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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教徒时代起，新英格兰人之宗教使命便集中于拯救整个社会而非拯救个人。事实上，清教徒相信每个灵魂的状态都已经被决定了。剩下要做的就是执行上帝的任务，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完美，让罪恶变得更加稀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使得新英格兰人接受各种各样乌托邦式的使命，从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到在犹他州建立一个以《摩门经》为基础的模范社会，再到通过让北美其他地区融入开明的新英格兰文化之中来“拯救”北美大陆的其他地区。新英格兰人是公共新教主义的一个极端例子。这个宗教遗产强调集体拯救和社会福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方浸礼会教徒和其他具有拯救思想的教派普遍认为酗酒是个人性格的缺陷，但新英格兰公理会教徒、北方卫理公会教徒、一神论者以及英国圣公会教徒则认为酗酒是一种需要通过立法来救治的社会疾病。在救世军专注于拯救穷人的灵魂之际，社会福音派的拥护者为劳工保护、最低工资以及其他集体利益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斗争。这些斗争的目的是减少贫穷。私人新教徒强调个人对自己命运的责任，而公共新教徒则试图利用政府来改良社会、提高生活质量。这些自相矛盾的世界观使这两个集团走上了政治对抗的道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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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只是北方联盟实施的第一个大规模社会工程。当北方的教师们对他们自己在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教育并提升原奴隶的缓慢步伐感到失望透顶时，许多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白人。他们认为这些白人与其“在荒凉的新英格兰海岸上的祖先”很像。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边民们开始进入北方大众视野。当时，北方出现了一系列文学和学术文章。这些文学和学术文章把边民们描绘成一个在18世纪遭受放逐、被世仇吞噬、痴迷于巫术和其他迷信的民族。这些研究错误地宣称，大阿巴拉契亚人讲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而且“未被奴隶制玷污”。出生于新英格兰的肯塔基州伯里亚学院校长、公理会牧师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William Goodell Frost）致力于将现代文明中的“拯救元素”带到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将大阿巴拉契亚变成“南方的新英格兰”。20世纪30年代，这一地区兴建了数百所由新英格兰人管理的自由民学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努力失去了前进势头，被迫撤出大阿巴拉契亚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但大阿巴拉契亚地区仍然一贫如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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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方联盟的改革者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其他项目。新英格兰人和内陆地区人首先启用了禁酒令。缅因州是第一个禁止制造和销售酒精的州（自1851年到1856年）。颇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是由定居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新英格兰人创建的，由早期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威拉德（Frances Willard）领导。弗朗西丝·威拉德是一位来自纽约北部的公理会教师的女儿。1893年，俄亥俄州西部保护区的一位公理会牧师创立了游说团体——反沙龙联盟（Anti-Saloon League）。该游说团体推动一份宪法修正案被通过，其中将酗酒定为犯罪。该团体最具权势的领导人威廉·惠勒（William Wheeler）是一位在奥伯林大学接受过教育的西部保护区的本地人，是马萨诸塞清教徒的后裔。南方腹地人后来接受了禁酒令（1966年之前，在密西西比州饮酒是非法的），但这场运动是由新英格兰人构思并发起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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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儿童的福利，新英格兰人和新尼德兰人领导了世纪之交的改革运动。这两个群体对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纽约州罗切斯特、马萨诸塞州以及纽约市建立了一套向母亲发放卫生且享有补贴的牛奶的系统）；为城市儿童修建或扩建了游乐场（马萨诸塞州要求该州42个最大城镇的公民就是否为其买单进行投票，其中 41个城镇的居民投了赞成票）；首次携手帮助街头流浪孤儿［位于纽约市的儿童援助协会（Children’s Aid Society）由在耶鲁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康涅狄格州公理会教友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创建］。在这两个团体的推动下，（马萨诸塞州）出台了关于童工和收养的首批法律；这两个团体还成立了第一个致力于防止儿童虐待的组织（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市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全国童工委员会（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是一个致力于结束童工现象的主要组织，由新尼德兰和阿肯色州大阿巴拉契亚组成，致力于通过州立法对抗传统习惯。这一努力在北方联盟获得成功，但在南方地区遭到抵制，最终只得通过联邦政府来迫使南方地区进行改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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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是由新英格兰的改革者和对自由最念念不忘的两个民族——新尼德兰和内陆地区——提出并进行的。妇女权利倡导者们的首次历史性会议于1848年在纽约新英格兰人聚居的塞内卡福尔斯举行。