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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由于七年战争负债累累，但大部分新税收用于维持驻扎在北美的10000名帝国军人。用英国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维持这些军队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这支——在美洲史无前例——庞大的常备军负责执行帝国法律，包括执行1763年的一份公告。这份公告禁止殖民地民众侵占阿巴拉契亚山脉另一侧印第安人的土地。与此同时，皇家海军加强了禁止新英格兰商人同加勒比海的法国以及荷兰属地做生意的贸易法规的执法力度。很多走私犯在新设立的没有设置陪审团的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东印度公司是一家由英国统治阶级控制的颇受宠爱的公司，获得了特别许可，可以无视贸易法规以及殖民地商人，直接向北美运输和销售茶叶。这些新增的税收、实行的法律以及驻扎的占领军都未经各个殖民地精英阶层或者民选代表们的同意，被强加给了英属北美殖民地。这使得许多殖民地民众理所当然地担心他们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注定要消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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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新法兰西的美洲土著居民同样担心他们的文化延续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印第安人和新法兰西人通过互赠礼物的仪式建立了一种相互满意的关系。但英国军事指挥官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Baron Jeffrey Amherst）取消了所有的礼物馈赠机制，并明确表示，这些野蛮人要么服从，要么灭亡。结果，在渥太华部落首领庞蒂亚克（Pontiac）的领导下，十几个主要部落于1763年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协调一致的起义。这场起义旨在削弱英国力量，恢复法国对新法兰西的控制。这场战争——促使帕克斯顿男孩们向费城进军——导致印第安人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以及弗吉尼亚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杀害或俘虏了2000名殖民者。阿默斯特男爵企图“消灭这一可恶的种族”，指示他的部队给印第安人分发染上天花病毒的毯子。最终，即使是生物战也无法让这些印第安人屈服，阿默斯特被不光彩地召回。[3] “我们现在告诉你：法国人从未征服过我们，他们也从未购买过我们的一寸土地，”庞蒂亚克对阿默斯特的继任者说道，“如果你希望保留这些（五大湖区贸易）哨点，我们期待从你们那里得到适当的回报。”对大英帝国的官员来说，议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要让殖民地民众服从命令，并且远离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的印第安人土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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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再次第一个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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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宗教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最为强大，民族自我意识较高，同时热衷于自治，并且愿意为维护“新英格兰道路”（New England Way）而英勇作战乃至流血牺牲。一些新英格兰人将这场斗争视为英国内战以及光荣革命的延续。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是善良的加尔文主义者同专制政体以及教皇力量进行的殊死斗争，而这场斗争是在一位贪婪的君主与“天主教精英”圣公会及其主教和信徒之间进行的。从缅因东部到康涅狄格南部，清教徒教会——现在被称为公理会——站在爱国者一边，敦促其成员奋起反抗。清教徒认为克己是一种美德。清教徒的这种观念被消费者用来抵制英国的奢侈品以及工艺制品。正如罗得岛的一家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市民们必须“放弃享受以维护自由”。正如一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们要让那些英国佬（Redcoats）明白，我们一直自我管理，我们也一直都是这样打算的。他们不让我们这样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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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12月，一伙有组织的反抗者将价值11000英镑的东印度公司茶叶倒入波士顿港。英国议会对此做出回应：撤销马萨诸塞的管理宪章，封锁波士顿港，并实施军事管制。接替阿默斯特出任北美军事指挥官的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被任命为总督，并有权在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在私人住宅驻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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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严厉的回应震惊了所有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领导人，促使他们于1774年9月召开外交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与此同时，各个地区对新英格兰事态的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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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层面来讲，新英格兰的反应极具启发意义：马萨诸塞的起义军首领迅速宣布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地方议会——并要求所有城镇举行选举以填充其席位。到1775年初，200名民选代表事实上已组成殖民地政府，征收赋税，并管理起义的民兵部队。即使在危难时刻，新英格兰人也以社区为基础采取行动，通过投票执行重要的决定，并通过代议制政府指挥军事行动。新英格兰人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导致盖奇将军领导下的帝国政府在波士顿以外的地区停止运转，而仅在波士顿地区正常运转是因为数千名身穿红色衣服的英国常规军控制了波士顿的街道。