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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期间，南北双方都没有有效或正规的伤亡报告系统，给遇难者亲属写信的重任，因而就落在了遇难者最亲密的伙伴们身上。这封信不仅仅要表达同情、讨论衣物的处置并说明欠薪问题，也要提供在和平年代传统送终场景中家属可能会找寻的那种信息。这些信便是悼唁信——旨在提供它们大多数都具有的、“死亡之艺术”的叙述所暗含的慰藉。“善终”消息构成了最好的慰藉，因为它展示了那永恒生命的令人欣慰的前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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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士兵试图建立正规的方式，来确保死亡的事实与细节都能被传达给死者家人。1862年，印第安纳州第39团的威廉森·D.沃德与他所在连的几位战友约定，他们将为彼此提供这种保证。“我们互相承诺”，“如果某一个人受伤了，我们将帮助他离开战场；而如果他阵亡了，则告知其家属他死亡时的情形。”在特拉华要塞的联邦监狱中，被俘的南部邦联军官成立了一个具有相似目的的基督教协会。该组织议事录所记载的1865年1月6日的决议确立了它的“职责”，亦即“确认在监狱中死去的每位邦联军官的姓名以及他被照料的情况，并将之传达给他最亲近的朋友或亲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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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没有这种正式的决议，士兵们也履行着这种义务。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W.J.奥丹尼尔告知了萨拉·托伦斯她丈夫利奥尼达斯的死讯。他解释说，他们俩“肩并肩地走向战场”，并互相承诺，“一旦一个人受伤了，另一个人则全力相助”。这封信代表了那个义务的最终完成。在战争的最末期，阿曼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丈夫在里士满的一家医院去世。在那之后，威廉·菲尔茨给她写了封信，为她讲述了她丈夫是如何度过最后几个小时的：“因为你可能完全没有听说你丈夫的死讯，也因为我是他死亡的见证者，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你写信，虽然对你而言我只是个陌生人。”在I.B.卡登黑德阵亡两周后，他妻子的信寄到了军营。责任感也同样促使亚拉巴马州的I.G.帕滕对这封信进行回复，报告这个“糟糕的消息”（Aufaul knuse）。另一名南部邦联的士兵为以下事情感到非常自责：在1863年的一次战斗之后，他未能停下来为一名敌军士兵记录临终遗言，并将之传达给他的家人。回想起来，对这位年轻的叛乱者来说，这似乎远比未能为口渴者提供水喝要失败得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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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与南方极其相似的是，悼唁信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体裁。而“死亡之艺术”的预设与内战“特殊环境与需求”的结合，则是这种体裁的滥觞。这些信试图使那些不在现场的亲人以虚拟的方式见证他们无法亲历的死亡时刻，试图将家庭同战场连接起来，试图修补战争给“善终”带来的裂痕。在营地医院，护士与医生常常承担起这一责任。他们给丧失亲人者写信，不仅仔细说明逝者所患疾病与所受战伤，也详细描述他们的最后时刻与临终遗言。有些医院工作人员甚至在死亡的艺术中扮演起了指导者的角色。他们引导病人作最后陈述，并通过向他们展示“善终”的例子来给他们以启发。在杰里·路德于1862年负伤后，一位大夫敦促他给母亲留下最后的讯息。另一位士兵则被医生要求说出将被送到家中的临终遗言，但这名士兵却请求医生替他编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好吧，假设你也快死了，你想写什么，就把这些写下来寄给他们吧。”这位垂死士兵显然已将这名医生当作“死亡之艺术”的专家，而不仅是医学上的专家。“死亡之艺术”的仪式，医生肯定比他更了解。战争不仅鼓励人们实践“死亡之艺术”传统，也使这一传统得到了传播。北方和南方军队的神职人员，都将这种引导视作在对士兵进行精神监护时对他们所担负的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责任；天主教神父威廉·科尔比这样形容这一职责：“帮助他们……善终，这是一个悲伤的慰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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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士兵们会尝试越过中间人直接告知亲人自己的死讯。许多人身上都带着阵亡后将被转给亲人的信。美国有色人种步兵第43团的约翰·布罗克中士描述了人们在彼得斯堡旁等待战斗时相互道别的场景。他写道：“一位来自缅因州的下士递给我他的钱与手表，与此同时他也交给了我一封信。他说：‘假如我遭遇不测，请给我的妻子写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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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试图在垂死时亲自给家里写信，通过笔——而不是在战争时期无法企及的家中灵床上——表达意愿。