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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eber（1982），pp.255-272，266；Howe（2007），p.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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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eber（1982），pp.247-254；Howe（2007），pp.661-667；Merk（1978），p.275；Jordan（1969），pp.8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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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eber（1992），p.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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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uan Nepomuceno Seguín，Personal Memoirs of John N.Seguín ，San Antonio，TX：Ledger Book and Job Office，1858，pp.29-32；Leobardo F.Estrada et al.，“Chicanos in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Exploitation and Resistance，” Daedalus ，Vol.110，No.2，pp.105-109；Martinez（1988），pp.88-91；D.W.Meinig，Imperial Texas：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Cultural Geography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9，p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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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erry G.Jordan，“Population Origins in Texas，1850，” Geographical Review ，Vol.59，No.1，January 1969，pp.8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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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rederick Merk，“Dissent in the Mexican War，”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et al.，eds.，Dissent in Three American War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35-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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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ouise A.Mayo，President James K.Polk：The Dark Horse President ，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06，pp.110-133；Merk（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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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y，p.15；Merk（1970），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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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rtinez（1988），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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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章 打造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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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加利福尼亚北部、俄勒冈和华盛顿的沿海地区与新英格兰的共同点似乎比与这些州的其他地区的共同点要多？从投票行动到文化战争再到对外政策，为什么西海岸与新英格兰结盟——与其南部以及东部的邻居一直不睦——自其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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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海岸早期的大多数殖民者都是新英格兰人。这些新英格兰人乘船来到这里，希望在太平洋沿岸建立第二个新英格兰。尽管这项任务没有完全成功——西海岸与其东部盟友一直存在着根本性的气质差异——这些新英格兰人还是留下了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印记，使这个年轻的民族同其顺从的北方地区与自由的远西地区的邻居时常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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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北美的太平洋沿岸仍然主要处于美洲土著民族的控制之下。从理论上讲，西班牙声称拥有现在加利福尼亚的所有权，但从实际上讲，北方地区的影响力向北在蒙特雷开始逐渐减弱，在旧金山已完全没有影响力了。英国和美国尚未决定由谁控制太平洋西北部，最终只同意将由两国共同分割这一地区。在英美两国的地图上，只有一大片被称为俄勒冈领地（Oregon Territory）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在此之前，这一地区的斗争使新法兰西与新英格兰对立起来。新法兰西人控制了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的当地员工。这家经营毛皮的贸易集团实际上统治着现加拿大西部以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当地，新法兰西人占据了该公司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强韧毛皮贸易职位。