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79720
1706279721
在《父亲，快从田地里上来》一诗中，惠特曼构想了一个收到了他所写出的那种信的家庭。在俄亥俄那“生气勃勃、美如画卷”的秋天，“丰收悉至”。苹果和葡萄成熟了，小麦等待着人们收割。但就在这生活的丰收时刻，战争“收获”了死亡的消息到来了。一封家书寄到了这个农场之家，但写信的人却不是他们的儿子皮特，而是另一个人。这封信报告了皮特的枪伤，但并未提及那更可怕的事实——在这封信寄达之前，“他已经死了”。来复枪摧毁了皮特；而这封信，则摧毁了他的母亲。[36]
1706279722
1706279723
葛底斯堡医生约翰·奥尼尔未曾给丧亲的家属写过信。但当他走遍葛底斯堡小镇探访病人时，每遇到一个南部邦联人的坟墓，他都会记录下它的墓主姓名与地址。这些墓主已经死了，已经无法挽救了。尽管如此，仍有一种责任感，促使约翰记录下他们那常常是仓促的埋葬。他希冀在未来的某天，他能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家人或朋友。约翰有一本题为《医师从业手册》的装订成册的潦草日记。在病人的姓名与所患疾病旁，约翰写下了南部邦联死者的名单，包括他们所在连、所在团以及坟墓位置：“第二军公墓，施瓦茨的谷仓后：第1，克鲁·J.，K连，佛罗里达州第8团；第2，法默·N.，G连，北卡罗来纳州第7团，死于7月26日。”[37]
1706279724
1706279725
为了获取死伤者的消息，人们并不只是坐等书信的到来或伤亡名单的公布；他们也利用新闻媒体来打探或分享消息。在南部与北部，平民都通过刊登私人广告来讲述战俘的情况与失踪者的命运。人们用这些布告来沟通被内战分开的南方与北方——为南方人提供北方的消息，或为北方人提供南方的消息。例如，在1864年，里士满的一家报纸刊登了联邦将军本杰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的一则布告，旨在引起一位南部邦联海军军医的注意。这则私人广告写道，这位海军军医的儿子与一个朋友还活着，他们已于6月末被俘。“他们都很好，现被关在波因特卢考特的联邦战俘营。我冒昧地写下这则告示，以消除你的忧虑。”他继续说道，他已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同这位年轻的战俘讲了一些话。几乎可以肯定，巴特勒与这位南部邦联军医在战前便已结识。友情与人道主义的纽带在这一事例中结合在了一起，共同造就了这两位战争失踪者的信息。在里士满的一家报纸上，一则私人广告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尊敬的R.W.B.：您的儿子纳特现在波因特卢考特的监狱，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我将毫不拖延地满足他的一切愿望。”罗伯特·巴恩韦尔（Robert Barnwell）家族的这位不知名的北方朋友，不仅以信息提供了及时的宽慰，而且还承诺：在纳特被监禁期间，他将为这名囚徒提供联邦战俘营所欠缺的食物。
1706279726
1706279727
《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不但开设了刊登原始布告的专栏，还从里士满的报纸转载其他布告。1864年2月，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的威廉·雷瑟尔正在努力寻找儿子的消息，以“解除……（一个）悲伤父亲的焦虑”——据报道，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受伤。莫比尔一家报纸从《纽约每日新闻》转载了一个北方亲戚的问询，南方人威廉·史密斯对此作出了答复：“我们都很好，萨姆哥哥
1706279728
1706279729
7月17日在维克斯堡去世了，死于战伤与伤寒症。我爱你们。”报纸专栏代替了难以穿越军事分界线的私人信件。“美国步兵第15团M连的小沃尔特·法南中士”的“朋友们”一直满怀希望，他们试图得到关于法南中士的确切消息。他们刊登了一则问询，请“里士满当局”确认，据报道在两周前死于弗吉尼亚州一家医院的W.法纳姆，是否正是沃尔特·法南。[38]
1706279730
1706279731
南方与北方绝望的家人们，都成百上千地涌向战场，亲自寻找失踪的亲人。观察者们描述道，铁路枢纽挤满了寻找亲人信息的狂乱家属。在安蒂特姆战役后，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总是担心儿子会受伤死掉。在匆忙赶往马里兰州时，他描述了许多前往前线寻找亲人的人都必定体会过的希望与恐惧相互交织的情感。尽管做了最坏打算，老霍姆斯最终发现这位年轻的上尉还活着。他将自己变化中的期待描绘成了急剧变化的现实：“我们的大儿子死了，但现在又活了；他失踪了，现在又被找到了。”生死的界限似乎既相互渗透又捉摸不定。[39]
