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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常常描绘子弹在身边飕飕飞过的感觉——即便是坐在那儿给家里写信时也如此。“亲爱的弟弟、妻子与全家人，”1864年6月，艾萨克·哈登从弗吉尼亚州给他在纽约州的家人写道，“就在此时，一个离我20英尺远的人被射中了腹部，而这在这个国家并不稀罕。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能来这儿射击，哪怕是献出生命都是值得的。”射杀一个或在方便，或在睡觉，或在做饭吃饭，甚或“坐在树下读狄更斯”的人，很难被轻易认作合理的自卫行为。军营中的士兵们希望自己既不是狙击目标，也不是狙击手。他们发现，单独将一个人跳出来射杀所包含的故意性与人格性，是极其令人烦恼的。联邦狙击手小分队通常穿绿色制服作为伪装，南部邦联则将这些神枪手称作“草中毒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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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行为包含着冷酷的谋划、主观故意性以及危险的不对等。因此，它对人性基本原则的威胁，远甚于酣战中狂乱的暴行。1864年，当一个联邦狙击团的12名士兵在弗吉尼亚州被俘时，彼得斯堡的一份当地报纸主张，应对他们执行死刑：“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偷偷地冒出来冷血地将人射杀的杀人犯，他们应该得到杀人犯的命运。”约翰·德福里斯特曾穿梭于路易斯安那州哈德逊港附近的联邦与南部邦联军队之间，忍受了连续24天令人精疲力竭的狙击战。在那之后，他忏悔道：“看似愉快地夺取他人性命，我永远都无法做到。”那些在战斗中无所畏惧的人，却在狙击手的伏击所带来的“一成不变的焦虑不安面前”崩溃。德福里斯特批评狙击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蓄意谋害的、违背人性的、背离文明的存在方式”。能够以这种方式杀死他人的人，不是德福里斯特在战前所理解的那种；他们违背了德福里斯特关于人类本性与人类文明的预设；他认为他们玷污了人类自我的特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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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马克军团 ——一个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狙击手“波托马克军团 ——一个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狙击手”。根据温斯洛·霍默的一幅油画制成的雕版画。《哈珀周刊》，186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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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敌人妖魔化是摧毁杀戮限制的常用方法。军事训练与军事宣传明确地鼓励这种行为。在区分和贬低那些他们需要杀死的人时，士兵们自己也颇有创造力——例如在20世纪，美国士兵便是这样对待德国佬（Krauts）、日本佬（Nips）或越南佬（Slopes）的。在19世纪中叶，种族主义将黑人士兵置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即便是在联邦军队，从1862年开始应征入伍的180000名黑人士兵，在津贴与作战机会上也遭受着可耻的不平等。黑人士兵占联邦军队的比例接近十分之一；他们受白人军官指挥，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派去做琐碎的活儿与杂务，而非被委以战斗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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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邦联一方，黑人部队代表了一种不可容忍的挑衅。佐治亚州的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声称，若允许黑人参军则表明“我们整个的奴隶制理论是错误的”。他相信，这些下贱的物种，并不具备战斗所需要的勇气。但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这一议题首先不是一个种族理论问题。存在一支黑人武装部队的可怕现实，无异于一场由联邦政府发动的反南部奴隶起义。南部白人害怕并憎恶黑人部队。玛丽·李曾在被困的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前线煎熬了三年。联邦黑人士兵在1864年的出现，“比开战以来她所见到的任何场景”都要更令她“心烦意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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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邦联士兵将黑人部队视为“如此多的魔鬼”。他们在南部的出现，成为了他们被杀戮的正当理由。正如《阿肯色州公报》（Arkansas Gazette）所声称：“将黑人武装为士兵或其他什么，抑或煽动他们起义，是比谋杀更恶劣的犯罪；因此所有的军官和士兵……犯了这些罪的……应该以谋杀罪论处。”南部士兵也的的确确残忍地迫害北方黑人士兵，从屠杀战俘到肢解尸体无所不用其极。1864年，在同美国有色人种军队的一个团战斗之前，南卡罗来纳州的W.D.拉瑟福德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宣告了自己的目标：“我们部队决心要杀掉他们所有人，一个也不留下。”在1864年4月的皮洛堡大屠杀中，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的部队杀了在场大约300名黑人士兵的将近三分之二，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投降之后被杀的。这场大屠杀也只是此类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其他的甚至可能更可怕。