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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J.M.泰勒收到了亨利的一位老战友的来信，这封信是对泰勒不久前问询的答复。这位老兵指出，自己如今已头发花白，坦承自己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查尔斯顿那座医院的布局，因而也无法回答泰勒有关亨利最后几天情形的问询：“或许其他一些战友能记得更多情况。”30年的光阴也许已经让这名士兵将这场战争抛诸脑后，但这位父亲却不能。那能令他宽慰的“事实”，仍无法得到确认。[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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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内战使人们关于对死者承担责任的态度与行为发生了重大改变。军队处理死者的程序本身便开始反映出这种转变。186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建立一套新的处理死伤者的组织原则。这一法案首先指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坟墓登记的分队，而在此之前，政府只是假设各部队可以派遣前线的士兵来执行埋葬任务。1864年，在南部邦联将军朱巴尔·厄尔利（Jubal Early）袭击华盛顿旁的史蒂文斯堡期间，在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的带领下，这一新部队成功甄别出联邦军队每具遗体的身份，并为每座坟墓做了记录。但在内战的最后几场战役中，联邦没有足够人手来组建坟墓登记部队，这一努力便被弃置了。尽管如此，它仍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同国家公墓系统起初几座公墓的建立一样，坟墓登记部队的派遣标志着政府日益意识到了，它应当对在战俘营中与战场上遇难的士兵——不只是他们的肉体，还有姓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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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之中，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成为了北部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使得人们无法逃避对每位士兵个人命运与身份的关注；纪念死者同尊重生者变得不可分割。但这些改变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却是妻子们、父母们、兄弟姊妹们与孩子们的巨大痛苦。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亲人的死亡没有得到记录，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得到承认。美国内战发生于一个刚刚开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人道主义时代。“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容易为人类悲惨景象所触动”，一位北方救援工作者以此解释，为什么“无论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基督徒”，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士兵忍受他们在“从前一切战争中”所遭受过的痛苦。在这一时代，家庭的纽带被歌颂赞美，被赋以浪漫色彩；在这一时代，人们相信，它拥有足够的能动性、责任以及科学知识，来减轻苦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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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内战的巨大规模，小规模的个人干预，乃至企业家的临时参与都无济于事。美国人于是向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这两个新兴慈善组织求助，并最终诉诸日益增强的国家权力与责任。从1864年冬天到1865年早春，联邦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甄别无名死难者的需要也变得日益迫切。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将会开启一项甄别与重葬死者的工程。这一工程将重新界定国家对死难者的责任，也将重新定义作为人类自我的永恒贮藏处的姓名与肉体之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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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五章 接受：平民与哀悼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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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面对战争之肆虐更令人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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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本·艾伦·皮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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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屠戮了士兵也残害了百姓，不计其数的非战斗人员直接死于这场冲突。这场战争的环境为普通美国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死法：死于超出士兵与战斗范围的暴力，死于从军营传播出去的疾病，死于席卷了广大美国民众——尤其是南方民众——的困苦与匮乏。用林肯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人民的斗争”，而人民也因此遭受了它的各种残酷所带来的苦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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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交战从不严格区分后方与前线。它肆虐于农场，横行于村落，侵袭了葛底斯堡的桃园与夏普斯堡的玉米地，也将无数教堂与住宅化为灰烬。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一位卧床不起的老寡妇朱迪丝·亨利被一颗炮弹炸死。在为受伤士兵揉面做面包时，20岁的葛底斯堡人珍妮·韦德被一颗穿过前门而入的来复枪子弹打死。在玩弄一颗在田地中发现的炮弹时，住在安蒂特姆附近的年幼的阿尔瓦·舒福德被炸死；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还有一名男孩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在1863年维克斯堡之围中，据估计有20名妇女死于战火。但一位观察者指出，平民因“供给之匮乏”而遭受的苦难，事实上远多于因“受到炮火猛烈袭击”而遭受的苦难。当联邦炮舰朝纳奇兹与巴吞鲁日开火时，当联邦部队围攻彼得斯堡时，当北方佬同南部邦联人争夺谢南多厄河谷时，甚至在马丁斯堡街道的肉搏战中，都有平民死亡。在里士满一家兵工厂，超过40名女工在1863年的一次爆炸中丧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另有15人在相似情况下死亡。“谢尔曼进军”的攻击目标是财产而非平民，尽管如此，仍有平民因此死亡。例如有一位80岁的赶骡老人，他因拒绝服从一位联邦上校停下来的命令而被射杀。“那是这场战争中的意外事件之一。”一位北方士兵若无其事地报告说。几乎每次军事行动都有平民被卷入其中，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便是“附带损害”。然而无论在那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人试图为这些死亡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或统计。在一个军事记录本身都有缺陷和不完整的年代，没有人会想着为平民做记录。平民的死亡一直是轶闻甚或传说的素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战争中未被公开承认的伤亡者，他们的死亡要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暗示的更为令人震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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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也同暴力一样威胁着平民。