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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士兵体验到了与家人的隔离之感，而这种隔离感在自由的白人中间却是少有的。此外，军队还将男人同女人隔离开来——在19世纪，是女性承担了照顾生者与料理死者的重大责任。如一位医院志愿者在谈论波托马克军团时所言：“我想，在这十万人之中，以前在家里从未受过母亲、姐妹或是妻子照顾的，不足一万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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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死亡之艺术”的传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操办那些关键仪式的人正是亲属。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生活理想，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关于死亡的适当家庭背景的预设。一个人去世时，他的家人应围绕在灵床周围。亲属当然会非常关心他们那即将逝去的亲人的舒适与需求，但这也最终只是次要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需要见证死亡，以评定这位垂死者灵魂的状态，因为这些关键的生命最后关头将会成为其精神状态的缩影。临终者并不是在丧失他们本质的自我，而是在更加永恒地定义它们。亲属会通过对灵床的观察，来评估这个家庭在天堂中重逢的可能性。如果缺少了这最后一章，如果缺少了定义一生的临终遗言，生命的叙述则只能是不完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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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之艺术”传统中，临终遗言一直占据着突出地位。到了18世纪，“临终遗言”已具有了明显的世俗重要意义，而直至今天它们的重要性依然如故：在作为证据时，它不受在举证时排除传闻证据的法律规则限制。人们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这既是因为人们认为一位垂死者不会再有说谎的世俗动机，也是因为那些即将见到上帝的人在死时也不愿意作假见证。正如南部和北部的布道者对他们的会众所提醒的：“灵床是内心的察觉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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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遗言也为它所总结的人生叙述赋予了意义，并为聚集在灵床周围的人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教导。这种教导使亡者能够在幸存者的生活中继续存在。临终遗言所传递的教诲充当了不绝于耳的劝勉，以及生者和死者之间持久的纽带。对19世纪许多留在家中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儿子、父亲、丈夫和兄弟的临终遗言无人记录甚至无人倾听；被剥夺这些教导，进而被剥夺这种与逝者之间的纽带，这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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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人便试图用某种方式应对战场中的死亡，以减轻骨肉分离之苦并替代传统的、形式化的灵床仪式。士兵、随军牧师、战地护士和医生，同心协力为垂死士兵及其亲属尽量提供传统“善终”所需的要素，努力使人们及其亲人相信那些逝者走得很好——即便这是在战乱之中。和肉体上的创伤一样，精神上的创伤也需要有力的安抚。阵亡既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有关，也同那些身处家中的人有关。“死亡之艺术”传统将平民定义为战争伤亡的相关者，并将士兵同后方的人联系了起来。前方与后方共同努力确保士兵们不会孤独死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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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努力为自己寻找替代品或代理人，以代替那些本该在家中围绕着自己灵床的亲人。对战后战场的描述常常提及在士兵遗体旁发现的照片。正如布雷迪在纽约所展示的安蒂特姆战役死难者那样，照相这种新技术能够将战场上的场景带到后方，然而照片却更经常地将家中的景象带到战场上。人们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发现，一名北方阵亡士兵“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摄有三个孩子的玻璃干板照片。他的身份最终被成功确认，这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报刊文章、诗歌与歌曲都纷纷纪念这位忠诚的父亲——在死时，他的双眼与内心都集中在他那8岁的富兰克林、6岁的爱丽丝与4岁的弗雷德里克身上。但阿莫斯·休米斯顿却远不是唯一一位紧握照片而死去的人。因为真实的亲人不在身边，许多垂死者都会从口袋或背包中取出照片，用最后时刻同这些不在场的亲人肖像进行交流。“我常常想，”威廉·史迪威给他在佐治亚州的妻子莫莉写道，“如果我一定要死在战场上，那么要是某位善良的朋友能将我的《圣经》枕于我的头下，并将你那金鬈发的相片放在我的胸膛，那就足够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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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医院中，护士们经常协力为神情恍惚的士兵寻找替代亲人，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母亲、妻子或姐妹正站在身边。内战结束后，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她描述了当一位垂危的年轻人错将她认作自己姐姐玛丽时，她所经历的一段良心危机。巴顿无法让自己真的喊他“弟弟”，但却亲吻了他的前额。正如她所解释的那样，“这一举动说了嘴唇所拒绝说的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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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克拉拉·巴顿熟悉一些内战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些歌曲极为精确地刻画了她所处的情形。在一首歌里，一名垂危士兵请求护士“在我死前做我的母亲”，甚至护士自己的诗句也描写了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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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个孩子的玻璃干版相片。“葛底斯堡的一个事件”。《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年1月2日。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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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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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扮作一个亲爱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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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陌生的、亲爱的弟弟，我们为你挽歌，为你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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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传唱甚广，以致它得到了一个以《答复：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ANSWER TO: Let Me Kiss for His Mother”）之名公开发表的回应。这首歌曲以家人的口吻，表达了对那些照顾伤者的女性的感激；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使妻子们与母亲们确信，她们的亲人死得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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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那对吻你的双唇，你躺在灵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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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在异乡，也虽为异客祝福仍在你额头上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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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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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我亲爱的人！呵，我们的亡人！纵死于遥远的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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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有两片吻你的善良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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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你长眠的棺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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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你抚平睡枕，有人为你合上双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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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歌与它的“答复”象征着一种思想交流，象征着一场在士兵与平民、男人与女人之间展开的全国范围的对话——此时此刻，他们正同心协力在兵燹之中重建“善终”，正努力维护那作为“死亡之艺术”特征的亡者与亲人之间的传统纽带。亲人们希望这一重要的人类纽带能有一个合适的世俗结局；然而，无法见证兄弟、丈夫或孩子的生命最后时刻，却让他们的这一愿望灰飞烟灭。一位父亲到达了儿子的所在地，却发现他的儿子因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负伤，已于数小时前去世。他动情地写下了自己的失望，并描述了关于儿子的生命本应如何结束的想象。“如果我能够赶到我们孩子的身边，给他说些爱他和鼓励他的话，握住他可爱的手，并感受他最后的呼吸——可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虽然没能在儿子临终时为他送行，但这位家长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他已获知了儿子的确切命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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