这些信尤其令人痛彻心腑，部分是因为，这些一个多世纪前的遗言似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纸上，作为令人震惊的不朽之象征穿越时空向21世纪的读者倾诉衷肠。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密西西比州的杰里迈亚·盖奇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可能是您最后一次收到我的信了。我利用最后的时间告诉您，我死得像个男子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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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从斯波齐尔韦尼亚，詹姆斯·罗伯特·蒙哥马利给他在密西西比州卡姆登市的父亲写了封家书。直至今日，这封信仍然血迹斑斑。蒙哥马利那年26岁，是南部邦联陆军通信兵部队的列兵。他在信中说，一块弹片“恐怖地摧毁了”他的右肩。“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他那沾满血迹的信纸让我们几乎可以感知他的伤痛，那么他关于死亡的预设，则凸显了他距我们时代的遥远。“这是我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他解释说，“我给您写信，是因为我知道，当您读到您那垂死的儿子的话时，您会很高兴的。”他之所以选择“高兴”这个词——一个依现代的理解显然不合时宜的措辞，凸显了人们对垂死者遗言的珍视。即便父亲面对着他阵亡的可怕消息，蒙哥马利仍希望，他的父亲能因得到了他最后的想法而感到欣慰。即使是在生死关头，蒙哥马利仍遵循着内战时期死亡书信的一般形式。截至1864年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中期，蒙哥马利很可能已帮许多战友写过这种家书。如今，他可以很熟练地写他自己的家书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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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蒙哥马利死了。他亲密的战友埃塞尔伯特·费尔法克斯给蒙哥马利的亲人写了封信，信中确认了他的死亡并描述他的最后时刻。“我从没有见过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坚毅与基督徒之顺从。在此悲伤的丧亲时刻，如果你们知道他已与上帝同在并已顺从了天命，你们就会得到莫大的慰藉……他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清醒……他的坟墓已被做了标记。”做了标记，但却从未被发现。蒙哥马利的家人始终未能实现将其遗骸带回密西西比州的愿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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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描述士兵们最后一刻的信都如出一辙，就好像其作者在心里早已有了份清单一样。事实上，写信者都非常清楚“善终”的诸要素，他们可以猜想到丧亲者在亡人身边时所希望得到的信息：逝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表明了接受它的意愿，表现出了对上帝及其救赎的信仰，并为那些本该守候在他身边的人留下了口信与有益的劝诫。这些细节中的每一个都是一种缩略表达，使家中的读者得以以管窥豹，获知亡者更广阔的精神境界，并体现着大多数美国人所共有的有关生与死的预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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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唁信总会提及亡者对其命运的察觉。如果垂死者神志清醒，并能够直面即将到来的死亡，这当然是人们所期望的。只有当他清楚地明白死亡已不可避免时，他才会在其最后言辞中清晰展现出自己灵魂的状态。内战最令人恐惧的一个事实是，它通过突如其来地将他们杀死，通过在战场上将他们彻底清除，通过剥夺他们这定义一生的灵床经历，来使如此众多的士兵无法获得这一机会。写信人在报告这种不称意的死亡时也很诚实。他们向那些家中亲人解释说，在被剥夺临终遗言的方面，他们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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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毙是对正确死法之基本预设的一个严重威胁，战场上暴毙的频繁构成了内战中的死亡方式同战前“平凡的死亡”最主要的不同之一。在南卡罗来纳州，两名士兵正平静地在帐篷里吃着晚餐，不料却被从附近沙利文岛掷来的炮弹瞬间炸死。富有传奇色彩的马萨诸塞州第54团的塞缪尔·A.瓦伦丁写道，虽然他看过许多战友的死亡，这场变故却尤其令人痛苦。