两年后，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举行了首届全国妇女权利大会（National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这届大会得到了新英格兰男性名流的广泛支持，包括新闻记者霍勒斯·曼、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作家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和一神论哲学家威廉·亨利·钱宁（William Henry Channing）；而接下来的十届会议都是在上述三个地区举行的，这绝非巧合。1919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最终通过时，代表这些民族和西海岸的州立法者很快便批准了这个修正案；迪克西集团的立法者们却并未批准这个修正案。长期领导这场斗争的女士们也来自这三个东北地区的民族。这些女士包括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马萨诸塞州贵格会教徒的女儿）、露西·斯通（Lucy Ston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在奥伯林大学接受教育）、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早期荷兰移民的后代，在纽约北部新英格兰出生、长大并接受教育），以及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出生于威斯康星州扬基里彭，在艾奥瓦州埃姆斯接受教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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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迪克西集团努力维持现状或试图恢复原状，但新英格兰，特别是新尼德兰和西海岸对异常的社会实验和反文化运动却越来越宽容。恰如其分的是，格伦威克（Groenwijck）的新尼德兰老村庄——沙石铺就的乡间小路融入不断扩张的城市之中，并被更名为“格林威治村”——成为联邦首个也是最重要的波希米亚地区。1910年到1960年，这块飞地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叛逆者：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自由派诗人、立体派画家、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弗洛伊德式思想家、嗜酒如命的作家、自由爱情剧作家，以及乖僻的音乐家。这些文化叛逆者炫耀自己一贫如洗的生活和离经叛道的行为，使中产阶级极为震惊，使他们身在内陆地区和南方腹地的父母大为不解。借用历史学家罗斯·韦斯特森（Ross Wetzsteon）的话，他们创造了一种“对无忧无虑、不负责任的生活的崇拜……以服务于超自然的想法”。新尼德兰那方圆一平方英里的宽容地区将滋生出迪克西集团宗教保守派后来会动员大家起来反对的各种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现代艺术运动、披头士及嬉皮士运动、左翼知识分子运动以及反战运动。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一样，新尼德兰也为那些来自一成不变的民族的异教徒和自由思想家提供了庇护所，巩固了其作为北美大陆文化之都的地位。虽然波希米亚之风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向西海岸传递，但这股潮流源自一个由新尼德兰人创建的村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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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东北地区的民族中，改良世界的愿景常常优先于宗教信仰本身；如果教会阻碍了进步的步伐，情况就尤为如此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教徒通过善行来净化世界的使命已经为自己播下了失败的种子：在250年的时间里，许多新英格兰牧师的后代开始相信如果官方教会压制异己，那么世界就不可能达到纯洁。因为如果信仰是被迫的，那么这种信仰就毫无意义。许多新英格兰精英转而信奉一神论。一神论是新英格兰教会的一个分支，信奉科学调查，追求社会公正。19世纪70年代，当新英格兰人管理的美国世俗联盟（American Secular Union）努力将宗教赶出公立学校大门时，哈佛大学在信奉一神论的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的领导下也摆脱了宗教的影响。内陆地区人和新尼德兰人的社会建立在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他们常常倾向于支持此种努力。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教会和国家融为一体，那么异见者将受到歧视。这些地区盛行的公共新教徒通过对《圣经》的寓言式而非字面式的解读，接纳了关于地球的年龄和形成，以及生命进化方面的科学发现。尽管如此，20世纪初这些民族中受过教育的人争辩说，教会应该彻底消亡，从而为科学理性的胜利让路。这些现象十分普遍。20世纪末，这一立场在北欧而非北美占上风。在联邦内部，强大的世俗主义者注定要被无坚不摧、影响深远的私人新教徒的反击击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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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整个北美大陆时不时出现一些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神学以及不合时宜的科学发现的声音。但只有在迪克西集团，这种声音才代表了主流文化，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未受国家权力话语的批评。在随之而来的文化战争中，这三个南方民族一直支持《圣经》无误论；支持消除教会和国家之间的隔阂；支持从宗教而非科学的角度向孩子们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性质；支持从法律、政治以及社会层面限制同性恋、公民权利和跨种族约会；支持防止社会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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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北美的出现是对自由主义神学的回应，而自由主义神学正逐渐在北方民族中占主导地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词源于《基本要道》（The Fundamentals ）。这本书共十二卷，由大阿巴拉契亚浸礼会传教士A.C.狄克逊（A.C.Dixon）编辑，攻击自由主义神学、进化论、无神论、社会主义、摩门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科学家以及耶和华见证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早期组织者聚集在由另一位浸礼会传教士威廉·贝尔·赖利（William Bell Riley）创办的世界基督教原教旨协会（World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周围。