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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试图取回并纪念他们的死者时，甚至那些有特权有地位的人也面对着挑战。亨利·鲍迪奇已为联邦部队救护车之匮乏、伤员无法得到更多一般服务而感到痛苦。如今，在自己儿子的死亡中，他看到了这种制度缺乏的直接后果——他的儿子曾躺在战场上无人照料。他承认，他的儿子之死对他产生了“更大的道德影响”，激励着他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在1863年秋印行的一本小册子中，他坚称国家对其士兵负有责任：“如果说天下任何政府都应如父亲般慈爱，那么，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美利坚合众国当局也当然应该如此——事实上，它的权力也的确全部来自人民。在行使权力时，它应满怀对士兵的慈悲。”鲍迪奇的论证不仅促使一个全面的救护车系统在后一年建立起来，并阐明了一个不仅适用于伤者，而且适用于死者的责任逻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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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斯坦利·阿博特胸部负伤。接到哥哥负伤的电报后，斯坦利的弟弟便在同鲍迪奇非常相似的情况下离开了家乡。虽然电报坚称“医生说并不致命”，但阿博特仍在第二天死去了。他的弟弟到的还算及时，因而能轻易找到他的坟墓。然而想要得到一个棺材却要难得多，因为数千名父母、妻子与兄弟姐妹也同样在寻找棺材。五天后，他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棺材，并将哥哥运回了家乡。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有约1500名北方士兵由私人通过快运送回了故乡，阿博特的哥哥便是其中一员。考虑到“公众的……健康”，联邦指挥官最终被迫禁止在8、9月的炎炎夏日挖掘尸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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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邦联军官的尸体，通常由陪同他们服兵役的奴隶找回并护送回故乡。1863年，超过6000名黑人随同李的军队进入宾夕法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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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部带了两个奴隶来的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Edward Porter Alexander）上校描述了战斗结束时的场景：“黑鬼仆人寻找主人成为了那晚的独特景象。”伊莱贾是艾萨克·埃弗里（Isaac Avery）上校的财产，他决心要将主人的遗体带回北卡罗来纳州。但在李撤退的混乱之中，他虽竭尽全力，却只能将主人的遗体带到马里兰州，并将它埋葬在那里。属于詹姆斯·约翰斯顿·佩蒂格鲁将军的彼得与属于威廉·多尔西·彭德（William Dorsey Pender）将军的乔则更为顺利。在主人阵亡于葛底斯堡之后，他们陪同主人的遗骸回到了故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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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快运公司以及它在南部邦联的对应公司——南部快运，在这场战争中生意兴隆。它们仔细详尽地制定了安全卫生运送尸体的规章制度。在内战初期，许多尸体都是装在木棺材中被运回家乡的。但天气与延误所导致的情形，促使亚当斯快运公司采用金属棺材。在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有几十个前来兜售寻找与运输尸体服务的企业家涌入这座小镇，约瑟夫·杰弗里斯便是其中一个。他为他那“保证密闭”的“金属棺材”做广告，声称它不仅符合运输要求，而且可以被置于“客厅之中，而不必担心有一丝臭味从中溜出”。一口运送马萨诸塞州R.G.古德温上尉的“用布包裹、用锌封里的棺材”，在1862年值50美元。即便对于一个家境较为殷实的人而言，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无怪一名运尸代理——或许还有更多——继续被供以木制棺材。这位代理因此建造了一座小墓园，用来埋葬他无法运送的尸体。在一个工作尤其繁重的星期，他在此埋葬了四十多人。在内战结束时，这些尸体最终被挖出并被运还给了他们的亲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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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蒂特姆战役中，纽约州人鲍恩·穆恩的姐夫威廉·索尔兹伯里遇难。前去寻找姐夫的穆恩不愿屈服于铁路公司的尸体运送条例。来自索尔兹伯里所在团的一名士兵描述了他那死去战友坟墓的周边情况，穆恩于是便设法从当地几位木匠的其中一位手中买到一口木制棺材——此时，这些木匠正在热火朝天地填补那突如其来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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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恩雇用了当地的一位农夫帮他挖掘尸体。尽管索尔兹伯里同另两个人共用一座坟墓，也尽管战斗已经结束了两周，穆恩仍能毫不费力地将他的姐夫认出。但铁路公司拒绝运送索尔兹伯里，坚称他们“不运送已开始腐烂的尸体”。这使穆恩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穆恩于是将棺材密封得严严实实，并贿赂了掌管行李的经理，最终成功地将索尔兹伯里的遗骸带回了故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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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前，一些美国人曾尝试使用将尸体置于冰块上的棺材来保存尸体。