1706279732
1706279733
在找寻父亲、兄弟、丈夫与儿子的人群中，有许多都不曾得到霍姆斯的幸福结局。在1862年9月的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三个月后，弗吉尼亚州的范妮·斯科特开始了对儿子本杰明的寻找。1863年初，她给罗伯特·E.李写了封信。李将这封信越过战线转寄给了联邦将军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后者答应将让联邦军医总监查阅马里兰州的医院名单。在给斯科特女士的回复中，李附寄了胡克的回信，并表示希望“你能听到你儿子的好消息”。然而，两个月后，李向斯科特女士转寄了一封在休战期间收到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对所附信函所提及的人进行了仔细问询，但无论在任何一家医院中，或是在叛军战俘登记簿上，我们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几天后，范妮恳请李允许她前往联邦阵线亲自寻找本杰明。但她的努力显然毫无成效，因为在战争结束时，她仍在寻找着儿子的信息。战争结束时负责交换战俘的联邦将军E.A.希契科克（E. A. Hitchcock），文雅地回复了斯科特女士1865年7月15日的询问：“鉴于安蒂特姆战役已经过去很久了，且您在此期间一直未曾收到您儿子的来信，我很抱歉地说，我们估计他已在那场战斗中阵亡。如果他还活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想办法让您知道这一事实。”[40]
1706279734
1706279735
斯科特的事例展示出了内战失踪者问题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它表明一个人彻底消失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许多平民感觉难以捉摸的情况。如我们所见，这场战争的规模对记录保存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以致许多士兵从未能被甄别出来，毫无疑问这都是因为人们无法将尸体与其姓名对应起来。但内战死亡的另一方面也造成大批士兵的身份无法确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原因更显著地造成了大量的无名士兵。内战有时不仅是抹去了士兵的姓名，而且是彻底消灭了他的整个肉体，根本没有留下可供确认其身份或可供埋葬之物。一位联邦牧师曾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描述道：“难以看出那些小碎片是人体的哪一部分。”一名士兵惊恐地写道，他的战友简直是被“炸为尘粒”。许多内战士兵的的确确消失了。在这第一场现代战争的炮火下，他们的肉体人间蒸发了。这可能便是本杰明·斯科特的命运。平民感觉这一结果不可理解，但目睹过战斗的毁灭性的士兵，却十分明白一个人瞬间转化为无物的真实。在肉体与灵魂不朽的观念影响下，肉身解体带给人们的是困惑与痛苦，而肉体的消失也使寻找死者姓名的工作变得愈加重要。[41]
1706279736
1706279737
范妮·斯科特的故事也表明，即便是在民族分裂的战争时代，死亡仍有着团结各方的力量。李将军并没有不愿屈尊去关心一个无名小卒的阵亡——虽然有人猜测，斯科特并不是一个普通士兵，而是属于一个社会地位较高、人脉较广的家族，因而得到了李的同情。在这场全由美国人参加的战争中，美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引人注目地表现了出来——李立即同他的北方对手通信，而后者也立即果断地礼待了敌人的问询。虽然双方都正谋划着即将在钱瑟勒斯维尔展开血腥对抗的春季战役，但李与胡克发现，在帮助绝望的斯科特女士寻找儿子消息的事情上，他们站在了同一立场。杀死敌方士兵是两位将军和双方军队的目标，然而丧亲之痛却能以共同的目的将他们团结起来。[42]
1706279738
1706279739