他还宣称：“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未发生过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之突然与准备之不足，使这种死亡成为了一幅尤其“可怕的景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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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准备在决定“善终”与否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士兵们经常努力使自己与他人相信，即便是那些看似突如其来的死亡，他们实际上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写信人常常使家属确信，那些因战伤而不能说话的士兵，在他们遭遇厄运的数日或数周前便已表达了他的信念，并已表露出得到救赎的愿望。当约翰·L.梅森在1864年10月于里士满城外遇难后，一位战友给他的母亲写信解释道：“在被袭击后，他未发一言便立即死去。”但这封信接着便使这位母亲确信，他的死亡仍“十分令人宽慰”，因为，即便梅森无法这么说，但仍有迹象表明，他“乐于并准备好了去见他的救世主”。在此前的夏天，他曾告诉他的战友，他“感觉自己的罪恶已被宽恕。他很乐意遵循主命。在谈话时他快乐至极，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愉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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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纪念纽约一位阵亡士兵的布道，为“有准备的未能准备”（prepared unpreparedness）这一看似矛盾的话提供了神学基础。亚历山大·通布利牧师提醒会众，暴毙这种事情在上帝眼中是不存在的，人生的长短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将基督徒带回家的时候，正是那个灵魂世俗经历的大丰收时刻。”这些言辞既是安慰也是劝诫：如果上帝准备好了接纳我们，我们最好也准备好欣然前往。1863年，一名密歇根州士兵的悼词这样训诫道：“罪人，不要拖延。让他的暴毙成为你的警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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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料之中的死亡从不显得突然。因此，士兵的不祥预感在其准备工作中便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宣布战友死亡的信都提到，亡者曾预感到某场遭遇战会夺去他的生命。这些人为自己留出时间做最重要的精神准备，而一个人只有在直面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才会这样做。确切的消息——哪怕是关于死亡的确切消息——似乎都比一直不确定要好，因为它既使人们重新获得了掌控感，也使“死亡之艺术”最核心的部分——为死亡做好准备——成为可能。1862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利·培根参加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战役。在战斗的前一天晚上，他向战友倾诉了他必死的信念。为他做葬礼布道的牧师说：“上帝如此经常地允许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们身上，这一事实奇怪而神秘。因此，我们应为死亡的到来做好准备。”L.L.琼斯预料他将于1861年夏在密苏里州的战斗中阵亡，他因此在走向战场前向夫人倾诉了他那临死的感伤。“我希望你能得知我的临终遗言与想法，”他写道，“记住我，这么一个总是表现出最坏的一面，但或许要好于他的表现的人。我会希冀幸存并与你重逢……但或许事与愿违，因此我便抱着一个必死的态度表达了我的想法。”后来琼斯在他的第一场战斗中阵亡了。在战争初期，南卡罗来纳州的W.D.拉瑟福德曾向未婚妻谈到，“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期待最坏结果”，不过希望死亡不要来得措手不及。1864年10月，拉瑟福德在弗吉尼亚州阵亡。在此之前，他经历了三年多的捉摸不定与“期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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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士兵饱受伤病折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们清醒地明白要为死亡做好准备，并清楚地表明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J.C.卡特赖特悲伤地写信告知佐治亚州L.B.洛夫莱斯夫妇，他们的儿子1862年4月已在田纳西州死亡。但是，他安慰这对夫妇道：“他始终神志清醒，并表达了死亡的意愿。”在迪格斯夫人的丈夫于1863年6月阵亡后，T.菲茨休给她写了封信，告知她所挚爱的丈夫之死讯。迪格斯夫人的丈夫在被北方人射中后，存活了“仅一小会儿”，但“在他死时，他仍心智正常”，并“完全顺从天命”。弗吉尼亚战地医院的一位护士告知一位病逝者的母亲，他一直“意识到了自己将亡，但……并不害怕，而是愿意死去。”