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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党派归属如何，北方联盟的国会代表一般情况下都支持各自民族的议程。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集体投票以禁止迪克西提出的“工作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工会车间合同）；投票修改法律，使小公司免遭联邦政府工作场所安全检查，并有效禁止了大型建筑工地工人罢工。（迪克西集团集体反对这些努力。）1980年，北方共和党人数仍然很多的时候，除了三名代表外，新英格兰和新尼德兰所有的国会代表都支持根据某一特定消费者群体的实际寒冷程度来分配联邦政府的低收入供暖援助的措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西海岸代表也一致赞成此项措施。（只有气候温和的加州的代表反对这项措施。）相比之下，南方腹地一致反对此项措施，大阿巴拉契亚也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由于冬季相对寒冷，沿海低地不论党派都叛逃到北方联盟阵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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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引起分裂的众议院针对奥巴马总统医疗改革法案的投票结果显示了北方联盟的凝聚力。新英格兰代表中有62位代表支持此法案，21位代表反对此法案；新尼德兰代表中有24位代表支持此法案，6位代表反对此法案；西海岸代表中有21位代表支持此法案，2位代表反对此法案（西海岸的结果令人震惊）。几个月后，在世界银行体系几近崩溃之后，针对一项旨在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投票结果也是如此。虽然这是联邦的金融资本，但新英格兰以63票赞成19票反对通过了这些措施，西海岸以2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这些措施，而新尼德兰以26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了这些措施。这两项措施都压倒性地遭到了迪克西集团代表团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两项措施是对私有交易市场的无端入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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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国会严格按照政党路线投票，共和党叛逃者也几乎来自北方联盟或内陆地区。1999年，只有4名共和党众议院代表反对因比尔·克林顿在婚外情问题上撒谎而对其进行弹劾：2名新英格兰代表以及2名内陆地区代表，其中1名代表是从马萨诸塞州移民过来的。只有3名共和党人违反命令，通过了奥巴马2010年的金融改革，而这3名共和党人均来自新英格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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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到21世纪初，北方联盟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迪克西集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同伴。事实上，南方同盟几乎反对北方人所珍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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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Franklin Bensel，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880-1980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pp.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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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Franklin Bensel，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880-1980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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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Sobel，“Coolidge and American Business，”[online document] at http：//web.archive.org/web/20060308075125/http：//www.jfklibrary.org/coolidge_sob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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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an Greenblat，“The Changing U.S.Electorate，” CQ Researcher ，30 May 2008，p.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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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0年新英格兰分裂为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约翰·F.肯尼迪还是支持理查德·尼克松这两派。1976年，新英格兰分裂为支持吉米·卡特还是支持杰拉尔德·福特这两派。盟友们对此类分歧并无同感。1968年，新英格兰和西海岸在支持休伯特·汉弗莱还是支持尼克松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新尼德兰则支持汉弗莱。在1948年杜鲁门和杜威的竞选中，这三个民族和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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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奥巴马出生并成长于“民族”之外（出生于夏威夷，后来在印度尼西亚长大），但他担任总统前的整个成年生活几乎都是在北方联盟度过的。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生活在纽约市，然后搬到芝加哥，在（明显的新英格兰）芝加哥大学任教，开启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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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ensel（1984），pp.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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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erold G.Rusk，A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Washington，D.C.：CQ Press，2001，pp.230-231，305，315；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al_party_strength_in_U.S._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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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essica Reaves，“James Jeffords，” Time ，24 Ma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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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ensel（1984），pp.296-297，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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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ee http：//politics.nytimes.com/congress/votes/111/house/1/887 and http：//politics.nytimes.com/congress/votes/111/house/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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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浏览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special/clinton/ho-usevote/all.htm和http：//politics.nytimes.com/congress/votes/111/senate/2/206后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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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八章 权力之争二：红色民族和紫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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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意恰恰相反，迪克西集团并不总是一个十分稳定的联盟。