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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南部邦联死难者遗体”。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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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第137团的奥里根·宾厄姆较为轻松，因为他所在的团被要求休整待命。但紧接着，他和他的战友便发现，他们正面对着“在所有我们承担过的任务中，或许最令人不快的任务；言语无法描述这恐怖的场景”。士兵们阵亡于9月17日，周三；周日，第137团抵达战场。虽然联邦将士的尸体已被埋葬——或许是被他们自己的部队与战友埋葬的，但数百具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仍在战场。宾厄姆从宪兵司令办公室取得了为他战友买酒的许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喝醉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执行命令。这种环境几乎无法使人尊敬地对待死人，而下流的笑话与醉醺醺的闹饮充斥着整个埋葬现场。另一个埋葬队震惊于尸体数量之多，因而采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办法，来使他们的任务具有可操作性：在一个不明智地舍弃了自己房屋的农夫的院子里，一小队筋疲力尽的联邦士兵将58具南部邦联士兵遗体扔进了一口井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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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夏天的葛底斯堡战役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战斗持续了三天，生者需要不断投入军事行动，因而延缓了人们对死者的关注。截至7月4日，大约600万磅人类与动物尸体在炎炎夏日中遍布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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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埋葬小分队。“1864年，彼得斯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埋葬小分队。“1864年，彼得斯堡，在休战旗下埋葬死者”。《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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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仅有着2400人的小镇，还要设法应对22000名虽还活着，但却情况危急的伤员。一名联邦医官担负起了埋葬那些他未能挽救的士兵的职责。他报告说，他甚至缺少基本的掩埋工具：“我没有铁锹或镐头……我被迫向农户派去搜寻小分队。在忙活了一天之后，他们找到了两把铁锹和一把斧子。”尸体如此之多，以至于一名军医说，空气几乎是不能忍受的。“恶臭”从7月份战斗发生一直持续到10月份降霜时节，这使得周边居民叫苦连连。一个小男孩还记得，每个人都“拿着一瓶薄荷油走来走去”以抵消这一气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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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死者的责任通常落在了胜利者身上，因为是胜利者的军队控制着战场。在战争初期，士兵们对战败者未将战友掩埋便将他们抛弃感到愤怒。“在这世界上，甚至连那些异教徒都不曾罪恶地做出这种事，”在1861年7月的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后，一名佐治亚州士兵宣称，“他们从未回来埋葬任何一名他们的死者。”这一对良心的苛责就像尸体本身一样被迅速抛之脑后了。“我不能停下来去收拾战斗的残骸。”1863年7月，在以高昂代价取得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之后，联邦军队的米德少将不加掩饰地宣布。1862年，在试图取回他们上校在温切斯特附近的尸体时，南部邦联士兵西奥多·福格尔的两名战友被射杀。他向父母解释道：“我认为那样暴露自己是不对的。霍姆斯上校已经死了，我们不该只是为了把他的尸体运离战场而去冒生命危险。”活人的需要愈发比死者的尊严更重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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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致使正在撤退的军队没有时间料理死者，他们只能期待对手大发善心。可以预见，后者当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伤亡战友。这一歧视主要源于胜利者同死去战友的情感纽带，但也可能有战略考虑的因素在其中。南部邦联军医约翰·韦斯描述道，在赢得奇克莫加战役的那天晚上，在长夜的尽头，“大多数南部邦联的尸体都被聚集在长沟中埋葬了；但联邦的死人仍躺在他们阵亡的地方。考虑到对幸存者的影响，胜利者一般会掩盖自己的损失而曝光敌人的损失”。有时，尤其是当军队正在行军之时，他们根本不会埋葬敌军的尸体，而是任其留在原处腐烂。在绕回先前交战的战场时，部队就会发现这些尸体的骨头。