在内战中，亲人们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战争死难者带回故乡埋葬，这种新发明也因而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例如，斯汤顿运输公司便向1863年7、8月涌入葛底斯堡的平民发放传单，向他们允诺，它的新“运输箱使尸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状态，且无论怎样风吹雨打，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无论时间如何漫长，尸体的状态都如刚被放进去时一样”。这个箱子“如此设计，是为了使死者脸部露出来，以供人们瞻仰”。这个大活页广告还保证：“死者就好像在到达故乡当天死去一样。”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的构造使它成为一个便携式冰箱”。J.B.斯汤顿还向死者家属提供其他各式各样的服务：普通棺材、“尸体挖掘工、已经调查过整个战场的向导”，以及“除臭剂与部队的消毒师”。[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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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斯汤顿运输箱精密复杂的冷藏装置，也无法同由尸体防腐术传播所带来的尸体保存技术的进步相媲美。在19世纪头几十年，欧洲人发明了化学防腐程序。在内战前的几年中，美国人开始采用化学防腐程序，并为之申请了专利，使尸体防腐技术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在19世纪50年代，尸体防腐术的主要用途不是处理待葬遗体，而是保存解剖学与病理学研究中用于解剖的尸体。正是在内战期间，尸体防腐术才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地应用。这不仅改变了处理尸体的方式，而且还建立了一套程序，为殡葬业的出现与殡葬从业者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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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汤顿运输公司。“运斯汤顿运输公司。“运送死者！”的广告传单。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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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所关切的不单纯是些现实问题，如怎样防止尸体腐烂以便将他们运回故乡，美国人更不想忍受战争所造成的同故去亲人史无前例的分离。家人们试图使死去亲人看起来像活着一样，不只是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更是为了向他们道别。战争造成了对“善终”原则的威胁，而尸体防腐术则为亲人们提供了至少战胜部分威胁的方法。看到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处于一种像是睡着了的安息状态，这是对抗死亡之恐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抗其现实——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模糊生死界限的方法。尸体，至少那些未在战斗中丧失肢体的尸体，可以看起来像是活着一般，可以看起来像是要在新的生命中苏醒一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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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早些时候，人们运用尸体防腐术保存了罹难的联邦上校埃尔默·埃尔斯沃思（Elmer Ellsworth）的尸体，尸体防腐术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埃尔斯沃思曾是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助理。在内战中，他被南部邦联支持者杀害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在这个伤亡还尚不普遍的时候，媒体详细报道了他的死亡的方方面面——从他的英勇献身到白宫中的隆重纪念，再到他那宛若活着一般的尸体。为他做防腐处理的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成为了内战中最有名的尸体防腐从业者。他在华盛顿成立了从事尸体防腐的机构，以每人100美元的价格为超过4000名士兵做了防腐处理。这场战争使他成为了一个富有的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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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联邦还是南部邦联，通常都不为死去的普通士兵提供防腐服务。军医有时会为在军队医院中死去的杰出个人提供这种服务；由联邦政府签约雇请来帮助处理死难者的殡葬业者，也可能在向悲伤的家人或战友收取一定费用后，为其死者遗体做防腐处理。本着仁慈家长的精神，联邦军官有时会对罹难的下手的遗体进行特殊关照。例如，一名上尉便给波托马克军一个医院的一名护士留下指示：“致法尔茅斯基地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请你为我连队的列兵伊莱贾·克利福德的尸体做防腐处理。好好做，做完了就给我个信儿，我会立即付钱给你。我不希望你用很贵的方式进行防腐处理，但要好好做，因为我将把他送往费城。”对于一个列兵而言，能“享受”到“好好做”似乎已经很不错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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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邦联，尸体防腐处理要比在北方罕见得多。这无疑是因为，被联邦军攻入的南部不得不将精力更直接地集中于生存问题，而非细致地处理死者。