占主导地位的两方——南方腹地和大阿巴拉契亚——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是彼此的宿敌，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中都曾拿起武器相互对抗。同南方腹地这个邻居相比，沿海低地并不总是致力于实施种族隔离和推行独裁主义。时至今日，沿海低地反而越来越受到内陆地区的影响。迪克西集团归根结底是为南方腹地寡头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南方腹地的寡头统治集团不得不同本地区数以百万计黑人选民的选举权进行抗争，不得不同沿海低地精英中士绅派头的温和派以及边民中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进行抗争。所有这些力量都有可能破坏迪克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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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多世纪以来，南方腹地寡头统治集团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控制并维持一党制国家，实行以大规模农业为基础的殖民经济，并由俯首帖耳、教育落后、报酬低廉的劳动力来开采主要资源，劳动力所在的工作场所危险、卫生保健不足、环境法规尽可能少。在武力驱使下被迫放弃奴隶劳动大军的南方腹地人创建了种姓制度和佃农制度来满足他们自己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实施人头税和识字测验制度，从而使先前的奴隶和白人无法参与政治进程。当这些制度受到非洲裔美国人和联邦政府的挑战时，南方腹地人通过制造恐惧，将本民族、沿海低地以及大阿巴拉契亚的贫穷白人团结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种族终将融合。他们的女儿将会受到玷污。新英格兰人会抢走他们的枪支和《圣经》，他们的孩子会被变为世俗的人道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他们的政治雇员讨论将堕胎定为犯罪，讨论保护国旗免遭焚毁，讨论停止非法移民，讨论在竞选过程中缩减政府开支；一旦执政，他们就专注于削减富人的税收，向寡头统治集团的农业综合企业和石油公司提供巨额补贴，取消劳动法规和环境法规，制订“客籍工人”计划以便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农业劳动力，从新英格兰、新尼德兰或内陆地区较高薪酬的联合工业中攫取工作机会。金融分析师斯蒂芬·卡明斯（Stephen Cummings）将这一策略比作“古老南方种植园经济的高科技版本”，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其中扮演了佃农的角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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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寡头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让大阿巴拉契亚加入自己的联盟并一直待在联盟内部。大阿巴拉契亚的非洲裔美国人相对较少。因此，这一人口统计事实上削弱了赋予黑人权利所带来的所谓经济“威胁”和性“威胁”。边民们一向重视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至少对白人个体而言是这样的），对一切形式的贵族都深恶痛绝（那些土生土长的精英除外。这些精英通常都有很好的判断力，不会表现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优秀）。在过去以及现在，大阿巴拉契亚一直存在一个与南方腹地寡头统治集团的愿望相违背的强大民粹主义传统。大多数南方知名的民粹主义者都来自边疆地区，白手起家，包括林登·约翰逊（来自得克萨斯州希尔县）、罗斯·佩罗特（Ross Perot，得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田纳西州东部）、拉尔夫·亚伯勒（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居住在奥斯汀附近）、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阿肯色州霍普市），以及政治生涯前半部分的泽尔·米勒（Zell Miller，来自佐治亚北部山区）。迪克西集团中有不少非常成功的进步人士也来自大阿巴拉契亚，包括比尔·克林顿（也来自霍普）、阿尔·戈尔（来自纳什维尔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精英家庭），以及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出生于田纳西州中北部的一个小木屋）。使寡头统治集团实施策略进一步复杂的是，在内战中大阿巴拉契亚大部分地区都在同南方邦联作战，这使得“败局天注定”的故事情节变得更加没有卖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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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两个因素对寡头统治集团有利：种族主义和宗教。内战期间，边民们并非为了帮助非洲裔美国人，而是为了维护联邦才参加战斗。重建期间，新英格兰人解放黑人并赋予黑人选举权的行为让边民们大为不满。（“很难说他们最痛恨谁，”田纳西州州长威廉·布朗洛1865年谈及大阿巴拉契亚联邦拥护者时说，“叛军抑或是黑人。”）[3] 此外，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的边民们与贫穷白人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传统：一种私人新教。这种新教拒绝社会改革，从《圣经》中为奴隶制的存在寻找正当的理由，谴责世俗主义、女权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认为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违背了上帝的意愿。1877年以后，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整个迪克西集团的普通人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情况同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一书中描述的社会动态如出一辙。在这本书中，弗兰克揭示了自己家乡的政治寡头们是如何利用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来动员普通民众，以支持毁灭自己经济的策划者们的。弗兰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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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戏永远不会过时，幻想永远不会消失。 投票 制止堕胎， 接受 减少资本收益税。 投票 使得我们的国家再次强大， 接受 去工业化。 投票 赶走政治立场正确的大学教授， 接受 放松电力管制。 投票 让政府少插手我们的事务， 接受 从媒体行业到肉类加工行业，处处都要有集团，要有垄断。 投票 反对恐怖分子， 接受 社会保障私有化。 投票 反对精英主义， 接受 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里，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在这个社会里，工人们的权利惨遭剥夺，首席执行官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奖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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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先生描写的是内陆地区和远西地区各州过去四十年里的发展状况，但他所描述的战略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率先在大阿巴拉契亚提出，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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