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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等主义倾向让来自其他地区的大陆军军官感到沮丧和震惊。1775年夏，华盛顿将军前来指挥围攻落入英军之手的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军队时，他对这支外表衣衫褴褛、拒不服从命令，以及坚持在由自己的邻居组成并领导的部队中服役的军队感到惊讶。只有当外来的指挥官学会解释下达命令的原因时，这些指挥官才开始赢得新英格兰下属的信任。华盛顿虽然曾公开恳求“北美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的军队不要有差别地对待所有殖民地”，但他在其私人信件中斥责新英格兰人为“卑鄙的人”。几周后，当几支沿海低地的神枪手小队加入围攻时，弗吉尼亚人对先前的奴隶同新英格兰民兵中的白人并肩作战表示了恐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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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4月19日，战争正式爆发。当时一支英军士兵纵队奉命从波士顿出发，前去夺取马萨诸塞康科德储存的大量火药。民兵们在列克星敦的城市绿地与这些英军相遇，在康科德桥当地民兵则同英军再次相遇，并迫使英军撤退，战斗由此打响。在撤退过程中，周边城镇民兵从道路两旁袭击帝国军队，因此帝国军队伤亡惨重。这些历经千辛万苦经由水路逃到波士顿的英国人发现自己被成千上万的新英格兰民兵包围了。与此同时，战争打响的消息传到了其他殖民地，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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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英国人无法打破新英格兰人对波士顿的封锁。11个月后，英国人撤退到新斯科舍，而新斯科舍自身也受到缅因东部新英格兰人组织的海上突袭的威胁。实际上，新英格兰在1776年3月就赢得了独立。自那时起，新英格兰便成为解放其他地区力量的主要据点，为华盛顿的大陆军提供了大部分的食物、补给、资金以及兵士。沿海的定居点会时不时地遭到英国的突袭。一年多以来，新英格兰人有理由担心英国人会从西面发起攻击。但是，到了1778年，乔治三世已经放弃了迫使新英格兰重新回到帝国怀抱的希望。总的来说，美洲的独立仍然迷雾团团。但是，新英格兰的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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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英格兰是叛军的大本营，那么新尼德兰则是其对立面：北美保王党人的主要聚集地以及英国军事力量在北美大陆的枢纽。其他民族的保王党难民齐聚于此，英国的皇家海军和陆军也是从这里发起了各自的重新占领运动。自1776年9月起，一直处于英国军队控制下的大纽约市成为一座蓬勃发展、自给自足的城邦，几乎垄断了帝国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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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尼德兰人普遍对叛乱持怀疑态度，原因有三个。与周围民族不同，新尼德兰人并不觉得有必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主权。无论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约克公爵还是王室总督，都是在没有参考地方意见的情况下统治这一地区的。仍占该地区人口五分之一左右的荷兰人无法确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宽容传统在可能由新英格兰人占主导地位、获得独立的纽约地区不会遭到破坏（新英格兰人已经控制了纽约的大部分腹地）。在各种种族渊源的新尼德兰精英看来，他们既不能指望解放会给他们带来自由，又不能指望解放会给他们带来独立。1775年初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地方议会以二比一票反对派出代表，即使叛乱委员会指定的代表也无权就独立问题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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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列克星敦战役的消息传到曼哈顿时，赞成叛乱的少数分子组建了恐吓地方当局及其支持者的帮派组织，从而夺取了该地区的政权。总督逃到了停驻在港口的皇家海军护卫舰“戈登公爵夫人号”（Duchess of Gordon ）上，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召开议会，发布无任何效力的法令。其他名流则动身前往英格兰，而留下来的许多人则遭到了愤怒的暴徒们的殴打、奚落、监禁，或者被“连抬带拖地”穿过城市。1776年2月，华盛顿率领的以新英格兰人为主的军队占领了曼哈顿这座城市，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大众的欢迎。“这块殖民地有数百人竭力反对我们，”纽约城的爱国者约翰·亚当斯写道，“保守派公开表示支持敌人，却未受任何惩罚继续生活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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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夏，一支由30艘军舰、400艘运输船以及24000名士兵组成的英国舰队抵达后，新尼德兰的爱国者起义突然彻底失败了。