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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认为南方腹地及沿海低地实行独裁专制政体。这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主对自己统治下的一切享有绝对权力，导致了奴隶主家庭和基督教美德的腐朽堕落。“蓄奴州是一个巨大的妓院。”出生于英格兰的公理会牧师乔治·伯恩（George Bourne）在波士顿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奴隶主和他们的儿子强奸自己的奴隶，然后受到别人的指责，要求其解释作为奴隶的母亲生出的大量混血儿。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Theodore Dwight Weld）于1839年出版了一本畅销的废奴主义选集——《美国奴隶制现状》（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 ）。在这本选集中，康涅狄格州的牧师弗朗西斯·霍利（Francis Hawley）自南方腹地发回报道：“女性奴隶给白人生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提起这码事。”另一位撰稿人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名治安法官。这位法官描述了在沿海低地北卡罗来纳存在这样一个种植园主：只要他的朋友让自己的奴隶怀孕，他便给这位朋友20美元。“毫无疑问，这笔钱就是为了改良家畜，”他补充道，“同样地，农民也通过杂交来提高牲畜的质量。”废奴主义者的出版物上也刊登了分类广告以宣传这一事实：为了偿还债务，奴隶家庭常常因为卖掉了蹒跚学步的孩童甚至自己的配偶而家破人亡。这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国内制度”威胁着家庭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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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新英格兰以压倒性优势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投票。林肯来自伊利诺伊州，是一个拥有新英格兰、内陆地区以及大阿巴拉契亚血统的混血儿，反对设立更多的蓄奴州。林肯赢得了新英格兰所有县、俄亥俄西部保护区，以及宾夕法尼亚新英格兰人定居的怀俄明河谷的全部选票；他只丢掉了纽约北部以及中西部新英格兰人定居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县的选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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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政治家们主张使用武力以阻止南方腹地脱离联邦，并且在南卡罗来纳人进攻萨姆特堡之前，通过代表全国唯一的政党基层会议决定这么做。在战争期间，新英格兰是联邦事业的中心，贡献了大部分的军队、武器和物资，其中包括联邦军队中装备最为豪华的黑人军团——马萨诸塞州第五十四步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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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南方腹地是为了捍卫奴隶制才脱离联邦并发动内战的。南方腹地领导人毫不掩饰这一动机。这些领导人的想法令人作呕：奴隶制是建立一个富有道德感、获得《圣经》认可、比北方自由州更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谈到捍卫自己的“传统”、“遗产”以及“生活方式”时，19世纪的南方腹地人自豪地将奴役他人列为三者中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南方腹地的许多领导人甚至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有下层阶级都应该被奴役，不论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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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新英格兰以及内陆地区的废奴主义者，南方腹地的领导人精心地捍卫着人性枷锁。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在书中，哈蒙德认为被奴役的劳工比那些被工业资本家无情剥削的不列颠以及北方的“自由”劳工更加快乐、更加健康，而且受到了更加精心的照顾。因此，自由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总有受剥削者崛起的危险，这些人会引发“共和体制中可怕的危机”。相比之下，奴隶则被强制禁锢在自己的位置，并被剥夺了投票、抵抗以及作证的权利，从而保证了“每一个精心设计、长治久安的共和国的基石”。用哈蒙德自己的话说，奴役白人工人阶级就是一场“最光荣的解放行动”。他写道，杰斐逊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荒谬至极”。在南方腹地的传统中，哈蒙德所设想的共和国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国为摹本，特点是精英阶层享有特权和民主，下层阶级则要遭受奴役并屈服。这是一个由基督教上帝批准建立的国度。上帝之子从未在他的教义中谴责奴役他人的做法。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贵族共和国，理应成为世界的典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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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嘲笑那些批评自己的清教徒是“有学问的老处女”，“流连忘返地尽情享受”主人强奸奴隶这样离奇、色情的幻想。他认为，南方腹地的混血儿“比例”很小，几乎没有，可归因于这一地区较大城镇中存在的新英格兰变态。