这名护士据此宽慰这位母亲道，“有理由相信，他现在比生活在这个痛苦的世界过得更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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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一旦吐露了自己的信念并表达了对上帝的信仰，见证者们便迫切地将之报告给这些士兵的家人，因为这或许是他们所能提供的最有说服力的救赎证据。1863年，约翰死于天花。他的弟弟T.J.霍内特向家人宣称：“他所留下的证据明确表明，他正前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噢！要不是这样，我又如何能够接受他死亡的事实？”令霍内特深受感动的是，约翰“的灵魂似乎如此……愉悦”——就在他撒手人寰之际，他还在歌唱着“没有磨难与麻烦，也没有痛苦与死亡”的天堂。在战场上，北卡罗来纳州的A.K.西蒙顿上尉与新泽西州的艾萨克·塔克分别为南北作战，但这两个人却都是念叨着“上帝啊！上帝啊！”而死去的。塔克并非一个“正式且坚定的耶稣信徒”。然而，他定期参加教会活动，他面对死亡时从容坦然，他在生命结束时乞求神佑，这些都表明他将拥有永恒的未来。西蒙顿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并在死亡前数周内关注于“为生前死后两个世界做安排”。这表明他同样已为见上帝做好了准备。而在最后，西蒙顿也的确用他临终的话语诠释了这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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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士兵死时无人见证也无人照料时，那些报道他们死讯的人常常会努力从他们的身上看出些能显示其最后一刻的本性之迹象——也就是让他们的沉默以某种方式说些什么。他们的遗容会传递些他们没有机会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信息。许多观察者相信——如一名战地记者所言——“面容在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表达”，以某种方式“被死亡的打击定格”，并被保存了下来以待以后的细察与分析。在马克西·格雷格去世后，他的一位死亡见证者写信给这位将军的姐妹：“他面容安详宁静，这显示出这位离去者已与上帝同在。”南部邦联一名士兵向自己悲伤的亲属报告了他的一位堂兄弟1863年的死讯，在信中他也希望提供同样的确信：“他的面容极其平静。没有使他那张愉快的脸变得难看的愁容。他愉快的脸意味着他死得很轻松。这个世界的罪恶将不再困扰他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已飘然飞向那遥远而更加快乐的世界。”很明显，在通往地狱的路上，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面容。然而，在一些已死数小时的“叛乱者”的容貌中，来自密歇根州的一名士兵却发现了这样的迹象。他写道：“即便是在死时，他们的外貌特征都显示出他们有多么绝望，以及他们良知的状况。我们的亡人看起来则更为平静。”见证者们迫切地报道无痛苦死亡的任何迹象。这不仅仅是为了使亲人们不再担心士兵们会遭受苦难，更为重要的是，轻松的死亡意味着平静、顺从天命与快速升入天堂，而这些正是丧亲者在思索亡人命运时急切希望看到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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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木炭与石墨画，伊斯门“家书”。木炭与石墨画，伊斯门·约翰逊（Eastman Johnson）绘，1867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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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地接受上帝的旨意——即便它所带来的是死亡——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重要标志。但如果为了获得救赎，顺从是必需的话，那么单是顺从就不够了。悼唁信详细描述了亡者圣洁行为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是不在他们身边的家属无法见到的。在密西西比州列兵亨利·博伯死于1862年夏天在里士满附近受到的战伤后，他的堂弟从战地写信给亨利的父母，使他们确信，他们儿子升入天堂的可能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这位堂弟报告说，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中，亨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事实上亨利从未正式表明对上帝的信仰，但他已不再骂骂咧咧，并开始过一种基督徒式的生活。在I.B.卡登黑德于1864年夏在亚特兰大城外阵亡后，他的中士也同样努力安慰卡登黑德的遗孀。“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有过几次谈话。他告诉我，有一件事他感觉懊悔，那就是在他离家之前，他一直没能加入教会。”在阿萨赫尔·纳什于1862年秋遇难之后，纳什父母给与他同在俄亥俄州第1团服役的侄儿们写信，希望获得关于儿子的不只是死亡还有生活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们能写下你们所知的有关阿萨赫尔的一切消息……他的品德怎么样？”