这支侵略部队分散了华盛顿将军的军力，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并在9月底占领了一个和新尼德兰边界几乎完全吻合的地区。叛乱分子四散而去，欣喜若狂的市民们肩扛英军士兵在城里四处奔走。一位出生在德意志的牧师报告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表情。”成群结队的保王党难民先是从周围乡村的藏身之处，接着从波士顿、内陆地区、诺福克、查尔斯顿和萨凡纳，陆陆续续抵达这座城市。在英国人的保护下，战争期间纽约市的人口从22000人增加到了33000人。新来的人要么加入保王党军队，要么重建横跨大西洋的商业帝国。国民政府得到了恢复；剧院、酒馆以及咖啡馆欣欣向荣；宣传员约翰·里文顿（John Rivington）自流亡途中归来，编辑了北美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保王党报纸《王家公报》（Royal Gazette ）。数千名保王党分子加入新尼德兰地区的民兵组织及地方军队，在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定期搜查，在整个战争期间与新英格兰的民兵组织及地方军队冲突不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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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查德·豪（Richard Howe）海军上将的舰队及其兄弟威廉·豪（William Howe）将军的北美军事指挥部的总部，新尼德兰既是反攻新英格兰的军队主要集结地，又是占领保持中立的内陆地区的军队主要集结地。最终，反攻新英格兰灾难惨重，而占领内陆地区最初则取得了成功。这两种策略都基于豪兄弟对英属北美区域文化差异的认知而制定出来。第一场战役正确地认定新英格兰是叛乱的源头，并试图通过从两个方向入侵哈得孙河谷来切断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一旦新英格兰人定居的纽约腹地被平定，那么新英格兰本土可能同时遭到三个方向的入侵。涉及内陆地区的战略正确地认定内陆地区的大多数人希望在没有公开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帝国分歧。豪兄弟意识到在内陆地区的胜利取决于赢得内陆地区的人心，而不是他们对内陆地区居民诉诸全部军事力量的结果。因此，为了竭力避免平民伤亡，同时彰显英军的战无不胜，在华盛顿的军队撤退到上曼哈顿后，英军小心翼翼地行动，以明显的侧面攻击的方法将华盛顿的军队赶出了新尼德兰。英军甚至在港口的一艘军舰上为叛军将领举办了一场晚宴，试图说服这些将领和平下台，但并未取得成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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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豪兄弟来说，战略的前半部分一开始就失败了。1777年10月，他们率领的北方军在纽约的萨拉托加（Saratoga）战败投降。打败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以及纽约北部的新英格兰人组成。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这场战役不仅维护了新英格兰的独立，而且说服法国加入这场冲突，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平衡。豪兄弟第二个策略的命运即将在下文描述。但无论是该策略还是英国随后的努力，都无法拯救英国在北美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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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1782年英国在约克敦最后投降后，许多新尼德兰人仍然抱有希望。作为与一个自称“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弱小新联邦谈判的和平条约条件之一，新尼德兰人希望国王能够继续控制这一地区。1783年，当十三个殖民地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被保留下来的消息传来时，大约30000名平民——可能是该地区战时人口的一半——逃离大纽约市，前往英国、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新尼德兰进行了一场反对 解放的战争，损失惨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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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大多数居民都不想参与其中的冲突中，爱好和平的内陆地区人竭力保持中立。甚至在列克星敦战役以及康科德战役之后，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迪金森这样的主要人物都反对独立，他们的政治盟友是1776年5月宾夕法尼亚议会选举中的最大赢家。如果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大多数地区没有投票“完全压制”宾夕法尼亚政府，那么该地区根本就不会发动叛乱。事实上，新英格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代表们干涉了内陆地区的事务，批准发动了一场针对内陆地区合法但谨慎的政府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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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776年中，直言不讳的爱国者少数派在宾夕法尼亚掀起了一场夺取政权的运动。