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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20 在内战的最初几年,无棺材的埋葬尚不常见。北方佬与南部邦联人都为此感到苦恼,并努力寻找可被接受的棺材替代物。在叔叔遇难后,一名联邦士兵不愿让他的遗体在下葬时同泥土毫无间隔。这名士兵很有创意,找到了一个空心圆木来当叔叔的棺材。到了葛底斯堡战役,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同伴已彻底放弃了哪怕是找到棺材替代物的希望,而只是简单地将尸体覆盖了起来。弗罗斯特的战友将他埋在了树旁——毫无疑问,这棵树既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坟墓装饰物。他们也同样试图为埋葬处做标记。压缩饼干(一种极硬的薄脆饼干,是部队的一种主要食品)盒的木板、弹药箱的木条,以及十字交叉状的栅栏,都经常成为临时的坟墓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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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22 一些士兵也为死者举办其他纪念仪式,例如简短的祈祷——即便可能没有牧师参加。南部邦联的托马斯·基描述了1864年两名士兵的葬礼。在葬礼上,人们“在炮火轰鸣声与米尼式子弹的呼啸声中”朗读《圣经》,祈祷,唱赞美诗。密歇根州的詹姆斯·霍顿“希望看到和我住在同一个帐篷里的兄弟得到体面的埋葬”。因此,他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返回了战场。不过他发现,其他人在为他的几十名战友下葬时已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所可能遭受过的痛苦都随埋葬而逝……有些人那血淋淋的衣服被脱下,浣洗,在树枝上晾干,然后再换上。”对于这些,霍顿深感满意。在时间与情势允许的时候,战地医院的护士们会为死者主持一些仪式。但随着战事的推移,这些机会也日益减少。在开始履行自己职责的几个月后,南部邦联的范妮·比尔斯解释道:“我坚持让每位死者入土为安,并在他们下葬时为他们阅读一些祷文。但到了现在(1862年秋),这已经不可能了。人死了便无法挽救了,但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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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27 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起。前者可能是军官。“1864年,弗雷德里克斯堡,埋葬联邦死者”。蒂莫西·H.奥沙利文(Timothy H. O’Sullivan)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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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29 人总是需要帮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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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31 士兵们努力从数千具尸体中找出自己的战友,表达对他们的尊敬。他们以此对抗着战争对个人生命意义的随意抹去。康涅狄格州一名牧师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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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33 说两千或两万人在一场大战中阵亡,或一千具尸体被埋在一座大沟之中,充其量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同你个人无关。但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在你身边被射杀,并同他战友一道在他那开放的坟墓前帮忙埋葬他,这对你而言比那条耸人听闻的重大消息更加真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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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35 出于对阵亡者的尊敬,士兵们向他们死去的战友表示敬意。他们努力从那无情的、不可抗拒的大屠杀中唤回死去的那个个体,以及《哈珀新月刊》所谓的“它……的自我”。但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来重申他们对人类生命神圣性与人类自我完整性的笃信。他们重新确认着自己存在与幸存的更大目的,并希望如果自己不幸遇难,别人也会同样给予他应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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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37 但有些人似乎不可避免地比其他人更重要。在战场上,军官们可以得到特殊待遇。这种特殊待遇既来自他自己的士兵,也来自敌人——他们通常将自己手中的敌方军官尸体送还敌方。1864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J.W.麦克卢尔,向妻子描述了在这场战争中从头至尾都很常见的一个做法:为交换那些落入对方手中的“重要军官的尸体”而宣布休战。1863年,在率领他的黑人部队进攻瓦格纳要塞时,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阵亡。但截然不同的是,南部邦联人却拒绝归还他的尸体,并将他同他的黑人士兵一道埋在壕沟中,以此来羞辱他和他的废奴主义事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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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39 联邦与南部邦联都为他们的阵亡军官提供特殊待遇。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埋有整场内战中从其附近战场运来的死难者。在这座公墓,人们把军官们葬在一起,并将他们同他们的士兵分离开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法,很快使一个正式的、单独的“军官墓园”得以建立。在1862年的锡达山战役(Battle of Cedar Mountain)之后,联邦军队的大多数死难者都暴尸荒野,但他们军官的遗体却被放在木炭中运往了华盛顿。在华盛顿,他们的遗体被置于金属棺材中,并将被运回北方的故乡。1864年,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克里森的哥哥埃德温阵亡。克里森描述了在他试图取回这名列兵遗体时,南方军队同北方一样依据军阶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的做法。部队为四名军官提供了金属棺材,而其中一个失踪了,克里森便希望用多出的这个棺材来装埃德温的遗体。但他似乎从未质疑为何军队为高军阶的军人提供棺材,而他的哥哥却没有。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士兵不太能接受。“军官们得到了荣誉,”他写道,“你一无所得。他们得到了一座纪念碑,你得到了地上的一个洞,还没棺材。”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血腥的战场上寻找着儿子,他将这种反差视作理所当然:“人们为地位高的死难者‘做了防腐处理’,把他们装入铁匣之中,并用火车将他们送往他们遥远的故乡;而普通士兵被搜集在一起,匆忙埋入地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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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41 一个在1864年调查联邦战俘状况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这种差别待遇在监狱中同样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在一个监狱营中,死去的北方征募兵被扔在了一个地窖中。