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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拿大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都是在“保王党神话”（Loyalist Myth）的教育下长大的。加拿大人认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逃往加拿大的28000名难民的政治观点、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保王党人被塑造成英勇可敬的英国臣民。仅仅因为拒绝背叛国王和国家，这些人便被暴力粗野的美国暴徒赶出家园。在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加拿大之后，这些人建立了一个以等级制度、尊卑秩序以及服从权威为坚固基础的更加文明的社会。这些人为自己的英国身份及其在帝国中的地位感到骄傲，将北美大陆打造成本应令人愉快和遵纪守法的地方。这里的人民致力于实现一个更加宏伟的共同目标，而非简简单单地让最粗鄙的个人占有一切。“保王党神话”基本上将加拿大人定义为英国人，并且以自己不是美国人为傲。第一种说法几乎完全是错误的，而第二种说法也并不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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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这些保王党难民并未成功地奠定加拿大英语区的文化基础，也完全没有取代新法兰西的文化基础。他们在加拿大滨海诸地建立大英帝国乌托邦的努力未能取代新英格兰人以及新法兰西人在该地区的先例，特别是该地区继续受到邻近的新英格兰及魁北克的深刻影响。他们在安大略的计划失败了，因为移民到那里的绝大多数“保王党人”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来自内陆地区以及新尼德兰的德意志人、贵格会教徒以及荷兰人。虽然帝国官员严格控制着英属加拿大政治的发展，但加拿大主要的文化传承人是魁北克东部的新英格兰人以及西部的内陆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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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王党人的努力在滨海诸地差点成功。在滨海诸地，保王党在新斯科舍开辟了一块全新的殖民地，作为大批平民难民以及战败的逃离叛乱殖民地的民兵部队的避难所。新不伦瑞克是为纪念乔治三世国王（属于不伦瑞克家族）而命名的。新不伦瑞克的出现正是因为难民领袖认为新斯科舍受到了新英格兰以及共和党的影响。1786年，托马斯·邓达斯男爵（Baron Thomas Dundas）自圣约翰向上级报告称：“他们有可能经历过新斯科舍先前居民经历的所有伤害。新斯科舍的居民对英国政府的不满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新建地区。”同时，邓达斯补充道，新领地的“旧居民”是一个“可鄙的种族”。保王党人有理由希望自己能从人数上压倒新英格兰人。1783年，13500人移民到现在的新斯科舍，使那里的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14500人移民到现在的新不伦瑞克，在那里移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那些卑鄙的旧定居者的人数，人数比达到5∶1。但新英格兰人拥有一些保王党人没有的东西：一种统一且富有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穿过圣克罗伊河和缅因湾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缅因和马萨诸塞。新不伦瑞克北部和东部的1600名法国阿卡迪亚人同样如此，这些阿卡迪亚人可以直接进入魁北克，从而获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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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保王党人缺乏一切形式的文化凝聚力。1783年底，英国人放弃了他们在新尼德兰的据点，绝大多数人是作为大规模移民浪潮的一部分来到了这里。当时，大纽约市已经成了反对独立的民众的最后一个美洲避难所，吸引了来自各个殖民地的家庭以及民兵。新不伦瑞克的移民中将近70%的移民来自新尼德兰或内陆地区。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群体，包括费城的贵格会教徒、曼哈顿的圣公会商人、新泽西的农民和商人，以及宾夕法尼亚“荷兰”区讲德语的和平主义者。7%的移民来自切萨皮克以及南方腹地低地。许多人带着家奴。另外22%的移民是新英格兰人。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与难民同胞相比，这些新英格兰人与“旧定居者”有更多的共同点；唯一有凝聚力的保王党定居点是帕萨马科迪湾上半岛以及岛上来自缅因地区的新英格兰人定居点。新斯科舍的保王党组合如出一辙，外加3000名非裔美洲人。这些非裔美洲人绝大多数曾是奴隶，为了换取自己的自由而响应英国人的提议，为国王而战。这些保王党人群龙无首，缺乏自然凝聚力，分裂成相互敌对的宗教、职业、阶级以及民族派系。他们非但没有同化他们中间的新英格兰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新英格兰文化同化。他们的贸易及文化生活更类似于邻近的波士顿而非遥远的伦敦。事实上，当英国和年轻的美国在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中发生冲突时，新不伦瑞克西南部的民众不但拒绝同缅因东部的邻居、远亲以及朋友作战，而且借给他们火药，以确保广受欢迎的7月4日焰火表演不会被取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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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王党的计划在五大湖区有更好的初步前景，在那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创建了一块新殖民地。上加拿大地区（Upper Canada）脱离了英国控制下的魁北克，为保王党难民提供了在滨海诸地无法得到的东西：一个未经任何人染指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可以建立一个不受欧美竞争对手影响的新社会。这个殖民地后来被人们称为安大略，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所在地，拥有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英国王冠镶嵌在当地的汽车牌照上。安大略的乡村到处都是和大英帝国相得益彰的地名：金斯敦、伦敦、温莎和约克。但安大略绝非保王党一派。这些“保王党”虽然先于北美的竞争对手到达该地区，但他们发现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甚至连政治上的共同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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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1784年，安大略首批“真正的”保王党人的规模很小：大约6000名来自纽约北部的新英格兰农民，以及英国人和部队已被解散的黑森士兵。但很快就有10000名“姗姗来迟的保王党人”加入他们队伍之中。这些“姗姗来迟的保王党人”于1792年至1812年源源不断地来到此地。英国当局以及后来的神话创造者们喜欢将这些后来者想象成心地善良、热爱君主制的英国臣民，碰巧要额外花上一二十年的时间逃离令人发指的美利坚合众国。