该少数派得到了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半数殖民地的支持，其合法性完全取决于议会。在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当地支持的情况下，宾夕法尼亚的爱国者政府以及特拉华的爱国者政府逮捕了所有反战人士，并搜查了那些没有“对美利坚事业表现出眷恋”之人的住宅。宾夕法尼亚贵格会首领在1777年遭到围捕，丧失了人身保护，被驱逐到弗吉尼亚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并监禁起来，这进一步离间了该教派的追随者。新泽西一片混乱。“该地区没有自己的政府，完全处于混乱状态，”一位大陆军将军在英军进驻前说，“许多（官员）到敌人那里寻求保护，其他人则离开了该地区，选择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大多则在行为上迟疑不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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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纽约后不久，豪将军便派遣军队进驻内陆地区，将该地区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并鼓励当地居民站在帝国一边。1776年至1777年冬，在与华盛顿日益衰弱的军队发生小冲突后，英军在攻占内陆地区的马里兰、特拉华以及宾夕法尼亚时遇到了小规模抵抗。英军于1777年9月占领了费城，将大陆议会驱赶到大阿巴拉契亚的边远地区。豪的军队在费城受到了居民们的热烈欢迎，在日耳曼敦击退了华盛顿率领的主要由新英格兰人和边民组成的军队的反击，并在温暖舒适的城区安顿过冬。华盛顿的军队在北部20英里外的福吉谷（Valley Forge）安营扎寨，很快发现内陆地区的农民更愿意为英军提供补给，因为这些英军在付款时使用硬通货。一些德意志和平主义者通过提供医疗或人道主义物资来支持叛军，但避免直接参与任何一方的战争。与此同时，前议会代表约瑟夫·加洛韦成了民政部门的领导，在费城组建了一支效忠国王的军队。这支军队突袭了福吉谷的叛军补给线。加洛韦竭力使费城成为展示仁慈的英国政府功绩的地方，希望在其先前制订的“美国议会”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虽然城里的社交生活充满了舞会、音乐会以及戏剧表演，但英国在萨拉托加的战败决定了加洛韦的计划将会失败。1778年夏，由于担心法国海军的进攻，英国放弃了内陆地区，将内陆地区的军队调至纽约和西印度群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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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撤退后，内陆地区遭到了以宾夕法尼亚的大阿巴拉契亚居民为首的大陆军的占领。流亡到兰开斯特的宾夕法尼亚叛军议会实施法律，禁止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来反对其任何决定。普通公民有权未经审判就将他们认为是“美利坚大业敌人”的任何人投进监狱。革命政府的行政机关——革命最高行政委员会（Supreme Executive Council）——由来自边远地区的边民控制，边民们故意在该机构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边民有权剥夺任何被指控为不忠之人的财产，或者简单粗暴地处决这些人。边民们用此项法律对付反对派以及和平主义者。出于宗教原因，许多门诺派农民拒绝宣誓效忠，被剥夺所有财产之后一贫如洗。在战争期间，来自附近民族的占领军压制了内陆地区宽容、多元化的政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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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克星敦战役之前，南方腹地拥有无上权力的统治阶级对于是否发起一场解放战争犹豫不决。因为南方腹地地区是在等级制度、尊重服从、特权继承以及贵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都完全符合英国统治阶级的目标——所以这并不奇怪。由于底层白人不被允许参与政治，而且这些白人还要依赖种植园主，后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充当法官解决他们的法律纠纷，所以南方腹地并未面临下层阶级要求拿起武器反对英国统治的压力。种植园主们认为自己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动乱以及引发另一场起义的事情的极好理由便是他们拥有奴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种植园主们很快便会得出结论：维护他们自己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摆脱英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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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克星敦战役的新闻震惊了南方腹地的奴隶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议会代表亨利·劳伦斯写道，白人居民陷入了“既恐惧又热情”的“狂乱”。这些白人支持大陆会议制定的抵制政策，满怀期待英国会做出让步。他们虚张声势，种植园主们看到自己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人开始想象阴谋无处不在。有传言声称，为准备大规模的群众起义，英国人向奴隶们走私武器。