同月，在一场发生于阿肯色州的波伊森斯普林斯（Poison Springs）的战斗中，堪萨斯州有色人种步兵志愿兵第1团损失了117名将士，但只有大约这个数字一半的士兵受伤。这个比率就其本身而言是可疑的，因为受伤者数字几乎总会远远超过阵亡者数字。南部邦联的一位军官描述道，尸体“被剥掉了头皮，并且……几乎全部尸体都被剥去了衣服……没有俘走一个黑人战俘”。一名联邦士兵确认道：“残忍而嗜血的敌人……屠杀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受伤者。”但当地的一份报纸却为南部邦联的行动辩护。这份报纸认为，这完全是同战争的更大目标一致的：“如果将黑人当作战俘对待，我们将毁掉我们所为之而战的社会制度……我们应取得对落入我们手中的黑人的完全控制权，以死亡或其他刑罚来惩罚他们。”奴隶制需要顺从与控制，而武装黑人则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扩大了他们的权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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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南方人报复之危险的不只是黑人士兵。在路易斯安那州门罗附近，得克萨斯州一名军官所率领的小分队同一个黑人团发生了交战。这名军官后来有些惊讶地描述道：“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亡的黑人！我们只俘虏了14个白人军官；在黑人被处决后，他们也被排成一行给枪毙了。第二天他们被扔进一个马车里，拉到沃希托河旁边，然后扔到了河里。当他们被抛进河里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还没死，但死不死已经没什么区别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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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的内战 ——4月12日“田纳西的内战 ——4月12日，联邦部队在皮洛堡投降后，叛军对其进行屠杀”。《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5月7日。哈佛学院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XPS 527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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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那些为联邦工作的赶牲畜的黑人或黑人仆人都冒着危险；而那些被怀疑逃跑并加入联邦军队的男性奴隶，则更是盛怒的南方人施暴的对象。一名南部邦联少校描述了一个事件：跟随联邦部队的黑人平民都被屠杀了。“战场令人作呕……命令、威胁与指挥都无法阻止士兵向黑人复仇。在运货马车周围，在杂乱的灌木丛中，在泥泞破败的马路上，到处是他们成堆的尸体。”然而极为常见的是，命令与指挥都在鼓励而非遏止这种暴行。列兵哈里·伯德报告说，在1864年巨坑战役后，南方人“用刺刀猛刺”求水喝的黑人伤员，以使他们安静下来。伯德乐于接受随后“把他们杀光”的命令；这条命令被“很好且欣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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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将军距此地不过几百码远，却毫不干预。[24]1862年秋天，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本人便批准处决了四名被抓获的黑人士兵；而陆军部长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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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在1863年4月宣布：“本部决定，日后俘获的黑人将不再被视为战俘。”外密西西比河战区指挥官柯比·史密斯（Kirby Smith）将军甚至责备一名对黑人士兵表现得太仁慈的军官。“我被非正式地告知，”后者写道，“你部队中的几个人俘获了武装的黑人。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希望你那些指挥俘获黑人部队的手下，已认识到了不对武装黑人及其军官手下留情之合理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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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黑人士兵以及那些放弃了白人特权来领导黑人的军官时，南部邦联人的“正当”概念似乎经常意味着杀戮。杀戮不仅是合理的，也几乎是必须的，即便这种行动要求抛弃战争与人性的基本准则。实际上，南部邦联人要维持杀光所有黑人俘虏的政策将是行不通的，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遭到联邦的复仇。一些非裔美国人被当作了战犯，例如安德森维尔便关押了大约100名黑人。但针对黑人士兵及其白人军官的暴行是广泛的，并成为了北方士兵与平民的普遍话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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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白人的暴行激起强烈的复仇愿望之前，黑人士兵便已采用不同于白人的方式看待战争的暴力。他们对战争正义性与战斗正当性的理解，源于他们数世纪以来在奴隶制下所遭受的痛苦，也源于他们对残忍与压迫的个人体验。正如T.斯特罗瑟在写给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的会报《基督教记录者》（Christian Recorder）的信中所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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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抢夺了摇篮，分离了夫妻，阻隔了父母与子女；它使黑人被饿死、累死、抽死、追死、烧死、骗死、踢死和打死，还令他们悲伤而死；最可恶的是，它使一整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优秀女性都沦为了妓女。