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一无所有、寻求良机的移民，被英国提供的廉价土地以及极低的税收吸引而来。这些“姗姗来迟的保王党人”通过陆路，从位于内陆地区的老家跋山涉水来到此地，其中四分之三的移民是农民，不到五分之一的是工匠，其余的几乎都是一贫如洗的苦力或水手；250人中只有一人是士绅。“在加拿大，移民们更加谦逊，”1798年，一位到访纽约北部和安大略的游客说道，“大多数移民是穷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经营政府分给他们的农场。”但与真正的保王党人不同的是，这些移民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文化。这些移民都是内陆地区人，其宽容、多元的文化遗产将在五大湖北岸地区生根发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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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英国记录显示，将近90%的移民来自新泽西、纽约以及宾夕法尼亚的“中间地区”，而同时代的记录则表明大部分移民是来自特拉华河谷的和平主义者。成千上万讲英语的贵格会教徒、讲德语的门诺派教徒以及浸礼会教徒（兄弟会）由于在解放战争中拒绝选择阵营或拿起武器而遭到迫害，决定找一个自己不会受到任何打扰、能够和平相处的地方。他们的许多同胞后来会向西进入俄亥俄河谷，向美国心脏地带输入内陆地区的社会价值。但是在18世纪90年代，易洛魁联邦（Iroquois Confederacy）的印第安人猛烈抵制对其土地的蚕食。相比之下，安大略则一片祥和，因为英国人在占领新法兰西的三十年中汲取了外交经验教训，开始将印第安人视为自己重要的战略伙伴。帝国官员也表示，将授予内陆地区人整个乡镇，并承诺不干涉他们的日常事务。1812年战争中断移民之前，数千移民重新安置，在种族特色鲜明的城镇定居安家，旁边还有为数不多的新尼德兰人、新英格兰人以及苏格兰高地人。内陆地区的早期移民给在国内的朋友写信，在安大略，“他们会找到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宾夕法尼亚的翻版”。安大略的开拓者们心胸开阔，与众不同，对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漠不关心，乐于让帝国官员们为国家的政治和混乱的事务操心。到了19世纪20年代，大量爱尔兰人、英格兰人以及阿尔斯特-苏格兰人开始从不列颠群岛移民到该地区。此时安大略的文化已经颇具规模了。安大略南部地区人口稠密，时至今日基本上仍然是内陆地区人的天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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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同胞不同，无论是滨海诸地的新英格兰人聚居区还是安大略的内陆地区人聚居区，在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中都没有太大发言权。18世纪末以及整个19世纪，伦敦的官员们决定应该由谁以及如何治理国王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受到美国叛乱的刺激，英国官员们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些殖民地不会演变出独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惯例。政府采纳沿海低地模式，只有王室任命的人才能代表地方士绅。投票权极为有限，新闻界受到严密控制。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的方案必须得到由王室任命的终身服务的显要人物所组成的议会、王室任命的总督，以及伦敦的帝国行政机构的批准。总督——一直是英国人，从来不是殖民地的臣民——可以随时解散地方立法机关，而且总督的预算也不需要接受地方立法机关的审查。用安大略第一任总督的话说，这是一个旨在“最终摧毁或清除民主颠覆精神”的制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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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魁北克以及滨海诸地在文化上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它们是相同的：受一个远在天涯的大国的控制。它们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则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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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Bartlett Brebner，The Neutral Yankees of Nova Scotia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70，pp.24-29，54-57，312-319；Ann Gorman Condon，The Envy of the American States：The Loyalist Dream for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NB：New Ireland Press，1984，p.78；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ed.，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 ，Vol.3，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5，p.315；Phillips（1999），pp.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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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ck P.Greene，“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Transfers，” Early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2008，p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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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ustin H.Smith，Our Struggle for the Fourteenth Colony：Cana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Vol.1，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7，p.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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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Dundas to the Earl Cornwallis，Saint John，N.B.，28 December 1786，” in Charles Ross，ed.