当地的报纸报道称，从英国派出的船只携带7.8万支配备刺刀的枪支，这些枪支将分发给黑人、“罗马天主教徒、印第安人以及加拿大人”，用来“征服”这些殖民地。据查尔斯顿皇家卫戍区的外科医生报告，人们认为“国王陛下的大臣及其他仆人”正在组织“奴隶以反抗他们的主人，割断他们的喉咙”。为了防止叛乱发生，居民们收到了建议，周日去教堂做礼拜时要随身携带武器和弹药。奴隶们有一丝嫌疑便被抓了起来，以缓慢而可怕的方式被当众处决。王家总督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试图赦免一个显然无辜的奴隶，但受到警告：如果他这样做，治安会将把这个死刑犯吊死在总督府的门口，然后“放一把库珀河的所有水都无法熄灭的火”。受到惊吓的总督退缩了，不久之后便躲藏起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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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最为反动的叛乱中，南方腹地领导阶层并未试图推翻这个自己并不信任的王室政府，而只是孤立、忽视这个政府。奴隶们的阴谋一旦传播到种植园主耳中，他们就会通过地方议会和新成立的安全委员会来组织军事抵抗。1775年6月，安全委员会召集民兵部队以应对威胁。实际上，他们未经过深思熟虑、激烈辩论或者战斗便夺取了权力。只要不构成威胁，总督坎贝尔的存在是可以容忍的。但当总督开始同他们在大阿巴拉契亚的对手接触时，种植园主们便考虑逮捕他。9月，坎贝尔看到一切木已成舟，便逃到了单桅帆船皇家海军舰艇“塔马尔号”（Tamar ）上。1776年2月，南卡罗来纳的民兵占领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岛后，坎贝尔被迫离开港口。即便在那时，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们也并未宣布独立，只是宣称在“当前，只有在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发生争端”时，他们的政府才有效力。种植园主们制定的临时宪法几乎是殖民地宪法的翻版。后来，种植园主威廉·亨利·德雷顿（William Henry Drayton）并非出于反思，声称英国人给他们留下了一个艰难抉择——“奴隶制还是独立”。事实上，种植园主们是为了保存奴隶制才被迫宣布独立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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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低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只不过佐治亚低地的种植园主更不愿意切断同不列颠的关系。佐治亚殖民地的保王党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在拒绝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殖民地只派出了一位代表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一个生活在公理会教会飞地里的新英格兰移民。佐治亚的“开国元勋”之一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对早期种植园主们未能支持这场战争感到非常失望，便回到家乡宾夕法尼亚，加入了那里的民兵组织。后来的大陆会议代表约翰·祖布莱（John Zubly）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南方腹地对大陆会议的看法：“共和制政府不比魔鬼政府好多少。”英国支持奴隶起义的谣言在改变主流观点这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英国王家总督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本人就曾预测，这些谣言将“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总督后来总结道，佐治亚的种植园主们只是听从了南卡罗来纳“思想过激人士的呐喊及意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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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底，英国人实施了“南方战略”，轻而易举便夺回了南方腹地。在接受失去了新英格兰这一事实之后，伦敦方面正确地判断出南方腹地人是温和的革命派，并集中力量要重新占领佐治亚和卡罗来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弗吉尼亚可能会遭到双方的争夺，从而形成一个从大纽约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当时是英国控制下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的残余英属北美地区。[12] 1779年1月，一支由3500人组成的小型入侵部队在没有开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夺回了萨凡纳，并在几周之内便完全控制了佐治亚低地。（温顺的佐治亚是唯一被帝国正式重新吸纳的叛乱殖民地。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佐治亚将一直留在帝国内部。）查尔斯顿成功地抵抗了1779年的第一次围攻，但在1780年初的第二次围攻中选择投降。为了避免自己的财产遭到没收，像亨利·米德尔顿（Henry Middleton）这样的“爱国者”承诺效忠王室，而其他一些人则被人数众多的保王党邻居开枪打死。南方腹地平静了下来。