但这场战争自始至终，尸体防腐从业者都在里士满的报刊上为自己的服务做着广告。他们声称愿意为死者做“消毒处理”，并将潜在顾客指引到他们在最近战役的战场上设立的战地办事处。威廉·麦克卢尔博士这样允诺那些“远方的人”：“死者的尸体”将被“挖出、消毒，并”从“南部邦联的任何地方运回家乡”。虽然直至20世纪南部殡葬业都远不如北部发达，其尸体防腐也不如北部广泛，但在1862年，南部历史最为悠久的殡仪馆——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D.A.迪乌吉德父子殡仪馆（D. A. Diuguid and Sons）——仍为1251名联邦和南部邦联士兵做了防腐处理，并将它们运回了故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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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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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的战场为北方和南方的殡葬业者都带来了兴隆的生意，首都华盛顿也在其1863年的《城市人名地址录》中加入了三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信息。住在宾夕法尼亚街451号的F.A.赫顿博士用了地址录的一整页为他的服务打广告。“经由我们做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不变黑！而是保存着他们自然的肤色与面容……以一种熟睡的面容供人瞻仰。”尸体防腐术能够将死亡转化为沉睡。像麦克卢尔一样，赫顿誓言要“尤其关注于找回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士兵尸体”。尸体防腐从业者既为自己做广告，也像托马斯·霍姆斯在华盛顿中心区、乔治敦与亚历山德里亚的殡葬业者在经营场所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展示已处理好的尸体——它们通常是从战场上找来的无名氏——来做广告。幸好，通过现存记录来看，还没有哪位母亲或妻子意外碰见正被某经营场所橱窗展示的死难亲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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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尸体防腐术越来越受到欢迎，但它却招致了人们的矛盾看法与怀疑。尸体防腐从业者常被指责进行敲诈勒索或行为可疑；此外，他们同死者的亲密接触也令人不安。一位北方记者带有揭露性质地描述了他同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接触。当时正处于1862年半岛战役期间，这位从业者尾随着联邦部队朝里士满进发。“他是一个平静严肃的人，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站在赤裸的……尸体旁，他让我联想到了贪得无厌的秃鹰……他的器具与橡皮管像人的心肺一样搏动，从颈部将接受防腐处理的尸体抽干……‘教授，你若是能让他活过来那该多好啊。’站在旁边的一个军官说道。从业者那干枯的皮肤上突然出现了惨白的皱纹。他露齿而笑，活像一具尸体一样：‘啊！’他说道，‘那么就有钱可挣了。’”公众对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不适，主要同这一金钱问题与他们业务所代表的令人不安的死人商品化有关。一位北方报人表达了他对内战中新兴死亡市场的沮丧。他报道了自己同一位野心勃勃但也开诚布公的尸体防腐从业者的对话——不过有人或许会怀疑，这至少部分是杜撰出来的：“‘我很乐意处理列兵。他们每个5美元。但是，愿主赐福与你们，一个上校出价100美元，一个准将出价200美元。这种人我手头已有很多了，我已经不再处理少校以下的士兵。’他补充道：‘我可以大发善心处理一个上尉，但他必须要付少校的价。我坚持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会每天都发生。一个世纪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了。’”似乎在任何意义上说，“大赚一笔”[61]都是手头要紧的工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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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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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阵亡士兵家属的悲愤抗议淹没了美国军队。他们相信，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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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旁营业的尸体防腐从业者欺骗了他们。1864年，一位身处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的军官向詹姆斯·A.哈迪督察抗议道：“我几乎周周接到针对这个或那个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抱怨……（军队的）医疗部将他们基本视作十足的讨厌鬼……他们在这儿所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欺诈的、勒索的。”在1863年的一个案子里，华盛顿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赫顿与威廉斯公司被送上了被告席。赫顿锒铛入狱，其公司记录也被查获。控诉方声称，这两个人经常未经死者家属允许便私自找回士兵尸体，并为其做防腐处理，继而向悲伤的亲人索要付款；此外，他们还威胁死者亲人，如果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就将挖掘尸体或拒绝将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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