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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秋，纽约州人蒂莫西·德怀特向陆军部长斯坦顿表达了对华盛顿一位著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理查德·伯尔博士的不满。德怀特声称，在自己因“失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而悲伤痛苦之际，理查德却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在陆军宪兵面前，伯尔为自己索要的100美元进行了辩护。他指出，自己的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将尸体从敌人步哨附近取回，并在枪林弹雨中走了几百码路才将它运回。他继而“用我的防腐液与木炭”为尸体消毒，并将其置于一个锌制棺材之中，密封，然后将它运回。他坚持认为，这些显然可以证明他的要价之正当。1865年1月9日，在接到大量投诉后，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宣布撤销所有尸体防腐从业者的许可证，并命令他们撤到战场以外。然而，尽管人们对尸体防腐极其不安，也尽管存在着对其从业者的广泛敌意，那分离死者与他们亲人的遥远距离，仍促使尸体防腐业继续存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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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是昂贵的。冰柜同样如此，前往战场找回亲人的旅途亦然。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着他们的穷兄弟姐妹所没有的可用来应对和抵抗死亡的资源。在内战的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别待遇几乎都被视作理所当然。但是，因为联邦政府承担起了对战争死难者的新责任，这种差别待遇开始遭到挑战。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赋权总统购置土地，“并将其安全地围起来，用来当作埋葬为国捐躯士兵的国家公墓”，以此来解决愈来愈多的尸体所带来的后勤问题。陆军部没有拨款或制定正式政策来实施这一立法行动，而是根据紧急情况的需要建立了一些公墓——主要位于医院附近，那里有着许多需要埋葬的死难者。但在这一法令条文的指导下，五座与其他公墓相比特点迥异的公墓在内战中建成。这些公墓埋葬着某一场特定战役的死难者，通常建于激战的间歇。这些公墓的其中三座（查塔努加国家公墓、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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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詹姆斯军团）”。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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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河国家公墓与诺克斯维尔国家公墓）由联邦将军建立；另外两座（安蒂特姆国家公墓与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由有其公民参与战斗的北方州合作建成。建立这五座公墓的每一座之努力，都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处理死者的需要。这些公墓旨在缅怀战争死难者，旨在纪念国家的阵亡英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尤其重要的转折点。那场血腥战役巨大的死亡数字显然是促成其建立的重要因素，但以下的事实也并非不重要：发生这场大屠杀的北方，发生这场大屠杀的葛底斯堡小镇，尚未有机会适应那已折磨了弗吉尼亚州两年的连绵战火所带来的恐怖。葛底斯堡战役将死者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北方平民面前——战斗结束后，他们大量涌入这一宾夕法尼亚小镇。或许更为关键的事实是，北方拥有那窘困的南方所没有的资源，来应对这种惨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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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葛底斯堡公墓的推动力，源于战役结束几周后州政府代表的一个会议。在那些有其公民在这场战役中死去的北方州的资助下，葛底斯堡的一名律师戴维斯·威利斯安排购置了一块与既已存在的一座墓园毗连的17英亩土地。在10月份，政府同承包方签订合同，后者以每具尸体1.59美元的价格将联邦士兵埋葬在这一新墓地中。11月，林肯前往葛底斯堡，参加这个新的士兵国家公墓的落成典礼。这一公墓以及那场被历史学者加里·威利斯（Garry Wills）认为“重塑了美国”的演说，标志着死者在公众生活中重获重要意义的开端。或许公墓布局本身便可解释这一转变背后的力量。葛底斯堡公墓如此布局，为的是使每个坟墓都同等重要。同林肯的演说一样，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的设计确认了无论军阶、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每位阵亡士兵都是平等的这一理念。这一理念远离了在处理战争死难者时普遍存在的因军阶与社会地位不同而差别对待的做法，甚至也同这一年晚些时候所建立的查塔努加公墓的政策不甚相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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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底斯堡公墓的建立，标志着这个国家在面对内战大屠杀时所产生的对待死者的态度与政策的重大转变。H.克莱·特朗布尔（H. Clay Trumbull）牧师曾论述了战争之需要所强授给南北美国人的“新课”——先前他们可能会认为不可思议的处理死者的方法，他们不仅容忍了，而且还将之付诸了实践。这些行为将人当作动物处理，因而使死难者蒙受屈辱；它们也使生者变得微不足道——生者们发现，自己正抛弃着那些有助于定义其本质自我的义务与原则。在内战埋葬的恐怖中，人们开始进行各种努力——甚至是在战斗之中——来抵制这些有害转变，来建立其他种类的“课程”，并使它们成为这个国家的战争经历之产物。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努力以各种方式改变死亡。