他们害怕，军队是个“让人难以养成好习惯的糟糕地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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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沃尔特·佩里没有经得起营地生活的诱惑。他的弟弟弗兰克报告说，在安蒂特姆战役后，沃尔特在即将死去时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忧虑。弗兰克给在佐治亚州的家人写信时提到，沃尔特起初“说他希望能为在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见上帝做好准备”，但他知道，“他一直是坏而又坏、极其败坏的孩子”。弗兰克赶快让这位濒死者相信，基督已来拯救像他这样的罪人。在生命的最后数小时，沃尔特未能提及任何家人姓名。弗兰克强调说，尽管如此，沃尔特反复地说着“别了，同你们道别了”，以此暗暗地提及他们。弗兰克努力使哥哥的人生与言论符合“善终”模式，并以沃尔特曾表达了“在天堂中与我们所有人相见”的愿望来安慰家人。但这种情况下的希望，却似乎相当渺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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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弗兰克·巴彻勒妻子的哥哥乔治死去。在给妻子的信中，巴彻勒努力把亡者描绘成一位有望得到救赎的人。巴彻勒承认，乔治“没有加入可见的教会”。但巴彻勒褒扬了乔治的“善良”、“他对《圣经》的笃信”以及他对“嫉妒、憎恨与怨恨”这些罪恶的拒斥，以此让妻子对她哥哥的命运充满希望。巴彻勒证实，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乔治是“一个喜欢祈祷的人”，他在死前毫无疑问最终“发现救世主对他的灵魂是多么重要”。“因此”，巴彻勒欣喜地总结道，他的妻子可以确信，她将与哥哥“在伊甸园的绿色田野上”重逢，并以此愿景安慰自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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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亲者努力寻找着亡人将得到救赎的有力证据，同时，他们也期望从垂死的亲人那里得到最后的口信。几乎每封悼唁信都提及了亡者给亲人的临别遗言。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后，桑福德·布兰奇给他在佐治亚的母亲写信，说他哥哥约翰的临终遗言是“关于您的”。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弹后，罗得岛列兵艾尔弗雷德·G.加德纳委托他的中尉告诉他的妻子自己死得很愉快。马萨诸塞州的T.J.斯珀尔念叨着“母亲”一词而终；威利·多尔曼“为他的妈妈留下了他的遗言”。身为人父者常在遗言中劝诫子女完成学业，帮妈妈干活，并进行祈祷。通过这些话，垂死的士兵将那些不在身边的亲人之姓名与灵魂带到了其灵床周围，并将那超越他们生命的祝愿与教导留给幸存的亲人。对于那些家中人而言，关于这些遗言拉近了他们同逝去的亲人的距离。亲人与士兵都不会感到太孤独，因为这些对不在身边的亲人的灵床召唤，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分离。家庭与前线通力协作，共同应对史无前例的内战死亡之现实。[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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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为幸存亲人提供慰藉的努力改变了“死亡之艺术”传统。新的死亡方式要求慰藉的形式与意义也随之改变。当内战悼唁信列举亡者在基督教上的成就之证据，旨在表明他有获得救赎的资格时，其作者也常会加上有关这位士兵的军事表现、爱国主义和男子汉气概的细节。“告诉我的母亲，”一位士兵说，“我曾站在敌人面前为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战斗。”在一名战友死后第二天，T.菲茨休致信这位战友的遗孀，报告了所有常见的信息：她的丈夫顺应了死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并向妻子和孩子们表达了爱意。但菲茨休也补充道，这名士兵“是在保卫国家时死去的，因而死得光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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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士兵的形象将爱国主义职责纳入了宗教义务范畴。但在一些情况下，爱国主义与勇气似乎成为了笃信宗教的证据的替代物。在鲍尔布拉夫（Ball’s Bluff）战役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受伤严重。他想知道，他的宗教怀疑论是否会置他于“通往地狱之路”。他相信：“在临终之床上转变信仰，不过是一种贪生怕死的怯懦之举。”他带着故意渎神的态度声称：“如果我知道我将去哪儿，我就是上帝了。”但他敦促他的医生如果他死了就给他的家里写封信，就说他已恪尽职守。“我非常急切地想让他们知道这点。”[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