无能为力且寡不敌众的盖奇给伦敦当局写信，要求增派20000名士兵——相当于七年战争中针对新法兰西部署的人数。公开冲突是避免不了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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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沿海低地的贵族士绅们并没有那么团结一致，并且认为衡量公众舆论毫无必要。和新英格兰一样，他们反对帝国的新政策，但对于是否到了要考虑叛国的地步，他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像往常一样，切萨皮克士绅们的动机主要是帝国对他们自己享有的特权或“自由”造成了威胁。几代人以来，这些士绅几乎完全控制了马里兰、弗吉尼亚低地以及北卡罗来纳的政府、法庭以及教堂法衣室，而且他们的影响正在向特拉华蔓延。许多英国的士绅与他们有亲戚关系，他们觉得自己和那些士绅是平等的。英国人的自由在英格兰海岸戛然而止——这一想法让他们备受羞辱。英国任命的主教的到来破坏了他们在教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帝国的新税收削减了他们种植园的利润。但在弗吉尼亚，沿海低地的士绅们分裂成两个地区阵营。那些生活在皮德蒙特（Piedmont）的士绅——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梅森以及乔治·华盛顿——与大阿巴拉契亚边远地区的接触更多，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群山以外土地的巨大潜力，弗吉尼亚宣称对其中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带状地区享有所有权。他们相信他们的社会能够赢得独立，于是带头反对英国，对波士顿倾茶事件大加赞赏，并拒绝偿还英国债权人的债务。但拉帕汉诺克河以南的沿海低地核心定居点的士绅们则要谨慎得多。这些士绅反对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并谴责波士顿倾茶事件侵犯了私人财产。然而，由于他们的殖民地包括大阿巴拉契亚的一大片地区，这些士绅在移民议会上以少数票被击败。大阿巴拉契亚的代表急于解决英国对肯塔基和田纳西移民的限制问题。但是，士绅们之间的社会凝聚力如此之强，即使是失败了，他们亦能从容应对；最终，沿海低地精英阶层中很少有人愿意为帝国或切萨皮克同胞而战。至于沿海低地的白人平民，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吩咐行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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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情况绝非如此。最热情和最坚定的爱国团体以及保王党分子在这个辽阔的边疆地区生活着。每一个地方基于谁最威胁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而选择队伍：沿海的殖民地精英还是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精英。在宾夕法尼亚，边民们想找借口进军费城，以推翻那里软弱的、喝着马德拉酒的精英阶层，也许就会结束内陆地区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局面。这使得他们成为满腔热忱的爱国者。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穷乡僻壤的乡下人将英国人视为他们最大的敌人，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沿海低地贵族中的皮德蒙特派。然而，在更远的南方，边民们最深恶痛绝的是低地的大种植园主，他们将与英国的麻烦看作摆脱主人、报仇雪恨的良机。在北卡罗来纳，这种仇恨情绪尤为强烈。就在几年前，沿海低地精英们还热情地镇压了监管者的军队。大阿巴拉契亚人出现了分裂，但无论为哪一方而战，大阿巴拉契亚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粉碎压迫他们的敌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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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不想与革命扯上任何关系。事实上，内陆地区对伦敦的中央集权努力相当满意。内陆地区的领导人一直尽最大努力避免发生冲突。宗教和平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些经历过德意志战争所引发的恐惧的阿米什人、门诺派教徒以及摩拉维亚人中间尤为如此。大多数人想独善其身，满足现状的德意志人认为脱离帝国没有任何好处，可能会赋予他们那令人不爽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和沿海低地的邻居更大的权力。对内陆地区事务仍然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贵格会教徒几乎没有抱怨过君主。君主授予了威廉·佩恩特许状，使其殖民地能够建立。这些贵格会教徒能够容忍其他宗教，对英国圣公会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毫不担忧。贵格会教徒的不少子孙也加入了圣公会。帝国承诺加大对内陆地区的控制，如此一来，他们就不用像几年前帕克斯顿男孩们向费城进军时，被迫拿起武器进行防御那样了。帝国加强对内陆地区的控制也能保护他们免遭真正敌人的侵略——偏执的新英格兰人，以及好战的、无处不在的占宾夕法尼亚人口大多数的边民。随着革命临近，贵格会教徒宣布保持中立，但继续同帝国做生意。内陆地区——宾夕法尼亚东南部、新泽西西部、马里兰和特拉华北部——在冲突中都被动地效忠帝国，让那些迁移到费城、支持爱国事业的人大失所望。“贵格会教义，”出生于英国的前贵格会教徒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怒气冲冲地说，“有一种直接的倾向，那就是让人们在任何强加给他们的政府治下保持沉默和顺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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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尼德兰是保王党在北美大陆最大的堡垒。在荷兰人定居区——包括现在的布鲁克林区、皇后区、斯塔滕岛以及布朗克斯的三个县、韦斯特切斯特南部和曼哈顿——公众舆论极力反对背叛帝国。统治该地区的荷兰和英国的精英们担心，革命会导致自己垮台，纽约的大部分地区将处于新英格兰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已经有大片地区处于新英格兰的控制之下。新英格兰人移民区——长岛东部、韦斯特切斯特北部、奥尔巴尼县的乡村，以及格林山脉（新法兰西人称之为绿色山岭）东北的七个县——的居民已经紧跟新英格兰的步伐，公开加入叛军队伍。如果殖民地叛乱，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地区将会陷入内战，很有可能会四分五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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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官员们有理由希望南方腹地的奴隶主们也会忠贞不贰。