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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南部邦联士兵由陌生人下葬的事例，起初在内战期间的南部，继而在内战后南部邦联记忆的延续中，几乎具有了圣像画的意义。由弗吉尼亚人威廉·D.华盛顿（William D. Washington）于1864创作的油画《拉塔内的葬礼》（The Burials of Latané），描绘了一位年轻中尉的葬礼。在1862年，J.E.B.斯图尔特（J. E. B. Stuart）在半岛战役中率骑兵传奇般地迂回到了麦克莱伦部队的后方，威廉·拉塔内便是这次远征中唯一的遇难士兵。他的遗体被留在了敌方阵营中，处于联邦部队包围下的南部平民之中。奴隶们为他制造了棺材、挖掘了坟墓，弗吉尼亚州的一位白人主妇为他朗读了祭文。参加这场葬礼的妇女在社会上都地位显赫，这一故事也在附近的里士满广为人知。《南部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前任编辑、诗人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用大活页诗歌的形式纪念了这一事件。他赞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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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却也是姊妹，她们携带着圣母玛利亚的爱坐在开放的坟墓前，仰天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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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她们将他埋在泥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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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留下了他的名誉，他的国家，还有他的上帝。[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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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画家华盛顿决定把这件事画下来，他于是找来一些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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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塔内的葬礼》。威廉·D.华盛《拉塔内的葬礼》。威廉·D.华盛顿绘，1864年。约翰逊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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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妇女充当模特。在完成后，这幅画首先被挂在他的里士满小画室中。在画室中，这幅画吸引了“蜂拥而至的参观者”，他们希望看到这一对基督教与南部邦联之牺牲的描绘。众多参观者的压力很快迫使这幅画被转移到南部邦联国会大厦的大厅之中。在国会大厦，一个圆桶被置于这幅画下，为南部邦联事业募捐。在内战结束后，华盛顿请人将该画制成了雕版。创刊于1871年、旨在珍藏南部邦联记忆的《南部杂志》（Southern Magazine），在一次促销活动中将这幅画的雕版画广泛印发。用历史学者弗兰克·范迪维尔（Frank Vandiver）的话来说，这些印刷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幅画也因而成为了19世纪末南部白人家庭的标准装饰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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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创作于战争期间的油画承担起了重要的文化职责。它描绘了一幅南部邦联的《圣母怜子图》（pietà），继而将南部的战争死难者同基督教传统及圣像画艺术连接了起来。华盛顿所描绘的那些埋葬南部邦联英雄的黑奴与白人妇女，表明这位画家试图将拉塔内之死，同一个远超出那些同他并肩作战的白人男子的更广阔社会联系起来，以此来为拉塔内的死赋予更广阔的涵义。到了1864年，无论南部邦联还是奴隶制都在解体，这使华盛顿对后方团结与军事荣耀的描绘显得既虚幻又寓意深刻。这幅画试图定义、颂扬南部邦联民族主义，并将士兵尸体视作这一国家的来源与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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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拉塔内的妇女们发现，她们被一场侵略她们家乡与社会的战争卷入了关于死亡的工作。其他平民则是自发参与其中。他们成百上千地不远万里赶来，决心不让他们的亲人遭受痛苦并死于陌生人中间。许多中等收入家庭涌入战场，为的是找回亲人尸体，并将他们装入棺材运回故乡。战场是令人惊愕与恐惧的地方。尽管如此，一旦战斗停止，战场上便立马挤满了平民，除了寻找亲人者，还有试图洗劫死者的拾荒者、棺材制造商与尸体防腐从业者，以及希望体验“战斗场面之庄严”或只是——如一名对此深感厌恶的士兵所言——“满足他们病态好奇心”的成群参观者。一名刚被截去一只腿、痛苦地躺在安蒂特姆一家战地医院的马萨诸塞州士兵，显然憎恶这些伸着长脖子的看客。“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只是盯着我们看，而不去做任何事。”他抱怨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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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主“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主参观安蒂特姆，而部队此时正在埋葬死难者并将伤员抬出战场”。来自F.H.谢尔（F. H. Schell）的一幅素描。《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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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平民似乎是急切地想要找到亲人，并对他们进行照料。正如我们所见，远离亲属的死亡尤其会颠覆19世纪对“善终”的根本理解，亦即那些同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家与家庭生活的重视紧密相关的预设。此外，北方与南方伤亡报告方式的缺陷，也使平民希望获得亲人的尸体，以确定他们亲人的确是死了而不是被错认为死亡。一位南卡罗来纳州妇女极其悲痛地向她姐姐写信道：“噢！玛格，你不知道基茨的离世让我多么难过。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他们有否开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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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似乎都该确认一下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他，以及他是怎样被装进去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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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初期，当人们仍认为死难者不会太多之时，有几个北方州声称，他们决心将每位阵亡士兵带回故乡。迟至1863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格雷格·柯廷（Andrew Gregg Curtin）还宣布，应死者家属要求，州政府将支付把葛底斯堡战役士兵遗体转移到州内其他地方安葬的费用；北方其他几个州也派遣了政府代表，帮助平民运走他们逝去的亲人。