截至1865年，范妮·斯科特的儿子已经去世三年了，但她仍在打听着儿子的消息。这告诉我们，获得关于失踪者命运的确切信息的需要，是多么强大而坚韧。希契科克将军写给斯科特的信似乎反映出，这位将军有些怀疑，她还并不能使自己接受那个他认为既无法否定又无法避免的可怕结论。然而，范妮·斯科特的故事不仅表明死亡具有团结民族的力量，它也展示出死亡对丧亲者强大、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失踪者的生死一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这场战争结束九年后，R.L.利奇女士仍在打探，在儿子被送上弗吉尼亚州一艘医院船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无法承认儿子已经死的事实，她坦承：“我们有时认为他现在住在某家精神病院。”因为没有更多关于儿子的消息，她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即便她承认，“若是得知他已死去了，自己会好很多”。简·米切尔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收到一名士兵的来信。这名士兵在信中说，当他埋葬一具用毯子包裹着的尸体时，他发现尸体衣服上别的小纸片上写有她儿子的姓名。但她从未见过这具尸体或找到那座坟墓，她也从不相信那真的是她的儿子。“我想找到那座坟墓，”她写道，“很多年后，我才打消了他将在某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奢望。我曾告诉自己他被敌人俘去，并被送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总有一天他将回到家乡——我知道我的想法很愚蠢，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抱有这种期待。”没有可供甄别的尸体，致使这些妇女陷入了永久的不确定与美好的幻想之中。有了这些幻想，这个世界对于她们而言便是可以忍耐的了。[43]
1706279740
1706279741
1868年，联邦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Montgomery Meigs）决定将一名1864年5月死于华盛顿一家军事医院、身份无法确定的士兵的照片刊登在一些北方杂志上。在那之后，梅格斯收到了大量反馈。丧亲者的希望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
1706279742
1706279743
1706279744
1706279745
1706279746
“一位无名士兵”。从“一位无名士兵”。从一张灵床照片复制而来，在寻找他的亲人时被刊载。《哈珀周刊》，1868年10月24日。
1706279747
1706279748
现。当到达军事医院时，这位士兵已十分虚弱，无法给出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如果不是因为他还拥有360美元这么一大笔钱，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马上就会把他忘掉。在他死后，负责这家医院的军医安排工作人员为他照相。在陆军部的要求下，新闻机构将这一肖像进行了复制。寻找其身份的公告指出，这位死者还曾留下了一个小孩的玻璃版相片。妇女们的书信像潮水般涌入梅格斯的办公室。虽然的确有些人是冲着钱来的寻财者，但大多数人都展现出一种令人心酸的歇斯底里，以致很难令人怀疑她们那痛彻心扉的真实性。伊利诺伊州的珍妮·麦康基女士给梅格斯写信说，这位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是她的儿子。自打1862年，她便再也没有收到过儿子的来信。但她似乎意识到，她的希望是徒劳的。她很难解释那个小男孩儿的照片，因为她的儿子还没有孩子。但她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之所以带上那个照片“是因为他很喜欢孩子”。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妇女说，自己听到的最后一个关于丈夫的消息是，他被关在了安德森维尔的那座臭名昭著的邦联监狱。因为无法得到任何有关丈夫命运的信息，她“长期因焦虑而精神恍惚”。玛莎·多特给梅格斯写信解释道，据报道，她的丈夫1863年在从一座监狱转移到另一座监狱的途中被射杀，“但那不一定是真的。错误时常会发生”。关于小孩相片的报道，让她又燃起了希望，因为她丈夫曾带了一张他们儿子的相片——相片中的儿子3到4岁，穿着格子花纹的长
1706279749
1706279750
1706279751
1706279752
1706279753
亨利·克莱·泰亨利·克莱·泰勒。摄于他的25岁生日。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1706279754
1706279755
1706279756
1706279757
1706279758
“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国会图书馆。