这些方式既包括通过尸体防腐术来保存死者的尸体，也包括后来通过建立国家公墓系统、实施战后大规模重葬工程来改变为死者下葬的环境与条件——在北方，联邦政府资助了重葬工程；在南方，私人自发行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规模要比北方小得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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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对这些事务的职责，在葛底斯堡公墓落成仪式上首次极为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些职责重新确立了死者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关照死者及其死亡如今属于这个国家的职责，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亲人的职责。这些人为了国家能够存续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尸体——或如《哈珀新月刊》所言——他们“自我”与“留存的身份”的贮藏处，理应得到这个国家的赞扬与呵护。同生者一样，死者也在向一个——如亨利·鲍迪奇在呼吁建立全面的救护车系统时所宣称的——“一切权利源于人民”的政府提出要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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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士兵的自我与身份也是同他们的姓名分不开的。将内战死难者体面埋葬的工程所需要的不只是掩埋。寻找失踪者与为数万“无名氏”寻回姓名的工作，将被证明是这场战争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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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 ——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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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成百地被抛入万人坑的人们；被剥夺了一切可用供识别身份的物件，然后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士兵；被匆忙丢入匆匆挖好的坟墓的浮肿尸体；死于痢疾或伤寒继而被埋在战地医院旁的无名受害者；被炮弹炸成碎片的人们；被树林与沟壑隐藏起来任凭野猪、野狼或时间破坏的躯体——对这些内战死难者的处理，致使人们无法准确记述他们的信息。在那数量巨大的阵亡者没有得到埋葬与记录的情况下，数十万人（40%以上的北方死难者，以及比这一比例高得多的南部邦联人）没有留下名字便死去了。能够用以标识他们的，只是沃尔特·惠特曼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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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无法想象的。美国政府每年花费超过1亿美元用来寻找和甄别二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约88000名失踪者。对每位为国效劳的士兵负责，并将他们送回故乡，无论他们是死是活，这毋庸置疑是国家的职责。但这些想法只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战争经历了许多次变革。对待死者与失踪者的态度的变化，虽不如军事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变革来得那么猛烈，但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在战争中的做法与人们的战争体验——无论对士兵还是平民都一样。直至朝鲜战争，美国才首次建立起甄别并运归每位死去士兵遗骸的政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们才首次佩戴了用以识别身份的正式徽章，这种徽章后来被称为“狗牌”。直至内战，美国政府才首次创立国家公墓系统，并正式承担起纪念战争死难者的职责。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言，正是内战使“无名氏”的称谓变得“意味深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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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战争的死难者一直未能得到官方的关注，直至这场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850年。在这一年，联邦政府找到了750具士兵遗骸，并将它们重葬在新墨西哥城的一座美国公墓之中。这些尸体只约占这场战争阵亡士兵总数的6%，且没有任何一具遗体被甄别出来。然而，在内战期间，个人与公众的信念与行为逐渐改变了。这是一场由广大平民的军队而非职业正规军参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平民对国家的责任以甘愿献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场战争对奴隶制的进攻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对自我与身份拥有权的维护反映了人们对人类价值的信仰。无论对死人还是活人来说，这种信仰都隐含着另外的涵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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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以来诸多变化的核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获知一名士兵是生是死并为亲人提供这些消息，或以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来为丧亲者提供令人安慰的确定性。但在1861年，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南部邦联政府，都没有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北方与南方都采取了一些记录死难士兵信息的措施，要求部队医院填写表格，并将表格一式数份寄至华盛顿或里士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份表格、也没有任何其他官方信息是注明要寄给死者家人的。即便是想要实现将死者记录寄回首都的计划，也遭遇了令人生畏的阻碍。1862年，南部邦联军队军医总监塞缪尔·P.穆尔（Samuel P. Moore）感觉自己不得不发布一份通告，来谴责他的下属医官在记录死者信息问题上的“冷漠”态度。但他的训诫显然收效甚微。1864年1月，《查尔斯顿信使报》（Charleston Mercury）刊登了一篇总结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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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情况的文章。