在被运去埋葬之前,他们可能在那儿已被野鼠和狗吞食。而军官们则“一起出钱,为自己争取到了金属棺材,并在地下室中获得了一个体面的尸体临时贮藏处……直至他们被运往北方”。这种系统的军阶特权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军官们的的确确高普通士兵一等。在看到南部邦联埋葬队拒绝给他的一群死去战友以同等待遇后,军医丹尼尔·霍尔特铿锵有力地表明了他的信念:他们在生时的地位也应延续到死后。他给妻子写信说道:“那些在家乡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在这里却被扔在了地上,除了毯子与大地母亲外一无所覆,这真是个极其令人悲伤的场景。”棺材、防腐处理、运回故乡,以及一个有墓碑有尊严的坟茔——这些是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十分渴望为他们死去的战友与亲属提供的特殊待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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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46 “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到埋葬的南部邦联士兵,在他们的阵亡地安蒂特姆战场”。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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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48 在战斗结束后的日子里,不只是士兵们需要处理死人。战火没有边界。它烧到了农场、田野与果园,烧到了花园与街道,它将死尸置于平民的前院和井里,也将其覆于玉米地或棉花地上。人们努力为不断增多的死者提供坟墓,这使得里士满与亚特兰大等城镇的既有公墓变得尸满为患,继而超出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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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53 内战中估计有150万匹马与骡遇难内战中估计有150万匹马与骡遇难,这是其中一匹。素描,阿尔弗雷德·R.沃德绘。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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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55 在经历了三天战斗后,葛底斯堡面对着处理7000名阵亡者与3000匹死马的难题。李正在迅速南撤,联邦部队控制着战场。对于没有足够人手的联邦部队来说,埋葬这么多尸体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出于同情心,也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平民也帮着掩埋尸体。50名南部邦联人躺在乔治·罗斯的田地里;79名北卡罗来纳州人在约翰·福尼的农场上呈一条完美的直线阵亡;寡妇莱斯特在其前院中发现了15匹死马;约瑟夫·舍菲那被用作战地医院的牲口棚被烧成一片废墟,在瓦砾中,“蜷曲发黑的四肢、头颅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清晰可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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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57 在弗吉尼亚州进行的战役,没有哪场在伤亡人数上能赶得上葛底斯堡战役。然而,华盛顿—里士满走廊上的战火绵延了数年而非数天。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战争的景象似乎是永恒的。1862年的半岛战役迫使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扩大墓园,来为那些在周边战役以及在该城诸多军事医院死去的士兵提供坟墓。有时,好莱坞公墓的埋葬压力如此之大,以致多达200具尸体等待着下葬。约瑟夫·沃克牧师解释了他如何既高效地处理尸体,又体现出对他们的尊重:“我们一般为从相毗邻的坟墓中挖出的几具尸体举行集体葬礼,我们的葬礼形式视死者人数而定;或者,我们会为尚未下葬的棺材举行一个集体葬礼。”参观公墓的陌生人常常加入到这些仪式之中,为那些死于遥远异乡的人充当哀悼者,为弗吉尼亚州与更广阔的南部社会悼念他们的生命与牺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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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59 哀悼者与罹难者没有任何直接的亲情或友情纽带。这种非私人关系的出现,是人们对战争大屠杀之理解的一项重要发展。正被埋葬的士兵不只属于他们的朋友或亲戚;他们的死去不只是他们自己家庭成员的减少;这些人不只是个体的自我。在好莱坞那样的葬礼之中,阵亡者被转变为南部邦联的一个虚构社会,成为了一个在其中个人姓名与身份不再必要的集体。这些人如今是南部邦联死难者的一部分,是一个由牺牲者组成的影子国家。人们纪念这些死难者,召唤这些死难者,与其说是为了纪念他们个人,不如说是为了赞扬在他们死后努力存活下来的国家与社会之目标。这些士兵无法再在军事上贡献力量,但他们却能为战争及其损失提供意义,以发挥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作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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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61 一名南部邦联士兵由陌生人下葬的事例,起初在内战期间的南部,继而在内战后南部邦联记忆的延续中,几乎具有了圣像画的意义。由弗吉尼亚人威廉·D.华盛顿(William D. Washington)于1864创作的油画《拉塔内的葬礼》(The Burials of Latané),描绘了一位年轻中尉的葬礼。在1862年,J.E.B.斯图尔特(J. E. B. Stuart)在半岛战役中率骑兵传奇般地迂回到了麦克莱伦部队的后方,威廉·拉塔内便是这次远征中唯一的遇难士兵。他的遗体被留在了敌方阵营中,处于联邦部队包围下的南部平民之中。奴隶们为他制造了棺材、挖掘了坟墓,弗吉尼亚州的一位白人主妇为他朗读了祭文。参加这场葬礼的妇女在社会上都地位显赫,这一故事也在附近的里士满广为人知。《南部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前任编辑、诗人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用大活页诗歌的形式纪念了这一事件。他赞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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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63 陌生人,却也是姊妹,她们携带着圣母玛利亚的爱坐在开放的坟墓前,仰天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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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67 轻轻地,她们将他埋在泥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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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9469 为他留下了他的名誉,他的国家,还有他的上帝。[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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