这些新法兰西人退休之后，一些人与自己的印第安人妻子按照习以为常的梅蒂斯模式在当地定居下来。直至19世纪30年代，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新英格兰并未试图建立永久性前哨基地的船载毛皮商人。[1]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奇努克（Chinook）印第安人称所有英国人为“乔治国王的臣民”，而简单地称美国人为“波士顿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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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这种远距离的毛皮贸易，新英格兰人比其他所有美国人更加聪明，对太平洋沿岸更加了解。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领袖很快便将这片新的“荒野之地”列入需要新英格兰人拯救的地方名单之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30年代，莱曼·比彻呼吁自己的追随者将西方从教皇及其顺从的天主教移民追随者的阴谋诡计中拯救出来。“不了解我们的机构、不习惯自治、无法获得教育……并且很容易被邪恶的诡计利用的外国移民迅速涌入”，比彻写道，威胁了“我们共和国的安全”。比彻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我们学校以及共和党各种机构的共同作用下”教育和同化新来移民。当时正在辛辛那提训练传教士的比彻最挂心的是五大湖以及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的德意志和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但对于那些熟悉太平洋地区的人来说，比彻的警告同样适用于哥伦比亚河上的新法兰西天主教商人，或者不久之后，也将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北方人。方济各教会传教士已经在圣何塞教育印第安人儿童，这也增加了任务的紧迫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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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这项“荒野差事”于19世纪20年代末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一位异想天开的新罕布什尔州校长霍尔·杰克逊·凯利（Hall Jackson Kelley）不厌其烦地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意在殖民他自己从未见过的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凯利精心策划的建立一个公民和宗教共和国的计划从未付诸实施，但他的营销努力——他在新英格兰各地张贴海报，出版书籍，并向国会请求援助——确实激励了其他人。来自佛蒙特州北部的卫理公会传教士杰森·李（Jason Lee）于1834年横穿北美大陆，在现在的俄勒冈州塞勒姆附近成立了布道团。李最初与美洲土著居民合作，从新英格兰招募教员与移民，后来又创建了美国西部的第一所学院（现在的威拉米特大学）。塞缪尔·帕克（Samuel Parker）来自马萨诸塞，是一位长老会传教士。1835年和1836年的大部分时间，帕克都在俄勒冈领地布道，以及选择未来的布道团位置。他的书《遥远的西部》（The Far West ）吸引了更多的新英格兰人来到这片土地，这些新英格兰人中的大多数聚集在现在俄勒冈州李牧师的威拉米特河谷布道团附近。1843年5月，定居在该领地的新英格兰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起草了禁止奴隶制的法律，并选出了自己的官员，其中四分之三的当选官员来自新英格兰。这份法律文件后来将成为俄勒冈州宪法的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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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虽然在政治界和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未占到当地人口的大多数。在临时政府成立后的数月内，一列载有700多名新移民的马车车队抵达，使威拉米特河谷的非印第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绝大多数新移民是来自大阿巴拉契亚中西部的农民。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边民们“来到俄勒冈时便拥护……地方主权、基层组织、独立生产者伦理以及‘消极（即软弱）国家主义’”。边民们倾向于在乡下农场安居乐业，将城镇及政府留给新英格兰人。这种移民模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使得出生于新英格兰的新英格兰人数量达到了其他人的15倍，他们仍然控制着大多数市政机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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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从1846年建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1853年建立的华盛顿分离出来。新英格兰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俄勒冈的局势。新英格兰人创建了塞勒姆和波特兰，后者是在缅因地区波特兰人与波士顿人掷硬币获胜后被命名的。同竞争对手《俄勒冈人报》（The Oregonian ）一样，俄勒冈第一份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俄勒冈政治家》（Oregon Statesman ）是由新英格兰人创办、归新英格兰人所有并由新英格兰人运营的。《俄勒冈人报》宣扬了同比彻一样的对天主教移民的恐惧。新英格兰人控制着大部分公立学校、学院以及神学院，并主导了1857年制宪会议上的辩论。该大会制定了一份支持独立家庭农民社区的文件，确定了新英格兰人认为个人利益必须被纳入共同利益的观念。俄勒冈州前八位州长中的六位州长，前八位参议员中的六位参议员是来自新英格兰、纽约或宾夕法尼亚怀俄明河谷的新英格兰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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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河以北的“华盛顿领地”（Washington Territory）人烟更加稀少，同英国的领土争端使潜在的移民望而却步。因为这些移民无法保证如果该地区主权发生了变更，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否会得到尊重。尽管如此，文化模式还是相似的。受到皮吉特湾和奥林匹克半岛木材资源的吸引，大量来自缅因东部、佛蒙特北部以及五大湖地区的新英格兰人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来到此地。位于缅因东马基亚斯的波普和塔尔博特（Pope & Talbot）木材公司建造了甘布尔港和拉德洛港这两个港口城镇，并连续70年有组织地从缅因东部沿海地区引进锯木工厂和工人。（“似乎那里的每个人或者其父亲都来自东马基亚斯，”甘布尔港的一个老水手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们在甘布尔总是吃烤豆子和约翰尼面包，以及大量的鳕鱼。”）