作为对战争初期死亡的回应，一些部队的士兵加入到将死难者遗体运给亲人的非正式行动之中。在1861年11月，联邦的一个团“投票决定……筹集足够资金，将每位死难者遗体运回故乡”；在186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士兵给父母写信说道，他与战友捐了140元钱，来为他们旅的两名遇难士兵做尸体防腐处理，并将他们运回故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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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不久便使这种普遍的想法无法实现。然而，许多由州政府资助的志愿组织——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事务处、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南卡罗来纳州中央协会与新英格兰士兵救济协会——仍继续帮助个体平民将其亲人尸体运回故乡。例如在1863年的晚些时候，宾夕法尼亚州事务处的记录簿便记有垫付给艾丽斯·沃茨的资金，这笔资金将帮助她与她的丈夫——宾夕法尼亚州志愿兵第24团的“已故列兵，托马斯·沃茨”——回到家乡。市镇政府有时也为绝望的居民提供这种援助。[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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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与战事日趋激烈，在埋葬与处理死者问题上，卫生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也日益重要。这一庞大的慈善组织，及其由数千志愿者与数百雇佣员工所组成的网络，努力为士兵提供所需的军需品与帮助。有时，卫生委员会在战地的一些工作人员承担起了维护医院墓园与保存死者登记簿的职责；其他人则在战斗结束后安排为死者下葬；还有一些人帮助死者家属寻找亲人，并安排将他们运回故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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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内战最后的一年半中，在西线的血腥战役结束后，查塔努加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同他们在北方城市的同僚一道，将联邦士兵的遗骸运回故乡。M.C.里德负责安排尸体挖掘、尸体防腐、金属棺材与运送费，最后在死者上路后给其亲人拍去电报。“R.罗宾斯少校的遗体今日北去。”他于1864年6月16日所拍的电报这样写道。家人通常会在北方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处预存一些钱，用来支付将来寻找亲人与将他们运回的预期开销，以避免将钱汇往前线的困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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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4年的六个月间，卫生委员会的查塔努加办事处处理了34个尸体挖掘请求。这些尸体主要——尽管并非完全——是军官的。在这年10月，卫生委员会在克利夫兰的一名员工玛丽·布雷顿写信寻找一名叫作亨利·迪博尔特的士兵。这名士兵属于俄亥俄州第27团A连，5月28日在佐治亚州的达拉斯阵亡。“他的坟墓距达拉斯约1.5英里，位于公墓旁，用墓板做了适当标记，”她解释道,“最好是金属棺材。尽快送来。”伊利诺伊州士兵乔治·穆尔的家人有着更具体的个人要求：“让殡葬师剪下他的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卫生委员会员工写道,“不要盖住他的脸，在遗体运出后通知我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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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转移战场的时候，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常常会为营地墓园做记录，以便人们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够找回死难者遗体。当1864年5月联邦部队从弗吉尼亚州贝尔普莱恩进行“基地转移”时，奥林奇·贾德（Orange Judd）搜集了此处详细的埋葬信息，并将它们汇集成一幅详尽的地图。这里的坟墓都标识以用薄脆饼干盒制成的墓板，墓板上用铅笔刻写了墓主姓名。但贾德担心，这些名字可能会轻易“被暴风雨或被敌人”——如果此地易手的话——“抹去”。他希望，他的努力将“使死者的朋友们能够找到图上标出的尸体”。他为26座坟墓绘制了草图，大多数都附以墓主姓名及所在团。尽管6具尸体的身份仍未甄别出来，但他提供了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描述：“大约23岁；黑发，面容机智，葬于5月15日。”在附近的罗亚尔港，另一座公墓的卫生委员会记录簿为23座坟墓绘制了地图，上面囊括了埋有一些士兵的三小块土地——在被救护车送来时，这些士兵的“口袋被洗劫一空，关于他们的所有记录都不见了”。躺在战场上时，他们不仅被抢走了财产，而且还被掠去了自己的身份。委员会工作人员报告说，联邦部队从周边地区撤离的日期日益临近，因此“坟墓被交由一位住在墓地南边的有色人乔治·史密斯保护，他将尽他所能对这些坟墓进行妥善管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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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受资源所限，卫生委员会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大多数丧亲者被迫依靠他们自己，以及由尸体防腐从业者、殡葬从业者与个体“工作人员”组成的新兴网络。他们跟随部队找活儿干，通过帮助那些不知该如何找到或取回死去的丈夫、兄弟与儿子的悲伤亲人来获取利润。殡葬从业者W.R.科尼利厄斯经常同田纳西州的卫生委员会合作，不过他也直接向死者家人提供服务。他宣称说，他“有几天成车成车地运走了上校们、少校们、上尉们与列兵们”，将他们运往联邦抑或南部邦联。有时，家人会请朋友们代为寻找失踪亲人并安排将他们运回；有时，他们也会自己出发——在到达战场时，他们常常不确定自己是来照顾一个受伤的人，还是来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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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3月，一收到儿子纳撒尼尔负伤的电报，亨利·鲍迪奇（Henry Bowditch）便立即乘火车离开波士顿。“生命垂危。立即赶来。”纳撒尼尔的一位堂弟兼战友在电报中说道。“当初次听到这一可怕消息时，我心如刀绞。”这位父亲写道。但在旅途中，鲍迪奇心生了一丝希望，“买了些书和报纸，意在给受伤的儿子带来些快乐”。然而当他踏上华盛顿的火车站月台时，一位前去接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纳撒尼尔的死讯。鲍迪奇，这位前一年秋天曾志愿在弗吉尼亚州提供医疗服务的杰出医生，被用火车与马车送往了马萨诸塞州骑兵第1团的营地。在那里，鲍迪奇与他死去的儿子重逢了。与纳特[60]同为军官的战友给鲍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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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讲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包括纳特在死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他所表达的信仰与希望。这些使鲍迪奇获得了一些安慰。但他仍发现，纳特之死几乎使自己瘫痪。“我不知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给妻子写道，“我似乎被这个消息震惊得目瞪口呆。”纳撒尼尔·鲍迪奇那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最终被运回故乡，并被葬于坎布里奇的奥本山公墓之中；在那里，纳特的坟墓上竖立着他手握军刀的石像。[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