兰低地移民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派遣拓荒者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开辟一条200英里长的道路，直通现在的肯塔基州中部。这样一来，移民们蜂拥而至，创建了布恩斯伯勒（Boonesborough）。1775年初，在一片空地的一棵巨大榆树下，他们召集了“参议院会议”，宣布该议会为“我们的教堂、议会，和议会厅”。当其他殖民地要召开大陆会议以讨论同英国紧张关系的消息传来时，特兰西瓦尼亚派霍格前往费城，请求接纳其为第十四个成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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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控制的民族同宗主国发生一系列冲突时，大阿巴拉契亚的边民们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些地区的边民支持英国，一些地区的边民反对英国，但边民们这么做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都是为了抵抗对自己宗族自由的威胁，无论威胁来自内陆地区的商人、沿海低地的士绅、南方腹地的种植园主，还是英国国王本身。这一模式时至今日仍主导着大阿巴拉契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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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Scotland” in William K.Boyd，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Scotland，1547-1603：Vol.5，1574-1581 ，Edinburgh：H.M.General Register House，1907，p.564；Fischer（1989），p.628；Jonathan Swift，Proposal for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 ，Dublin：E.Waters，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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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illips（1999），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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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rles Knowles Bolton，Scotch Irish Pioneers in Ulster and America ，Boston：Bacon & Brown，1910，p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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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bstract of the receipts on the hereditary and additional duties [in Ireland]，” in Richard Arthur Roberts，ed.，Calendar of Home Papers，1773-1775 ，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899，pp.513-514；Bailyn（1986），pp.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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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trick Griffin，The People with No Nam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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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trick Griffin，The People with No Nam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593-596；Warren R.Hofstra，“The Virginia Backcoun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101，No.4，October 1993，pp.490，493-494；Fischer（1989），pp.74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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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rady McWhiney，Cracker Culture：Celtic Ways in the Old South ，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8，pp.52-57；Charles Woodmason，The Carolina Backcountry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1768]，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3，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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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ofstra（1993），p.499；Fischer（1989），pp.765-771；Griffin（2001），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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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ischer（1989），pp.749-757，772-774；Leyburn（1962），pp.26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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