在参加第二次布尔河战役时，威斯康星州的弗兰克·奥克利遇到了13个月前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留下的尸骨；在1864年的斯波齐尔韦尼亚与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中，士兵们的脚不断绊到几乎一整年之前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士兵遗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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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队研究出了一些埋葬技巧，以使处理尸体的艰巨任务具有可操作性。但即便是在许多执行者看来，这些程序仍是可怕的。埋葬小分队通常会将死者聚集在战场的一个地方——将每个士兵的双腿绑在一起，用绳索缠绕其身躯，然后将它们聚在一起排成一排。士兵们将刺刀灼烧成弯钩状，这样自己便不必触碰那通常已经腐烂的尸体。埋葬队接下来便挖掘一个坟墓，把一具尸体放进去，用下一个坟墓的泥土把它掩埋，直到整行尸体都被掩埋。然而，这样一个个地埋葬只是用来对待战友的，而且只有在时间与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敌人的尸体更可能被埋在万人坑里。G.R.李描述了他所在部队的埋葬程序：“我们挖的长沟有6英尺宽，3到4英尺深。我们用毯子将死人卷起来，将它们抬到沟那儿，然后把它们头脚相接地放进去以节省空间。我们将旧毯子盖在尸体堆上，再在上面盖上泥土。”一名士兵担心，他在夏洛战役后所目睹的埋葬程序，会使死者沦落为动物，甚或是植物。“他们挖了一些大坑，”他写道，“然后像对待死牛一样将它们堆进去，然后让小分队像收集南瓜一样将它们拖到一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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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5月，斯波齐尔韦尼亚“1864年5月，斯波齐尔韦尼亚，被聚集在一起等待埋葬的南部邦联死难士兵”。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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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被埋在了一些各埋有150人或更多人的壕沟中。这些尸体经常是被扔进沟里的，而不是被轻轻放入的。有时，正在腐烂的尸体发生破裂，迫使埋葬队到别处工作，直至臭气消散。士兵们用脚跺“在死人身上，来将他们的腿和胳膊弄直，并将它们踩实，以使这坑能装下尽可能多的人”。迫于环境的压力，士兵们有时也将自己战友集体埋葬。康涅狄格州的一名牧师还记得就在内战最后几天发生的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这场战斗夺去了他所在连队23名士兵的性命：“在我们停留在那儿的短暂间歇，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将我们死去的士兵匆忙埋在一个共同坟墓之中……在路边的一个长沟之中，军官们单独埋在一起，而征募兵则埋在他们附近。”群体坟墓显然会使墓主姓名湮灭无闻，尽管生者常常试图使死者的个人物品留存在其身上——这至少使将来挖掘坟墓甄别尸体成为可能。壕沟也可能立有标志。例如在安蒂特姆的一个壕沟上，便只竖了一片木板，告诉人们“这里埋了80个叛军”。北方与南方的士兵通常被分开下葬。一名联邦上校在发现军事医院将死者不加区分地埋在一起，而未能“区别开那些为我们事业而死的勇士之墓与那些无价值的侵略者之墓”后，他勃然大怒。这位上校宣称：“这大错特错！”他认为，这是那些“只关心通过埋人来赚钱的殡葬师”才会犯下的过错。他坚称，应将医院公墓分成两个区域，以使“尸体分离开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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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的士兵会利用自然形成的壕沟与既已存在的斜坡来掩埋尸体。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后，85具尸体被放置在一个因修建铁路而刨出的土坡旁，继而“将土坡摊平盖在尸体上。这是最迅速的埋葬方式”。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埃尔德雷德·菲利普斯，曾描述了1863年春季的战役中掩埋死者的情形：士兵们将死者置“于道路两旁的深沟，并将各边泥土挖下盖在尸体上面”。但春天的暴雨紧接着来临了。“在沿着道路走了一段路程后，”菲利普斯得知，“倾盆大雨将在沟渠的尸体全数冲走……将它们冲往了下游的弗雷德里克斯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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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底斯堡的一条埋葬沟”。蒂莫西“葛底斯堡的一条埋葬沟”。蒂莫西·H.奥沙利文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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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动匆忙与粗心大意，坟墓常会被埋得很浅。风雨侵蚀着覆于尸体上的土壤，肉猪在战场上拱来拱去寻觅着人类遗骸，士兵们的尸体与骨头因而会重见天日。对那些被埋葬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想要获得一个棺材是根本不可能的；毯子是士兵所唯一期望得到的寿衣。在报道1864年弗吉尼亚州的埋葬工作时，一名北方的救济工作者说道：“自这场战役打响以来，还没有人是在棺椁中下葬的。”在战争初期，许多美国人都认为，棺材是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的“体面”下葬的基本标志。他们也会认同印第安那州志愿兵约翰·J.