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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亨廷顿的弟子们对当前“第四波”大规模移民中占主导地位的墨西哥移民的所谓特殊性做了许多研究。1970年，76万人出生于墨西哥却生活在美国，约占墨西哥总人口的1.4%。2008年，这一数字增加了近16倍，达到1270万，占地球上墨西哥人总人口的11%。2008年，墨西哥人占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的32%，与1850～1875年的爱尔兰人所占比例相同。绝大多数墨西哥人生活在北方地区，在那里他们现在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找不到任何理由“融入”一些“盎格鲁-新教徒”的行为准则中。这对于亨廷顿和生活在北方地区以外的其他人来说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些人害怕失地被重新收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墨西哥人已经重新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美国部分，大量来自墨西哥南部的移民正在融入北方人的文化。但与其说这是对该地区“主流文化”的威胁，不如说是对其本源的回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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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墨西哥吞并北方地区是绝不可能的：当前边界两边的北方人将很快脱离这两个国家，并创建自己的共和国。毕竟，即使是北方地区的墨西哥部分也比被迫输出税款的墨西哥南部富裕三倍。正如哈佛大学的研究员胡安·恩里克斯（Juan Enriquez）所指出的那样，墨西哥城对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墨西哥城并不为这一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基础服务、安全保障或者商品市场。恩里克斯指出，如果北方地区的墨西哥部分——下加利福尼亚州、新莱昂州、科阿韦拉州、奇瓦瓦州、索诺拉州和塔毛利帕斯州——自己选择，那么它们可能更愿意同美国建立起一种类似欧盟的关系，而不是停留在墨西哥内部；与墨西哥的其他地区相比，它们与北方地区的美国部分的共同点更多。新墨西哥大学奇卡诺研究学院教授查尔斯·特鲁西洛在2000年对美联社说：“西南地区的奇卡诺人和北方地区的墨西哥人正再次融合成一个民族。”特鲁西洛补充说，创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大势所趋。他建议这个新国家就叫北方共和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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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illips（1999），pp.588-589；Peter D.Salins，Assimilation，American Style ，New York：Basic Books，1997，pp.22-30；Huntington（2004），pp.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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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ward Odum and Harry Estill Moore，American Regionalism ，New York：Henry Holt，1938，p.438；Salins，p.148；U.S.Bureau of the Census，“Nativity of the Population，for Regions，Divisions，and States：1850 to 1990，” Internet Release：9 Marc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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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MA：MIT Pres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38-139，185，217-219；Leonard Dinnerstein and David M.Reimers，Ethnic Americans：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New York：Dodd，Mead & Co.，1977，pp.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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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alins（1997），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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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is A.Vinovskis，Education，Society，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09-110；John Dewey，Schools of Tomorrow ，New York：E.P.Dutton，1915，pp.313-316；Salins（1997），pp.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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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race Mann，Annual Reports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s 1845-1848 ，Boston：Lee and Shepard，1891，pp.36-37；H.H.Wheaton，“Education of Immigrants，” in Winthrop Talbot，ed.，Americanization ，2nd ed.，New York：H.W.Wilson Company，1920，pp.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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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lins（1997），pp.46-48；Huntington（2004），pp.129-135；Stephen Mayer，“Adapting the Immigrant to the Line：Americanization in the Ford Factory，1914-1921，”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14，No.1（Autumn 1980），pp.