1706279759
1706279760
裤，双手插在兜里。她在信中附寄了50美分，想要得到这张相片的副本。梅格斯办公室退回了这笔钱，原因是这张相片不符合她的描述。[44]
1706279761
1706279762
这位神秘士兵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照片中的孩子也永远得不到他父亲死亡的细节，以及那360美元的遗产。但这位无名氏却成为了妇女们宣泄绝望的催化剂。她们代表了内战中成千上万的后方亲人，这些亲人不仅被夺去了丈夫、兄弟与儿子，而且还被剥夺了那使他们能够去哀悼的信息。那些给梅格斯写信的妇女，她们那有限的期待令人不寒而栗：她们努力认领为丈夫的人已经死去；她们已不再期望找到一个活人；她们所敢于希冀的，不过是摆脱那笼罩在她们生活之上的、使她们心力交瘁的不确定。一位曾帮助许多平民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寻找亲人的葛底斯堡学院教授，切中肯綮地描述道：“痛楚的内心中那由不确定所带来的空虚，仍旧无法被积极的消息所填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失踪”的不仅是士兵个人，还有关于他们的信息。那些早已放弃寻回活着的失踪亲人的人们，仍急切地找寻着他们生、死与埋葬的细节。
1706279763
1706279764
1863年9月，威斯康星州丰迪拉克的J.M.泰勒之子在奇克莫加被俘。在那之后，同范妮·斯科特一样，他也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儿子的信息。25岁的亨利·泰勒起初被囚禁于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在那里，他试图将微型书信藏于将被偷运回北方的纽扣，来同父母取得联系。因为战俘交换工作暂停了，早前希望亨利能回到家乡的希望破灭了。在那之后，亨利又被送往了南方。数月的监禁与食物匮乏造成了战俘的死亡，亨利也患上了痢疾与结核病。到了1864年的夏天，他的父母听说，他被送往了查尔斯顿的一家军事医院。自从亨利被俘以来，他们一直能不定期地收到关于他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如今几乎中断了，直至这年10月，一名联邦狱友从南卡罗来纳州写信说，亨利快不行了。“我想您应该已经知道情况了。”这名士兵解释道。九天后，泰勒收到了这封穿越军事分界线的书信。“这封信几乎成为了我的孩子。”这位父亲说道。他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问询，努力从越狱的与被释放的战俘那里以及南北方的军官那里获得信息，来终止“令人痛苦的焦虑”。在11月中旬，泰勒听说，据报道有两名联邦军官自称是他们埋葬了亨利。现在，假定亨利已死的泰勒便向他们写信，继续询问一些细节：“请您记住，有关我们亲爱的儿子死亡的哪怕是最琐碎的细节，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12月27日，泰勒收到亨利从前另一位狱友的来信。这封信确认，亨利已于10月3日死于查尔斯顿。但这封信不像官方通知的那样，能够满足泰勒得知一切关于亨利最后几天情况的愿望，这封信也无法使泰勒能够——如他所言——“结清儿子同政府之间的账”。他继续写
1706279765
1706279766
信寻找这类证据，以及亨利的那些“将被当作遗物保存”的物品。在亨利去世前不久，泰勒曾给他寄去了25美元金币，泰勒尤其关心这25美元金币的返还；他也十分关心付给亨利的“仆人……一位名为萨姆的黑人”的报酬——1863年，亨利曾写道，萨姆“像狗惦记着主人那般惦记着我”。查尔斯顿刚一落入联邦手中，泰勒便着手将亨利的遗体运回故乡。[45]
1706279767
1706279768
在内战中，约9%的死难者死于战俘营，亨利·泰勒正是其中一员。1863年中期，为回应南部邦联对被俘黑人士兵的虐待，北方暂停了定期交换战俘的工作。像亨利一样，许多死于战俘营者都是在这之后死去的。这场战争迅速演变为一场消耗战，人数上的优势使得战俘交换对北方不利。但随着战俘规模的迅速膨胀，南北双方的监狱条件都变得日益糟糕，使北方士兵和南部邦联士兵历尽折磨。双方都未曾料到需要囚禁如此多的战俘，也没有哪一方准备好了足够的食物、住所与医疗服务。在这场战争期间，共有194743名联邦士兵与215865名南部邦联士兵被俘，前者中的30218名与后者中的25976名在监狱中死去。如一名战俘所言，内战中的监狱的确是“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46]
1706279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