哈丁的看法。哈丁说，他感觉“看到那个可怜的士兵被抛入沟中，而没有被任何盒子装着……是可怕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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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埋葬使死者失去尊严，也使许多生者胆战心惊。一位联邦牧师这样说道：群葬中的尸体“被掩埋的方式，很像农夫掩埋土豆与植物根茎以使其过冬的方式；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植物真的是得到了更多悉心呵护……情势不允许人们给予阵亡的英雄这种关怀”。尸体常常是完全赤裸的，或只是穿了内衣，这使北方佬与南部邦联的尸体得以被区分开来：北方人通常穿毛织品，而南方人通常穿棉织品。急切渴望得到衣服的士兵劫掠着死去士兵的尸体，他们既不觉得这是不得体，也没有感到良心受到谴责；而且战斗一结束，小偷与拾荒者就会立马出现在战场上。在1864年富兰克林战役（Battle of Franklin）结束时，匮乏的南部邦联士兵，甚至扒光了六名他们自己阵亡将军的衣服。在斯波齐尔韦尼亚被捕的联邦军医丹尼尔·霍尔特，在两百名死去的北方佬中认出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两百具尸体“被排列在一个有着半沟水的壕沟前，在捕获他们的人有空时，他们就将被扔进沟里。他们完全赤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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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的叛军士兵”。《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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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担心成堆的尸体中可能还有生还者——他们无法说话，无法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也无法“从死去的战友中间挣脱出来”。纽约州的威廉·戈尔讲述了一位战友在弗吉尼亚州的可怕经历。这位战友曾描述道，自己在被误认作死者等待下葬前，一名护士碰巧阻止了下葬，并指出她将安排人把他的遗体运给家乡的朋友。他得以从已经掘好的“坟墓死里逃生”。在等待船运时，这名士兵恢复了意识，也很快回到了战斗岗位。至少从18世纪末开始，美国人便一直对过早的埋葬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因此，人们设计出内置铃铛的棺材与停尸仪式，以防止把活人下葬。这些忧虑表明，人们从根本上不确定生与死的界线——这种困惑既涵盖生命力的生理学定义，也包含有关灵魂不朽的精神疑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接受内战的死亡数字，始于在确认并理解生命终结上的困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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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遗体还在自己战友手中之时，或是当部队没有匆忙奔赴新战场之时，死去士兵的遭遇便要好一些。在官方派遣的埋葬队到来之前，连队与团经常率先承担起对自己死去战友的责任。最亲密的战友经常会发誓，要为对方提供“体面的埋葬”；在大的战役结束后，人们会在战场上日夜寻找失踪的朋友与亲戚。士兵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使这种埋葬变得较为体面。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后，缅因州第3团的一名士兵发现，他的战友艾伯特·弗罗斯特列兵失踪了。他描述了自己随后所作的努力。他和一个同伴被准许回到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弗罗斯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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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他面部朝下，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肉体（在那样热的天气里）被蛆蚕食。但还不算太坏，我们还能认出他来。当我们去埋葬他时，我们唯一可用来挖掘坟墓的工具，是在一座小房子里发现的一把旧锄头。我们在墓底垫上一些空背包，然后将我们挚爱的兄弟放了上去，再将另一个背包盖在他身上。接着，我们找了尽可能多的泥土盖在上面。这座坟墓位于一棵大树底下。然后我们找了一个硬木箱盖上的一片木板，用折叠刀将他的名字刻上，并将木板钉在墓前的树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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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埋葬，说明了我们所谓“战场上友情的埋葬”的许多核心部分。他的战友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别具匠心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单独且可识别的坟墓，和这座坟墓所体现出来的尊严。他们试图用废弃的背包使他不必同泥土直接接触，来应对战役刚结束时棺材的普遍缺乏，来为他提供那对于“体面的埋葬”至关重要的遮蔽——这正是人与动物之埋葬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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