在这种情况下，幻想被诅咒的奴隶制会被和平地废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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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脱惩罚……会是太阳底下最大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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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罗瑟控诉道，奴隶制造成了死亡；它本身便是一种对黑人发动的战争；根据定义，拿起武器反抗它是一种自卫行为，是维护男子汉的尊严和争取个人解放。“那些想要得到自由的人，必须重拳出击”，一名年轻的士兵于1863年解释道。黑人为定义并证明他们的人性而战斗；奴隶制使他们成为非人的财产，因此在许多黑人看来，他们的人性同向奴隶制的罪恶复仇是分不开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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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汉尊严需要通过杀戮来定义与确立，这对于战时与战后的许多观察者而言，似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1935年，在撰写内战与重建时期黑人经历的历史时，W.E.B.杜波依斯（W.E.B.DuBois）认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杀戮才能锻造男子汉……这非同寻常。奴隶……是卑微的；他保护南部的妇女，世人却忽视他。奴隶若是杀死了白人，看哪！他是个男子汉！”事实上，像其他内战士兵一样，黑人士兵也经常写到死亡与基督徒的献身，并将之视作他们参军的最基本目的。1863年在突袭瓦格纳要塞之后，一篇题为《医院中受伤的有色士兵》的文章指出，这些有色士兵将自己视作“为耶稣而战的士兵”。他们还使北方黑人出版物的读者确信：“如果我们的人民都得到了自由，我们便死得值得。”黑人士兵的死亡数字的确是惊人的：大约180000名参军的黑人士兵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尽管死于疾病的黑人要远比死于战斗的黑人多。（总体上看，死于疾病的内战士兵人数是死于战伤的两倍；对于黑人士兵而言是十倍。）但这些死亡预示了政治上与精神上的救赎。黑人士兵试图通过甘愿为国捐躯，来在政体中赢得作为公民与作为人的一席之地。在报道十位战友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牺牲时，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第3团的一名下士说道：“当你听闻一个白人家庭失去了父亲、丈夫或兄弟时，你也可以说说有色人，我们也承担起了我们的那份责任。”北方的黑人与白人都会对黑人的英勇献身表达敬意，即便如历史学者艾莉斯·法斯（Alice Fahs）所指出：许多白人的种族主义预设，使他们“只不过是太希望庆祝那些已没有任何男子汉气概可利用的黑人士兵的男子汉气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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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未得到确“身份未得到确认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中士”肖像。杜克大学，善本书、手稿与特殊收藏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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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庆祝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或许是1863 年8月安德烈·卡约（André Cailloux）上尉的新奥尔良葬礼。在许多黑人看来，这场葬礼象征着黑人参加战斗与为国捐躯的意义。《基督教记录者》认为，这件事是“这场叛乱所带来的最不寻常的展示之一”。它展示了黑人的勇气、成就和团结，以及黑人要求在一个重建的美利坚民族中获得公民身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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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在内战前约有11000名自由有色人，卡约便是其中一员。这座城市拥有众多非洲裔克里奥尔人互惠团体。作为一名有文化的工匠和产权人，卡约便是其中一个团体的秘书。在1862年春新奥尔良被联邦军队攻克后，卡约为联邦军队招募了一个连队，亦即路易斯安那州本土卫队（Louisiana Native Guards）。这个卫队建立于新奥尔良自由有色人服兵役的悠久传统之上——包括1815年在帮助安德鲁·杰克逊抗击英国时所起的关键作用。它有着其他非白人部队所没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它的军官可以是来自他们自己社区的黑人。1863年3月27日，卡约在领导他的部队突袭哈德孙港时阵亡，他也因而成为了内战中几位战死的黑人军官中的第一位。尽管安德烈·卡约英勇无畏值得尊敬，但在南部邦联人的眼中，他不仅死有余辜，而且更应当因其武力对抗优等种族的放肆行为而遗臭万年。尽管双方宣布休战，以允许对方运走遗骸和伤员，但南部邦联的狙击手仍严禁联邦军队取回黑人的尸体。卡约的遗体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7月8日哈德孙港投降。在遗体暴露于恶劣天气长达41天之后，人们只是通过他仍戴着的一枚戒指才将他甄别出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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