他将性指控——威胁到南方腹地以种族为基础的种姓制度的存在——称为“荒谬的错误”，是“这一地区游客经常玩的游戏”的产物。但正如哈蒙德所熟知的那样，这些指控是真实存在的。后来学者们在哈蒙德的私人文件中发现，1839年，哈蒙德买下了一个18岁的奴隶和她两岁的女儿。他先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后来又与女儿发生性关系，并且与自己的儿子分享这对母女。哈蒙德的妻子——哈蒙德说她无法满足“自己的胃口”——最终得知了这件事，离家出走多年。这对受奴役的母女所生的孩子和（或）孙子被留在了庄园里，因为哈蒙德无法容忍“我的孩子或可能的孩子成为陌生人的奴隶。对他们来说，受家人奴役便是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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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主支持奴隶制，因为奴隶制确保了共和制贵族的稳定和永存。“种植园主是真正的贵族，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悠闲地生活着，”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威廉·拉塞尔（William Russell）在内战前夕从南卡罗来纳发回报道，“他们对英格兰式的君主制、特权阶级、土地贵族以及士绅的崇拜毫不掩饰，显然是真诚的。”一个种植园主告诉拉塞尔：“如果能让英格兰的一个王族来统治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许多种植园主对革命表示遗憾，指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明天就回到过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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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主对新英格兰人的憎恶让外人大为惊讶。“有人告诉我，南卡罗来纳是由士绅们建立的，而不是由烧死女巫的清教徒建立的，不是由热衷于残酷迫害的狂热分子建立的。这些狂热分子在北方新成立的殖民地推行宗教裁判所凶残、嗜血、狂暴的不容忍政策，”拉塞尔报道称，“在所有人类情感的黑暗洞穴里，没有什么比南卡罗来纳人对新英格兰人的仇恨更加无情、更加致命的了。”他继续说道：“新英格兰对他们来说是邪恶道德、邪恶政治以及社会腐败的化身……是南卡罗来纳所憎恨的一切罪恶的根源。”另外一个种植园主告诉他，如果“五月花号”沉没了，“我们就永远不会被逼到这种极端的境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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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生活的大多数人都认同南方腹地白人至上的信条以及对新英格兰人持不信任的态度，但许多人不同意他们的贵族共和国的理想。1860年大选前，民主党在年度大会上因奴隶制问题出现了分裂，南卡罗来纳的代表领着自己南方腹地的同僚离开了会议大厅。［“奴隶制就是我们的国王，奴隶制就是我们的真理，奴隶制就是我们神圣的权利。”种植园主威廉·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在临别演说中说道。］只有沿海低地控制下的马里兰州以及特拉华州的代表团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边民代表团以及北方代表团（大多数代表天主教移民）仍然原地不动。在整个南方地区，不满情绪随处可见。这种不满并非表现在某一州、某一阶层或某一职业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民族地区上。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无论是亚拉巴马北部、田纳西东部，还是得克萨斯东北部——抵制分裂。南方腹地人的定居地——亚拉巴马南部、田纳西西部、得克萨斯墨西哥湾沿岸——都疯狂地支持分裂。得克萨斯的斗争使得南卡罗来纳人路易斯·维格法尔与边民约翰·里甘（John Regan）和萨姆·休斯敦分庭抗礼。在密西西比，肯塔基州的边民詹姆斯·奥尔康（James Alcorn）抵制另一个南卡罗来纳人艾伯特·加勒廷·布朗（Albert Gallatin Brown）领导的激进的分裂主义政客。路易斯安那最富有的种植园主是联邦最热心的支持者；这些种植园主不是南方腹地人，而是新奥尔良附近新法兰西飞地的成员。（“新奥尔良几乎是一片言论自由之地，”一位观察家说，“在自己的黑人被赶出自己的田地之前，克里奥尔人无法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1850年竞选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时，南方腹地的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未来的南方邦联总统）在大阿巴拉契亚北部惨遭滑铁卢，当地居民支持其竞争对手——诺克斯维尔当地人罗杰·巴顿（Roger Barton）。到1860年，海湾各州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都选出了联邦的代表。这些代表与低地的代表之间发生了冲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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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南方腹地人投票的地区，他们都压倒性地投票给了强硬的分裂主义者约翰·C.布雷肯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南卡罗来纳的立法者们也是如此。在选择总统的过程中，这些立法者并未赋予民众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色。）布雷肯里奇赢得了南方腹地控制下的所有州的选票，而约翰·贝尔（John Bell）以及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这样的温和派只赢得了亚特兰大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县的选票。亚特兰大市有大量外来人口。