如果英国不急于处理佐治亚和卡罗来纳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那么几乎毫无疑问，他们的“南方战略”肯定会成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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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属北美有那么多人对独立举棋不定或怀有敌意，那么非新英格兰殖民地为什么能从帝国中解放出来呢？原因有两个：沿海低地士绅们致力于维护个人独立；宾夕法尼亚、卡罗来纳以及佐治亚的大阿巴拉契亚多数派的存在，这个多数派是一个愿意与任何试图统治他们的人战斗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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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贫穷落后，与世隔绝，不受单一殖民地政府控制——加入解放战争的原因最为复杂。边民们以“革命”为借口，要求摆脱外部控制并实现独立。但如前所述，这在每个地区，有时在每个社区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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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宾夕法尼亚，边民是革命的突击部队，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费城的内陆地区精英手中夺取本地区权力的机会。在这里，苏格兰-爱尔兰人主导了叛军，一名英军军官甚至称这支队伍为“爱尔兰队伍”。在伦敦，乔治三世国王将这场冲突称为“长老会战争”，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则对议会说：“美利坚兄弟和一位长老会牧师私奔了！”那支曾在福吉谷令人不寒而栗的军队几乎全部由新英格兰人和边民组成；负责起草宾夕法尼亚1776年宪法的正是来自边远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人领导层。这部宪法赋予大阿巴拉契亚人有效控制该殖民地的权力。战争结束时，边民们已经把自己从内陆地区人以及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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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低地控制下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以苏格兰-爱尔兰人为首的边民们将英国人视为对自己自由的最大威胁。急于向外扩张的边民们在沿海低地士绅那里找到了共鸣，士绅赋予了边民们相当公平的政府代表权。沿海低地的保王党势力往往来自德意志移民社区——内陆地区人的文化飞地消失在爱国者的丛林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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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北卡罗来纳的大多数边民认为沿海低地的精英们是自己的主要压迫者，并拿起武器反抗他们，以报复几年前对监管者运动的镇压。约翰·亚当斯后来观察发现，殖民地边远地区的移民“对其他同胞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于1775年战争爆发时，这些移民不愿意同其他同胞并肩作战”。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总督的支持下，这些移民于1776年同士绅们领导的反叛军打了一仗，但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其他边远地区的社区也高举苏格兰旗帜同英国人作战。在战斗过程中，一些边民在旗帜上写下了苏格兰格言：Nemo me impune lacessit（可以大致翻译为“不要压迫我”）。1780年康沃利斯（Cornwallis）率领的英军抵达该地区时，边民们互相攻击，使这块殖民地陷入内战之中。这场内战的可怕程度同他们先祖在英国边境地区进行过的斗争不相上下。保王党军队当着年轻女孩父母的面强奸她们，而爱国者鞭打、折磨任何与敌人合作的嫌疑人。许多武装团体毫无忠诚可言，随心所欲地逮捕任何他们想逮捕的人，绑架儿童以勒索赎金，打家劫舍，暗杀对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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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边远地区也陷入了内战。在这两个地区，控制殖民地政府的南方腹地寡头们尤其不愿意与那群乌合之众共享权力。在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白人的人口占整个殖民地白人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但是在地方议会的48个席位中只占有2个席位。这种安排使一个煽动者谴责种植园主“将一半的民众置于奴役状态之下”。这个煽动者所说的民众指的不是黑人，而是像他这样的边民。在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保王党分子”在意英国，但这些保王党分子同国王结盟的原因仅仅是国王正在同他们低地的敌人作战。在一些社区，边民们将英国人视为他们最大的压迫者。除了同低地居民作战之外，边民们还要为边远地区的内战创造一些素材。战争一旦开始，便变得非常丑陋。这场游击战的主要特征是伏击，处决囚犯，折磨、强奸以及掠夺非战斗人员。一位英军军官表示，卡罗来纳的乡下人“比印第安人更野蛮”，而一位大陆军军官——罗伯特·E.李的父亲亨利观察发现，“佐治亚人的掠夺、谋杀和犯罪与哥特人及汪达尔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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