大多数大种植园主是英国圣公会教徒，对民主思想充满敌意，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出口蔗糖及棉花。同沿海低地的士绅们一样，这些种植园主自我标榜为诺曼人或骑士党——这些称呼都带有保王党色彩——并随心所欲地管理着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以及北卡罗来纳最南端的低地。同切萨皮克的表亲不同，这些种植园主拥有的奴隶数量是他们的三倍。他们非常害怕可能会为其奴隶提供反抗自己机会的一切动乱。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大英帝国的力量是内外安全的最佳保障，而他们在那里的同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反抗王室的言论。但是，南方腹地的种植园主并非生活在一个岛上，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活动空间。这些种植园主虽然的确对帝国试图增加税收和限制其权力表示了异议，但是他们要将所谓的“国内敌人”束缚起来的需要平衡了他们的抗议。种植园主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在1775年1月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总结了大种植园主的立场：他们只在帝国内部谋求“合理的自由”，“独立并不是美洲的态度…… 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也绝不希望独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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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奴隶主们通过地方议会采取行动，支持对英国商品的抵制，并坐观伦敦做出让步。查尔斯顿的一位医生回忆起1775年初南卡罗来纳的情况时说：“南卡罗来纳想要的是一个冷酷无情、自我牺牲的反对派，而这正是她所认为的她需要做出的牺牲。”虽然种植园主们自己的目标非常保守——避免对现状做出任何改变——但他们控制下的殖民地的许多人却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在边远地区，边民们迫切渴望打破种植园主对权力的垄断，并乐于支持任何允许他们如此做的一方。在低地地区，种植园主们战战兢兢，因为奴隶之间开始谣传，“目前（同英国之间）的竞争是（有关）要求我们赋予他们自由”。种植园主们祈祷其他民族不要让北美大陆卷入公开战争，因为种植园主们知道他们的专制制度可能无法承受任何大的冲击。“我们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一名民兵军官报告说，“在于我们当中有如此之多的奴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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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9月初，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各民族领导人首次齐聚一堂，协调整个殖民地的政策。56位代表都深知促进殖民合作绝非易事，尤其是因为与各殖民地区域文化相关的消极刻板的印象。新英格兰的精英们致力于维护人人平等，所以新尼德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精英们并不信任他们。约翰·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代表纽约市，他给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留下的印象是“害怕新英格兰，害怕平等精神，等等”。贵格会教徒对清教徒如何折磨、害死他们的祖先记忆犹新。其他许多人担心新英格兰人正计划夺取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控制权。“波士顿的目标是整个大陆的主权，我知道。”在1773年的一次晚宴上，南卡罗来纳的一位种植园主对亚当斯的表兄弟小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 Jr）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人会在心中妒忌我们要求完全独立的目标，”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报告称，“……因为我们是一个顽强勇敢的民族，我们终将统治他们所有人。”昆西本人则在一次访问南方腹地的过程中发现：“名门豪族的奢侈、放荡、生活、情感以及态度使得他们忽视、轻视以及漠视整个人类的真正利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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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回忆道，后来爆发的反叛表现了“十三个殖民地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原则”，这十三个地区“是在不同的政府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行为习惯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很少交往，对彼此也不够了解，要把他们团结在同一原则和同一行动体系之下，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亚当斯描述的差异确实存在，但是十三个不同的殖民地并未全部在这场革命中出现；只出现了六个，而且同殖民地的边界并不吻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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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的整个进程中，在新英格兰人移民区——萨福克县、长岛、奥兰治县以及纽约的代表的支持下，新英格兰四个殖民地的代表步调一致。他们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所以要求其他代表团同意对英国货物实行全面禁运，并立即全面禁止对英国的出口。新英格兰人也希望其他殖民地拒绝向英国缴税，建立自己的民兵部队以及自己的临时政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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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最大的盟友是来自沿海低地的皮德蒙特地区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帕特里克·亨利、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以及马里兰的托马斯·约翰逊。这些代表对自己治理独立国家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同新英格兰人结盟，并说服他们比较温和的“老沿海低地”的同僚加入他们的队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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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腹地的代表们更加犹豫不决。