林肯甚至没有出现在南方腹地控制的各州的选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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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获胜后，南卡罗来纳第一个脱离了联邦。在林肯就职之前，加入联邦的只有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在南方腹地控制下的州。1861年2月8日，南方腹地联盟在亚拉巴马召开会议，组建新的政府。沿海低地和大阿巴拉契亚没有加入这个新组建的政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更愿意组建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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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南方腹地人如果没有开始攻击联邦邮局、造币厂、海关船只、军火库和军事基地，那么很可能已经通过谈判和平脱离联邦了。事实上，在南卡罗来纳民兵攻打萨姆特堡之前，新英格兰孤立无援。新英格兰虽然渴望用武力镇压南方的叛乱，但他们在全国缺少盟友。林肯总统虽然拒绝交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但承诺绝不会公开挑起战争。萨姆特堡守护着查尔斯顿港口，当出现补给不足时，林肯采取了谨慎的做法：送食物，但不送武器弹药，并提前通知南卡罗来纳。如果南方邦联进攻萨姆特堡或救援船只，那么他们就会疏远大阿巴拉契亚、内陆地区以及新尼德兰那些主张协商解决的支持者。这一点南方邦联政府也心知肚明。“如果被迫与北方开战，那么国家分裂是不容妥协的，”南方邦联国务卿理查德·拉瑟斯（Richard Lathers）警告戴维斯总统，“第一次爆发的反对联邦完整或国旗尊严的武装示威将表明，不论党派或派别隶属关系如何，这些敌对的党派加入了同一个爱国的队伍中来保卫双方，并使北方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政府和国旗的支持。”戴维斯相信上述三个地区在战争期间会站在南方邦联一边，因而无视了拉瑟斯的建议。事后证明这将成为北美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错误判断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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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邦联攻击萨姆特堡之前，新尼德兰强烈支持南方腹地的立场。回想一下，新尼德兰将奴隶制引进到北美大陆，直至19世纪初期依然依赖奴隶劳作。1790年，新尼德兰地区的农业各县——金斯、昆斯以及里士满——拥有白人奴隶家庭的比例高于南卡罗来纳。宽容——而非道德——是新尼德兰文化的核心，包括对蓄奴制度的宽容。如果任由其自行发展，那么新尼德兰可能永远不会禁止这一行为。不幸的是，到了19世纪，新尼德兰人已经失去了对纽约州政府的控制权，取而代之的新英格兰人于1827年废除了奴隶制。（在新泽西，新尼德兰人依然紧紧地掌握着权力。到19世纪中叶，那里仍有75名奴隶。）虽然整个纽约州都支持废除奴隶制，但纽约州最大的大都市并非如此。在纽约市，逃亡奴隶以及自由黑人经常遭到“黑鸟”（Blackbirder）的绑架。这些“黑鸟”是抓捕奴隶的赏金猎人，将捕获到的奴隶重新送回种植园。纽约市的商人和银行家与南方腹地及沿海低地的奴隶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活被打乱。正如当地《晚邮报》（Evening Post ）1860年所报道的那样：“纽约市既属于北方，亦属于南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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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包括新泽西北部、长岛西部以及哈得孙河谷南部在内的新尼德兰的每个县都支持林肯的竞争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大选之后，大多数的新尼德兰人都希望看到南方邦联以和平方式脱离联邦。一些人——包括高级政治领导人——都主张抓住脱离联邦的机会，按照德意志自由城市集合体汉萨同盟的模式来成立独立的城邦。南卡罗来纳脱离联邦后，纽约市市长费尔南多·伍德（Fernando Wood）告诉市议会，“虽然我们州的其他地区非常不幸地弥漫着狂热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了新英格兰的一部分人）”，但是“我们市并未参与对（各蓄奴州）宪法权利或其机构所发动的战争”。伍德接着说，“我们这座城市更有理由担心我们自己的所在州，而不是外部的危险”，应该和长岛郊区一起脱离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独立的、低税收的城邦，以此来逃避“这种令人作呕的、令人苦恼的关系”。这一提议得到了著名银行家和商人的支持。至少有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和至少三家当地报纸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第四家明确对此提议表示支持的报纸是当地颇具影响力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独立后的纽约市的组织结构，这家报纸详细介绍了汉萨城邦的政府结构。如果南方腹地人没有进攻萨姆特堡，那么可以想象，新尼德兰也一样会赢得独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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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爆发前夕，新尼德兰的六位美国国会议员——为数不多这样做的纽约代表——就最重要的问题与南方腹地同僚一起投票。南卡罗来纳脱离联邦后，国会议员丹尼尔·斯蒂克尔斯（Daniel Stickles）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方腹地。他告诉美国国会的同僚：“没有人会为了对联邦的任何一州发动战争而越过纽约市边界。”