，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first Marquis Cornwallis ，Vol.1，London：John Murray，1859，p.279；Condon（1984），pp.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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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don（1984），pp.85-89，190-192；Stephen Kimber，Loyalists and Layabouts：The Rapid Rise and Faster Fall of Shelburne，Nova Scotia ，Scarborough，Ont.：Doubleday Canada，2008，pp.3，10，291-29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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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an Taylor，“The Late Loyalists：Northern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7，Spring 2007，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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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an Taylor，“The Late Loyalists：Northern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7，Spring 2007，p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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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an Taylor，“The Late Loyalists：Northern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7，Spring 2007，p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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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四章 第一批分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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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要将1789年宪法的批准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最高成就。然而，当时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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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之外的地区，许多人对这样一份文件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是一份反革命的文件，目的在于压制民主，将权力集中在地区精英、新兴的银行家、金融投机者以及土地大亨手中，而这些人对北美大陆的族群文化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忠诚度可言。事实上，大名鼎鼎的开国元勋们毫不掩饰这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他们称赞未经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因为参议院将“制止民主的厚颜无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终止“民主引发的动荡以及愚蠢行为”（埃德蒙·伦道夫），并大力赞扬广袤的联邦选区，因为选区会“分裂社区”，“防御民主所带来的不便”（詹姆斯·麦迪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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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英格兰人并非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狂热支持者。在战争期间，纽约东北部的新英格兰移民脱离联邦，成立了被称为佛蒙特（Vermont）的独立共和国。佛蒙特共和国的宪法禁止奴隶制以及投票时对财产的要求。佛蒙特共和国的领导人对纽约土地投机者的阴谋，以及联邦新出台的向穷人征税的政策（从而帮助那些富有的战争债券投机者）深恶痛绝，因此拒绝加入联邦。战后，他们甚至试图与英国谈判结盟，以保护其居民免遭联邦精英的伤害。马萨诸塞西部以及康涅狄格西北部的农民四处游说，希望将自己的领土并入这个小山共和国。直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纽约土地大亨施压，要求他们谨慎地处理自己的问题之后，佛蒙特人才勉为其难同意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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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对宪法改革的抵制最为强烈。新宪法侵犯了边民们对与生俱来自由的信仰，推翻了他们1776年强加给宾夕法尼亚的激进宪法。事实上，无论是在大陆会议还是制宪会议上，大阿巴拉契亚人都没有任何代表，因此他们对这两个机构都相当怀疑。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当时唯一的边民们真正拥有政治权力的州——反对批准宪法。当得知内陆地区人打算在宪法草案副本送到西部各县之前就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投票时，他们冲出了议会。这些代表后来被一群“志愿者绅士”从床上拖出来，带到会场，扔到他们的座位上以达到必要的法定人数。只有在内陆地区邮政当局销毁了他们在邮件中发现的所有反宪法的报纸、小册子以及信件之后，宾夕法尼亚才通过了宪法；最后，只有18%的合格选民投票，其中大部分在内陆地区。其他州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几乎没有设置投票站，从而保证投票人数少于精英们控制的沿海低地或南方腹地地区。1789年，大阿巴拉契亚民众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强大联邦政府。时至今日，很多大阿巴拉契亚人仍然这样认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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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边民们发动的起义被斥责为穷乡僻壤流氓们的暴徒行为。这些边民过于无知，无法理解税收带来的好处或解决债务的必要性。事实上，边民们并非反对税收或诚信行为，而是在抵制一个可以同21世纪头十年的华尔街计划相提并论，极其腐败、贪婪、无耻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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