佐治亚拒绝派出任何代表，因为其领导人解释称精英们的意见“似乎在自由和便捷之间摇摆不定”。南卡罗来纳的五位代表中有四位代表担心，采取措施可能导致与帝国决裂。这些代表反对新英格兰人提出的出口禁令，并且普遍希望对英国进口货物的抵制能迫使伦敦做出让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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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的是，新尼德兰代表团因内部争吵而筋疲力尽。新尼德兰的九位代表中有五位代表反对抵制伦敦。其他四位革命派都反对纽约的帝国现状：两位是中产阶级荷兰人，一位是从新英格兰移民区奥兰治县搬来的律师，还有出生于奥尔巴尼、在耶鲁大学接受过教育的长老会会员菲利普·利文斯顿（Philip Livingston）。保守派认为这些人是粗俗无礼的平民。新尼德兰的保守派——代表了纽约和新泽西代表团的多数派——都是正派的士绅，希望避免公开叛乱和彻底独立。他们知道新英格兰移民为数众多，特别是在纽约北部，所以他们不太可能赢得太多选票。由于远方的商业是新尼德兰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所以他们也反对抵制同英国贸易的提议，但最终会被其他民族的代表投票否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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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代表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还是马里兰，来自内陆地区的代表几乎全部胆小怕事。内陆地区十三位代表中有十一位代表反对武装抵抗，并且认为英国完全有权统治殖民地臣民并对其征税。议会中保守派运动的领袖是来自费城的内陆地区人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他认为殖民地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各殖民地在法律、习俗以及目标上都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新英格兰策略的方案：殖民地将继续保留在大英帝国内，但要求设立一个“美洲的立法机构”，与英国议会分享立法权，一个机构可以否决另一个机构的决定。虽然这项计划得到了保守的新尼德兰人的支持，却遭到了新英格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代表们的反对。这些代表拒绝将其明确宣称的“国家”未来的控制权移交给另一个中央权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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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六个民族虽然可能占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人口总数的大多数，但是根本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殖民地议会拒绝让大阿巴拉契亚参加会议，剥夺了这一广袤地区在会议上的任何发言权。他们最接近会议的代表就是托马斯·麦基恩（Thomas McKean）。他是一个来自费城的热情的阿尔斯特-苏格兰爱国者，代表特拉华北部出席了会议，并在每一轮交锋中都挫败了内陆地区的代表。在边民占多数的北卡罗来纳，三位代表中有两位代表在击垮1771年边疆监管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被排除在费城会议之外的大阿巴拉契亚人条件反射性地反对各个代表团采取的任何立场。因此，宾夕法尼亚的边民们成了狂热的爱国者（反对内陆地区精英们的消极态度），而卡罗来纳以及弗吉尼亚的边远地区成了保王党的据点（以回应低地政治寡头们的谨慎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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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虽然的确将其他五个民族召集在了一起，但这只是缔结条约的一个联盟，而非民族统一的前奏。1774年10月下旬休会时，外交官们一致同意联合抵制来自英国的进口货物。如果伦敦未能在1775年中做出退让，他们将暂停出口商品。他们赞成向国王请愿，承认国王的权威，并请求国王为他们伸张正义。代表们回到住处，焦急地等待英国方面的反应。“我们翘首以待，”那年冬天，一个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写道，“上帝知道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来进行武装抵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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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的统治阶级并不打算向殖民地做出任何让步。出口禁令生效时，新英格兰的墓地已经堆满了新英格兰以及英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美洲的解放战争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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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nda Colley，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1707-1737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167；Fischer（1989），pp.82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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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ylor（2001），pp.438-442；Fischer（1989），pp.824-826；Marshall Delancey Haywood，“The Story of Queen’s College or Liberty Hall in the Province of Nor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Booklet ，Vol.11，No.1，July 1911，p.171；Phillips（1999），pp.86-88，93；Joseph C.Mort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3，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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