他补充说道，纽约市“永远不会同意自己成为别人的附庸，并且成为清教徒地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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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萨姆特堡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正如拉瑟斯预测的那样，纽约和新泽西的新尼德兰地区都爆发了极端的爱国主义运动。伍德市长、斯蒂克尔斯议员、纽约商会，以及《纽约先驱报》立即倒向了林肯和联邦。“进攻萨姆特堡让北方成为一块铁板，”斯蒂克尔斯在给联邦战争部部长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同外国势力交战。”斯蒂克尔斯本人成立了一支志愿军，并带领这支志愿军走上战场，同南方邦联作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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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废奴主义情绪由来已久，但在萨姆特堡遭到攻击之前，内陆地区一直对南方分裂活动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贵格会（再洗礼教派）对和平的承诺远远超过了对奴隶制的道德疑虑。内陆地区宾夕法尼亚的报纸和政界人士主张允许南方腹地以和平方式脱离联邦。由内陆地区控制的特拉华州北部同由沿海低地控制的该州南部格格不入，一些人担心这两个地区之间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即使新泽西北部地区有意加入从事奴隶交易的纽约的城邦，由内陆地区控制的新泽西南部也并无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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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马里兰州北部和特拉华州外，内陆地区人以压倒性优势投票支持林肯。林肯并未出现在马里兰州北部和特拉华州的选票上。（在这些地方，内陆地区人投票支持温和派贝尔。）林肯轻轻松松地赢得了从俄亥俄州中部到艾奥瓦州南部的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支持，并将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选票收入囊中。内陆地区人虽然投票给了自己的新英格兰邻居，但并不想接受新英格兰人的统治。面对国家可能解体这一状况，内陆地区的大多数政治领袖和舆论引导人希望加入大阿巴拉契亚控制下的各州，从而建立一个自新泽西州一直延伸到阿肯色州的中部邦联（Central Confederacy）。大阿巴拉契亚将充当新英格兰与南方腹地之间的中立缓冲区，防止敌对双方发动战争。巴尔的摩出版商、前国会议员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支持这一“边境国家邦联”（Confederacy of Border States），这个邦联既反对南方腹地通过征服实现扩张的企图，也反对新英格兰通过武力维护联邦完整的计划。他认为，这是“最终解决所有分歧的自然的、恰当的媒介”。马里兰州州长托马斯·希克斯（Thomas Hicks）认为这项提案是有价值的，可以维持四分五裂的内陆地区、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和沿海低地的和平。希克斯同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俄亥俄州、密苏里州（这些州的一大部分属于内陆地区）以及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通信，以便在联邦解体时为此类联盟打下基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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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袭击萨姆特堡后，南方腹地失去了内陆地区的所有支持。费城、伊斯顿和西切斯特曾是宾夕法尼亚同情分裂主义者的中心。在上述地区，暴民们捣毁了支持南方的报社，将支持南方的政客赶离家园，在大街上袭击分裂主义者，并强迫各家各户和各行各业悬挂联邦政府旗帜。在马里兰州，中部邦联这一提议一夜之间便成为明日黄花；内陆地区以及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紧紧团结在联邦周围，沿海低地则投入南方邦联的怀抱。由于自己的旗帜遭受攻击，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密苏里的内陆地区则将自己的命运与新英格兰的命运绑在了一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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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叶，沿海低地在政治上已经被有效地阉割了。沿海低地的居民成了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北卡罗来纳州，甚至弗吉尼亚州的少数派（直至1861年，西弗吉尼亚州脱离联邦，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尽管文化上存在差异，但随着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冲突加剧，沿海低地被迫投入南方腹地的怀抱以寻求保护。与蔗糖和棉花不同的是，烟草的全球市场已经疲软。沿海低地的士绅们把自己的许多奴隶都卖给了南方腹地人，或者干脆把自己的业务转移到海湾地区。沿海低地的精英们感到自己被包围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接受了南方腹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无法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推行这一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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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弗吉尼亚最古老家族之一的贵族子弟——成了沿海低地支持奴隶制的旗手。