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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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untington（2004），pp.11-20，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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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untington（2004），pp.221-255；Pew Hispanic Center，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2008 [fact sheet]，15 Apri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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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uan Enriquez，The Unti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Crown，2002，pp.171-191；Associated Press，“Professor Predicts Hispanic Homeland，” 31 Januar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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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四章 神明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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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移民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区别，但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分化为两个由缓冲带隔离开来的敌对集团。结果，一场文化冷战爆发了。战争的一方是愤怒无比、受尽屈辱却怀有救世思想的迪克西集团（美国南部各州联盟），另一方则是趾高气扬、拥有社会改革意识的联盟，由新英格兰、新尼德兰和西海岸结成。这两大集团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这场文化战争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酝酿了一个世纪，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演变成公开冲突。本章将追溯在重建时期这两大集团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此后使双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的不同世界观和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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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根源始于南方邦联军战败之后，当时的南方腹地、沿海低地和大阿巴拉契亚大部分地区都被一支由新英格兰人主导的军队占领。战争导致50多万人丧生，因而引发了各地民众持久的怨恨，而占领使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因此，这些民族建立了强大的迪克西联盟。这一联盟最终将整个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收入囊中，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开始主导北美大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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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内陆地区人、新尼德兰人和新英格兰人控制了前南方邦联的大部分地区，并试图按照新英格兰模式改造上述地区。占领者划分军事区，任命州长，部署军队来执行自己的决策。除了来自诺克斯维尔的联邦主义者边民——田纳西州州长威廉·布朗洛（William Brownlow）外，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州长们被当地人视为傀儡。[1] 占领者们禁止南方邦联的主要领导人担任公职或参与投票，允许外来商业集团控制本区域的重要经济领域，并通过修订法律来反映自身价值。北方军队相信，一旦罢黜本地区那些嗜血成性的领导人，本地区的民众很快就会接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以及政治结构。占领者们建立了种族混合的新英格兰式学校体系，从新英格兰的学校引进教师来管理这些学校，并向地方征税来负担学校的一切开销。他们“解放”了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本地区遭受奴役的黑人——但未能为他们提供茁壮成长的安全环境或经济环境。他们认为自己在本地区自然而然的盟友——赞同联邦政府思想的大阿巴拉契亚大本营——将支持他们按照新英格兰人的形象来重建占领区的努力。占领军虽然取得了军队的支持，控制了政府、教育和经济等大量部门以及大规模的民用外联工程，但非但未能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目标，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南方这三个民族更加团结在一起，同自己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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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作为统一实体的“南方”直到内战后才真正存在。正是对新英格兰人领导下的重建的抵抗才使得迪克西集团走到了一起，最终使在战争期间同南方邦联作战的大阿巴拉契亚也加入了这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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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民众的各种机构和种姓制度受到了攻击，他们必须紧紧围绕着自己仍然能够控制的一个民用机构进行抵抗斗争：自己的教堂。遍布南方这三个民族的福音派教会为那些希望保护本地区战前社会制度的人提供了绝佳的工具。同新英格兰的主要宗教派别不同，南方浸礼会教徒以及其他福音派教徒正在成为宗教学者口中所谓的“私人新教徒”（Private Protestant），而不是控制北方民族的“公共新教徒”（Public Protestant）。我们马上就要谈到这些公共新教徒。私人新教徒——包括南方浸礼会教徒、南方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南方圣公会教徒——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腐败和罪恶的，在经历内战的冲击之后尤其如此。他们强调的不是社会福音——一种为基督降临而改变世界的努力——而是个人的救赎，在被提（Rapture）将那些受地狱之苦的人扫除之前，将个人灵魂拉到正确观念的救生艇之上。私人新教徒对改变社会没有兴趣，却强调维持秩序和服从的必要性。他们要直接面对的罪恶并不是南方地区盛行的奴隶制度、贵族统治以及大多数普通人极端贫困的社会现实，而要对抗新英格兰异教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得到上帝认可的等级制度。