19世纪60年代，皮吉特湾急需女性——白人男性的数量是白人女性的9倍多——因此当地领导人招募了100名新英格兰单身女性，并将这些女性用船运到西雅图。作为这些移民的后代之一，在那里他们仍有“五月花”般的声望。缅因人奥尔登·布莱森（Alden Blethen）来到这一地区，并创办了本地区的主要报纸《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 ）；马萨诸塞人艾萨克·史蒂文斯（Isaac Stevens）是华盛顿领地的第一位总督和美国国会代表。但是，同俄勒冈一样，新英格兰人并未占到本地区人口的大多数，因为内战后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以及日本移民定居于此。沿海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发展得更晚。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的大部分移民来自西雅图、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北部，这些移民同时带来了自己的公理会和长老会教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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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加利福尼亚部分地区已经被殖民了，所以新英格兰人在此地的任务异常艰巨。在蒙特雷以南地区，北方文化根深蒂固。那些在美国吞并前决定移居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新英格兰商人和游客一般都融入了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方式之中。新英格兰人乘船而来，聚集在圣巴巴拉和蒙特雷，学习西班牙语，皈依天主教，取得墨西哥国籍，同墨西哥人结婚，采用西班牙语的名字，尊重并参与当地政治。一些新英格兰人非常成功。阿贝尔·斯特恩斯（Abel Stearns）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船舶代理商。他于1829年定居洛杉矶，娶妻生子，经营着一家利润丰厚的贸易公司，去世时是一位非常富有的牧场主。托马斯·拉金（Thomas Larkin）来自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顿市，是一个木匠，曾经做生意失败。他希望这一地区人民脱离墨西哥，并以自己的方式加入美国。他在蒙特雷建造的房屋将新英格兰的房屋比例和屋顶与西班牙的全长阳台和土坯建筑融为一体，产生了现在流行的蒙特雷混合风格。到1846年美国占领这一地区时，加利福尼亚非印第安人的人数为4000人，而这种墨西哥化的新英格兰人大约占其中十分之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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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一个人离开海岸或蒙特雷北部时，北方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也就消失了。在旧金山湾和萨克拉门托地区，北方人很少且相隔甚远，移民的种类也大不一样。在美国占领加利福尼亚时，加利福尼亚十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旧金山湾或萨克拉门托河的一条支流上。这条河很快便被称为美利坚河（Rio Americano或American River）。同俄勒冈领地一样，这些移民是新英格兰人（通常通过海路到达，并聚集于城镇）和大阿巴拉契亚人（通过陆路到达，分散在农场、牧场和磨坊）的混合。无论有何差异，这两个群体都的确憎恨南加利福尼亚、墨西哥统治以及北方文化。这两个群体都拒不接受墨西哥国籍，未经允许便占领土地，并公开鼓动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地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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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利福尼亚的南北分裂至1845年已经很明显的话，那么1848年在美利坚河谷发现黄金则有助于将西海岸与当时荒无人烟的内陆地区分开。这种分裂——预示着很快将把太平洋西北部的古老海岸与喀斯喀特的干旱地带区分开来——主要是由于新英格兰人出现在旧金山湾和邻近太平洋海岸的地区。同俄勒冈的新英格兰人相比，这些新英格兰人面临一项更紧迫的任务：他们必须把加利福尼亚从野蛮人手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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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野蛮人是指那些淘金者（Forty-niners）。淘金者的淘金心态与新英格兰人的清教徒精神格格不入。“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个聚集在一起渴求黄金的种族，”一个居民在谈到1848～1850年来到加利福尼亚的一大群人时说，“原则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土地上的所有财富，然后去别处享受 。”[10] 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自发迁徙中，短短5年内就有30万人来到加利福尼亚，使得这片新增的美国领土上的非印第安人人口增加了20倍。在24个月内，旧金山便从一个800人的村庄发展成一个20000人的城市。旧金山的港口里满是被渴求黄金的船员们遗弃的废旧船只，还有酒吧、赌场、妓院、刀战、犯罪团伙和酒后派对，而他们身后便是在海盗时代值得一提的罗亚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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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深深地触犯了港口两岸的新英格兰人，促使他们成立了另外一支拯救加利福尼亚的道德十字军。清教徒传教士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的后代约瑟夫·本登（Joseph Bendon）牧师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他宣称，淘金热是对新教徒完成方济各教会开启教化的努力的挑战。公理会的美国国内传教士协会（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寻觅到了一个既能拯救加利福尼亚，又能创建一个新教的滩头阵地来挑战亚洲“异教的强大要塞”的机会，便立即派遣传教士乘轮船来到这一地区。“如果我们能用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清教主义、我们向他人传播我们所知所信的热忱，以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一个民族，那么这将是一个照亮众海岛和更遥远的秦国之地的直接途径，”这个协会在开启这一伟大事业前夕宣布，“充分利用俄勒冈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新运动是上帝的旨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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