菲茨休在大量著作中支持并拓展了哈蒙德提出的奴役所有穷人的论点。菲茨休解释说，贵族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大宪章”，因为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财富，并且拥有“所有男人对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那份情感”。这自然而然地使得他们保护和供养“妻子、孩子以及奴隶”。菲茨休的书非常受欢迎。他还宣称“就像（北方人）决心废除奴隶制一样，自己亦决心消灭自由社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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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新英格兰人的冲突迫在眉睫，人们对沿海低地古老的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种族差异才是罪魁祸首。在战时的宣传中，南方腹地的精英们被明确纳入所谓的高级诺曼（骑士）种族行列，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了。（绝对非诺曼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则经常被额外加入。尤其是对于沿海低地来说，将这场冲突视为一场将诺曼人从盎格鲁-撒克逊暴政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可以巧妙地避开更为棘手的奴隶制问题。1861年，沿海低地的主要期刊《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承认“由于自己的优势以及更好的条件，圆颅党[16] 可能会赢得许多胜利”，但保证“他们会输掉最后一场战斗，然后沦落到相对劣势的正常地位”。这份期刊认为，南方邦联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比这个大陆上所有其他种族都优越”的民族统治的“贵族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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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宣传在南方腹地也很受欢迎。杰斐逊·戴维斯在1862年的一次演讲中告诉密西西比州的立法者们，他们的敌人是“一个没有传统、无家可归的种族……克伦威尔将他们从爱尔兰北部和英格兰北部的沼泽地召集起来”以“扰乱世界和平”。《黛博评论》宣称，这场战争是为了推翻考虑不周的美国革命，美国革命违背了“骑士们自然而然地对既定形式的权威而绝非纯粹投机思想的崇敬”。奴隶主抛弃了君主制，危害了以“不平等原则和从属原则”为基础，“支持体现社会状态的公共政策”而建立的奇怪的“国内机构”。民主“将政治影响力交到了无意识的大众手中”，导致“骑士屈服于清教徒的思想奴役”。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其他思想家也一致认为，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在尊重既定的贵族秩序和危险的清教徒观念（“个人比任何政体都更有价值”）之间进行的。正如菲茨休所说，这是一场“保守派和革命者之间的战争，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战争……贞洁和性欲之间的战争，婚姻和自由恋爱之间的战争”。一些人甚至支持这样一种可疑的观点：南方邦联正在进行一场针对过度膨胀的清教徒的胡格诺派-圣公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他们认为，奴隶制度并非问题，打败民主才是问题所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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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沿海低地分裂为支持温和派贝尔和支持分离主义者布雷肯里奇的两个阵营。贝尔的支持者集中在马里兰州东岸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沿海低地。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后，沿海低地希望紧跟其步伐，但由于其他民族控制着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他们的计划受阻了。只有在萨姆特堡遭受攻击和林肯发出武装召唤之后，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才脱离联邦，而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从未脱离联邦。在这四种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边民们的态度而非沿海低地民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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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南方腹地的分裂和新英格兰的战争号召，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反应最为矛盾。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到伊利诺伊州南部，再到亚拉巴马州北部，边民们既厌恶新英格兰人，又憎恨南方种植园主，因此左右为难。这两个地区以不同方式威胁了边民们的理想。新英格兰人强调必须将个人的欲望和兴趣纳入“更大的利益”之内，这对于追求个人自由的大阿巴拉契亚人来说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新英格兰人改变他人行为的道德运动极其令人厌恶，尤其是新英格兰人喋喋不休地念叨种族平等。另一方面，边民们已经在贵族奴隶主手中遭受了一代又一代的压迫，他们知道自己就是种植园主在谈论奴役下等白人时所想到的下等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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