南方卫理公会的一位牧师宣称，新英格兰人反对奴隶制，“不忠于上帝和人类的法律”——“是野蛮的狂热分子、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违法者，以及插手他人事务的邪恶之人”。因为《圣经》中的某些段落默许奴隶制，所以废奴主义者因“比上帝更加人道”而被宣称为有罪。亚拉巴马圣公会主教理查德·威尔默（Richard Wilmer）宣称，为了“维护上帝之道和普世传统教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己所属教会支持南方邦联是正确的。北方占领军中的顽固派称他们自己为救赎者，1877年联邦结束占领则被称为一种“救赎”行为，这些都绝非偶然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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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神职人员在前南方邦联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民间宗教——一个被学者们称为“败局天注定”（Lost Cause）的神话。坚守信条的南方腹地、沿海低地和大阿巴拉契亚的白人最终开始相信上帝让南方邦联血流成河，让南方城市遭到破坏，让南方敌人统治这个地区，目的都是检测并让上帝喜爱的人神圣化。纳什维尔长老会传教士、战时牧师詹姆斯·H.麦克尼利（James H. McNeilly）指出，上帝选民在战场上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异教徒在这一事业上就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希伯来人在维护一项非正义事业”。麦克尼利补充说，南方邦联士兵可能“像节日的美酒一样抛洒自己的鲜血”，但这并不是徒劳的，因为“在上帝面前，是非问题并非通过武力解决”。相反，一位南方腹地的神学家会争辩，正义之士会“通过坚守原则”击败联邦政府，而且他认为联邦政府和《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的野兽”相似。正义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方腹地的民风建设。南方腹地的这种民风坚持古罗马的奴隶制共和国思想，并规定精英阶层享受民主，而其他阶层必须服从精英阶层的领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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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败局天注定”在这一时期促成了强大迪克西联盟的建立，但三个成员民族的目标各不相同。在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种植园精英们通常能够有效控制以前遭自己奴役的劳工们。因此，只要这些劳工按照他们的要求投票，他们就不反对让劳工们投票。如果说“赋予白人权利”意味着赋予本地区贫穷白人权利的话，那么大种植园主对这种“赋予白人权利”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们的目标是维持阶级和种姓制度，确保黑人和白人下层阶级都没有从新英格兰人或内陆地区人那里获得关于“共同利益”或更平等社会美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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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阿巴拉契亚从未存在过此类僵化的等级制度，自由黑人最初就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相对颇具活力的社会竟在边境地区引发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击。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惊人的贫困状况——战争和混乱的经济使得这一状况更加糟糕——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许多白人边民发现自己和新解放的黑人处于直接竞争的状态，而且同低地黑人相比，这里新解放的黑人常常表现得更加不恭敬。这些白人边民的对策是成立了一个秘密杀人团体——三K党。重建时期最早的集会成立于田纳西州的珀拉斯凯，几乎完全由大阿巴拉契亚人组成，是一个致力于粉碎大阿巴拉契亚敌人的武装团体。三K党人拷打并杀害那些“自视甚高”的黑人，恐吓或杀害新英格兰人创办学校的教师，烧毁校舍，并殴打同占领者关系密切的法官和其他官员。颇具启发意义的是，由于迪克西集团的白人精英们开始担心此举会鼓励下层白人独立思考并擅自行动，三K党于1869年按照大巫师的命令惨遭解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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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民族中，抵制重建运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虽然再也不能正式回到奴隶制度时代，但是种族制度和种姓制度得到了恢复，并受到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的保护。这些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有效地阻止黑人参与投票、竞选公职或保留他们自己普通的人性。在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一党专政成为一种常态，并被用来作为一种抵制变革、社会改革或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的手段。种姓制度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在研究种姓制度时，市民们公开吹嘘自己参与了对那些未能对白人表现出“适当尊重”的黑人的酷刑以及谋杀。（密西西比州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研究人员：“一旦一个黑鬼有了自己的想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其打倒在地。”）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苏格兰-爱尔兰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美国参议员的吉姆·韦布曾指出：“上层压制新颖、不同的观点，有时通过暴力手段……最终不仅使黑人数量减少，白人数量也并未增多。”这里的教育整体水平下降了，同联邦其他地区的经济隔离亦越来越严重。19世纪末，随着美国其他地区的扩张和发展，大阿巴拉契亚地区落伍了。大阿巴拉契亚当地人的生活与殖民时代移民先祖们的生活大同小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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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围绕着个人救赎和捍卫传统社会价值观的迪克西集团出现时，一个围绕着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宗教优先事项的北方联盟也应运而生了。这一联盟是由新英格兰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精英带头发起的，但在内陆地区、西海岸以及新尼德兰找到了现成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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