该报在文后总结道：“这些报告表明，军官们与军医们极其忽视报告士兵的死亡情况。”在北方，战地指挥官认为报告要求只适用于后方，因此陆军部在1862年4月颁布“通令”第33号，规定在战斗区域指挥官也应进行死者甄别工作。但正如我们所见，该命令运用了“尽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样的语言使这则通令看起来更像是热望而非命令，而事实上指挥官们也是这么看待它的。“通令”第33号并没有为落实它的目标作出规定，也没有派遣专门部队来履行登记坟墓的职责。同早前的命令一样，它没有规定政府与军队为后方亲人报告死亡消息的责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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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后方的人们都想方设法填补官方信息的空白。在每场重大战役结束后的几天中，联邦与南部邦联的报纸都整版整版地刊登那些人们急切等待的伤亡报告。南卡罗来纳人萨拉·帕尔默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后所写的信，反映了北方人与南方人共同的巨大痛苦：“我太急切地想见到报纸并得到K连的伤亡名单，然而我又害怕看见它。”尽管平民为等待消息而将报社与铁路枢纽挤得水泄不通，但众所周知，伤亡名单总是既不准确又不完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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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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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布的名单消息来源不一。有时，报纸会在某团死伤报告前加上一位牧师的声明，指出是他搜集了这些信息。的确，这在某些部队中是牧师的正式职责，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履行这一职责。在纳什维尔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位十分愤慨的护士抱怨道，那里的牧师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在玩“掷套环”。而许多团（南部邦联的半数以上，联邦军队的五分之二）压根儿就没有随军牧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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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名单常常是由军官出具的。在有些时候，代表慈善组织的平民承担起了搜集伤亡信息的职责。他们意识到，军官们太忙于解决活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无法将搜集死者信息作为首要任务。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救济机构的代表W.P.普赖斯试图建立一个正式制度。1864年6月，他从亚特兰大报告说，他已安排卡罗来纳诸团的上校定期向他提供伤亡报告，“我希望我能以此提供准确的名单”。但他继续说道，他的计划似乎无法实现了，因为“我得抱歉地说，有几封从战地寄来的（带有信息的）重要信件……未能送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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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名单常常附以一些声明,承认名单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完整的。1863年，南部邦联一份报纸报道说：“I连在战斗中损失了38人。其中的31人被敌人俘获。”这篇文章推测：“其余7人，一定是阵亡了。”被列在“轻伤”名单上的儿子或兄弟，结果常常是已经死去了；而一些被报告为“在战斗中伤亡”的丈夫，却在后来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家人面前。“有时，在收到亲属受重伤的报告后，家人会极其痛苦地焦虑数天。而事实上，他们的亲属未非如此，这样的例子我已听说了许多。”在给南卡罗来纳州一位焦急母亲的信中，南部邦联一名士兵写道。密西西比州第19团的马修·杰克·戴维斯令他的亲人为他担忧了四年。“据报道，我在被捕那天就被杀害了，”他讲述道，“我读到了我自己的讣告。”在威尔德内斯战役后，纽约州的约瑟夫·威利特急忙给他的妹妹写信证实自己的情况：“在读到这封信之前，你可能听说我已经遇难或受伤，但让我来澄清这一消息。”1863年，在听到弟弟的死讯后，《纽约时报》的创办者、报人亨利·雷蒙德便匆忙赶到弗吉尼亚州。他雇请了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但却没有找到他弟弟的尸体。因此，他前往部队指挥部打听消息。一位副官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询问，而是将他那不仅还活着而且状态还不错的弟弟带到他面前。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在北方列兵亨利·斯特鲁布尔曾停下来帮助过的一名士兵手中，人们发现了斯特鲁布尔的军用水壶。在那之后，斯特鲁布尔不仅被列入伤亡名单，而且被分配给了一个坟墓。内战结束后，在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斯特鲁布尔都会用鲜花装饰他自己的坟墓，来纪念这座坟墓中的无名士兵，抑或是来承认这样一种现实：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里躺着的，或许便是他自己。收到坏消息的亲友复述着、珍视着这样的故事，希望另一个有着幸福结局的故事能够发生，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否认死亡的现实与定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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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伤亡名单更可靠、当然也更令亲人安慰的，是私人信件。依照传统，这种信件通常由死者最亲密的朋友或上一级部队长官写给其亲属。但战场上的士兵通常要等好几个月才能腾出时间、找到适当环境，或恢复体力来写这封信。此外，这种通信也与邮政服务的状况密切相关。在南部邦联，随着时间推移，邮政服务变得愈发不可靠了。南方人抱怨说，截至1864年，里士满有太多邮政工作人员都被征到军队里去了，以至于弗吉尼亚战场同后方的邮政服务已彻底中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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