赖利出生于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印第安纳州，在肯塔基州的布恩县长大，在明尼苏达州教堂当牧师时接触了新英格兰人的异端思想。同样受到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非常大阿巴拉契亚）埃及村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裔总统候选人——的启发，有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思想的私人新教徒向科学及其腐蚀性的进化论发起进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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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反对进化论的活跃分子影响了整个联邦。但是，这些活跃分子发现只有在大阿巴拉契亚和南方腹地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功。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以及阿肯色州的立法者们通过法律，规定在学校里教授进化论是非法的。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下令换掉“除《圣经》中所载内容外以其他方式表明人类起源”的教科书。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由南方腹地人和边民控制）当局修订了学校教科书中所有有关进化论的内容。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方腹地的数十名大学教授因批评这些措施而惨遭解雇。还有许多人因害怕受到迫害而拒绝担任公职。各大报纸也支持对科学的攻击。“州立大学的教授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猿和狒狒的后代，”肯塔基州布雷萨特县的《杰克逊新闻》（Jackson News ）评论道，“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布雷萨特的好人都是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当行政部门打算否决一项反进化论法案时，杰克逊市的《号角集录报》（Clarion-Ledger ）恳求道：“别让密西西比州的人民失望，州长！不要做任何可能动摇年轻一代对《圣经》第一卷信心的事。”政治候选人经常把抑制进化论作为自己竞选活动的中心，而复兴的三K党则对达尔文的理论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理论同《圣经》中上帝把黑人创造成卑躬屈膝的低等生物的论点相矛盾。许多南方浸礼会教徒加入了这场运动。1925年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审讯使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在这场审讯中，田纳西州的官员起诉一名高中生物教师教授进化论。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裁定这位老师有罪，但全国媒体的批评性关注削弱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认可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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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新英格兰、新尼德兰以及内陆地区的公共新教徒多数派认为，热心的民众被毁了，他们的非理性信仰被揭露为迷信，他们的独裁策略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40年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自发组织起来，建立《圣经》研究团体、基督教学院以及宣传福音的广播电台网络。在北美精英们没有注意到时，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一直增长，主流的新教教会成员人数却在下降。世俗主义也在消退。世俗主义拥护者们只是为了让国家而非人民摆脱宗教的藩篱。在战后美国繁荣富足的外表之下，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正在悄然酝酿之中。20世纪60年代，这场文化战争最终爆发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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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Austin Kerr，“Organizing for Reform：The Anti-Saloon League and Innovation in Politics，” American Quarterly ，Vol.32，No.1，1980，pp.37-53；Ruth B.A.Bordin，Frances Willard：A Biograph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6，pp.14-27；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1898-1914 ，New York：Macmillan，1931，pp.2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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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oah Feldman，Divided by God：America’s Church-State Problem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pp.52，115-117，127-13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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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rty（1970），pp.2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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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Halliburton Jr.，“Reasons for Anti-Evolutionism Succeeding in the South，” Proceedings of the Oklahoma Academy of Sciences ，Vol.46（1965），pp.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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