那些造成军队中大多数死亡的疾病，也同样造成了平民的死亡。内战造成了人口大规模移动，使他们充当了致命疾病的携带者。军营中盛行的传染病与流行病传播到了周边民众中间。例如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的居民便确信，他们那令人虚弱的“热病”，源自位于丹维尔的一座战俘医院。费城方面曾报告了一起天花流行疫情，这似乎同在那里驻扎的大量军队得了此病有关。1862年秋，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出现了近500起黄热病与疟疾病例。当地医生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军队建造胸墙增加了城市周边死水坑的数量。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后，马里兰州的家庭为他们对伤员的慷慨照料付出了代价。亚当·迈克尔写道，1862年的整个秋天，他将自家起居室改作了一座医院，“我的三位家人因此……染病。11月25日，母亲死于这个疾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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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北逃亡的过程中，追寻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经常会患病。为了给数万名逃入北方控制区的奴隶提供必需品，联邦军队建立了后来被称为“违禁品营地”的场所。这些营地的主要居住者为妇女、儿童与老人，他们多是为联邦军服役的黑人男子的家属。他们中间有着极高的死亡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营地生活条件过于糟糕。卫生委员会的一位观察者将这些营地描述为“物资极其匮乏、生活极其痛苦”的场所。1864年，在纳什维尔旁的一座营地，仅三个月内便死掉了四分之一的居住者。许多逃往自由之地的黑人，还没有享受到自由便死去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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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南部，白人平民纷纷议论着明显增高的患病率与死亡率。高患病率与高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挣扎求生的南部邦联，经济窘况持续恶化。“如此之多的人都在死去，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向前线的丈夫报告后方消息时，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妇女写道。1864年，一则代表纳什维尔周边妇女与儿童难民的呼吁书指出，“去年春天，儿童的死亡率高得可怕”，并表达了对“妇女与儿童人口”急剧“减少”的担忧。由亚拉巴马州兰道夫县的46位居民呈递给杰斐逊·戴维斯的一封请愿书确认，截至1864年，“饿死人的事绝对发生过”。南方人承认，战争所带来的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压力，都造成了人员伤亡。一名弗吉尼亚州医生感觉到发病率与死亡率在急剧攀升，他试图为自己的这一感性认识做一番客观衡量。他估计：“非战斗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比战前高出了30%。”如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妇女所言：“在内心遭受如此沉重压力之时，身体有时会垮掉，这并不奇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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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那些最有特权、最有名望的人，也无法免受战争所带来的疾病的侵袭。在去军营探访父亲时，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9岁的儿子不幸得了伤寒，继而死去。为了陪伴他们的父亲，南部邦联将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James Longstreet）的两个孩子踏上了前往里士满的旅途。刚一到达这个拥挤的战时首都，这两个孩子便染上了猩红热，继而使朗斯特里特失去了两个年幼的孩子。1862年，11岁的威利·林肯死于伤寒，这十有八九是因为波托马克河沿岸驻军的军营污染了华盛顿的水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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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尤其危险的地方。护士、护士长与其他医疗工作者，常会染上他们照料的病人所携带的、抑或被污染的共用水源所造成的疾病。在波托马克军团的医院，联邦将军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的妻子阿拉贝拉染上了斑疹伤寒，继而死去。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因为工作条件较差、职业要求特殊，护士们——其中以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最为著名——经常成为伤寒、天花甚至是心力衰竭的受害者。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落入联邦军队之手后，从安德森维尔监狱与弗洛伦斯监狱释放出的战俘挤满了那里的医院，掀起了新的流行病浪潮。五位从北方来的“女护士”，有三个生了病，两个死去；一名牧师与其他医疗护理人员也是非死即病。这座长期饱受苦难的小镇的居民也必然受到影响。没有数据或系统的记录能证明战争所带来的疾病对非战斗人口的影响，但平民——尤其是南部的平民——却对疾病的杀伤力没什么怀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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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夏洛、安蒂特姆、葛底斯堡与威尔德内斯这样规模巨大的战役构成了战争舞台的中心与焦点，它们常常遮蔽了那些不可避免会裹挟平民的、广泛持久的小规模遭遇战、游击行动与城市骚乱。这些冲突中的一部分，很自然源于这场战争。在整个南部的农场与种植园上，因为目睹了白人统治的削弱，预料到获得自由的可能，奴隶们受战争爆发的鼓舞，开始对自己的受奴役地位发起挑战。一些奴隶努力寻求复仇或维护一种新的力量感，而将他们的主人置于死地。玛丽·切斯纳特（Mary Chesnut）曾描述了在年迈的贝齐·威瑟斯庞被她的奴隶闷死之后，那席卷了南卡罗来纳州最上层社会的恐惧。在弗吉尼亚州，一名16岁的女奴决心不要再忍受鞭打，她用一根栅栏袭击了自己的女主人，然后将她窒息致死。为了维护统治，主人们也反过来杀害奴隶。在纳奇兹附近，焦虑的白人吊死了30个奴隶，这些奴隶被怀疑借战争爆发之机策划一起反抗他们主人的起义。在纳什维尔一些医院工作的一位北方妇女听说，一名“大约9岁的黑人男孩死于他女主人的一顿暴打”。这位女主人之所以殴打他，是因为她“对他母亲为追寻自由而逃跑一事感到愤怒”。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些男性奴隶逃去加入了联邦军队，他们的主人便对他们留下的妻子进行报复。有帮助北方佬嫌疑的奴隶，成为了南方白种人发泄盛怒的特定对象。当谢尔曼的部队到达南卡罗来纳的达灵顿时，镇里的一名小女奴高呼：“感谢主，北方人来了！”她因而被白人绞死。在整个南部，奴隶同奴隶主围绕着这个特殊制度的前途展开了一场既公开又隐蔽的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它自己的未被确认的伤亡名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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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灵顿法院与用以吊死黑奴埃米“达灵顿法院与用以吊死黑奴埃米·斯佩恩的那棵美国梧桐树”。《哈珀周刊》，186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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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暴力不仅限于南部。北方人为这场战争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代价感到怨恨，这种怨恨扰乱了公众安宁。最引人注目的是1863年7月采取抽签征兵办法后纽约市的骚乱。在那时，战争的目标已明确转为解放黑奴，而新通过的联邦征兵法则会将更多白人引入这场解放战争。这引起了白人平民的愤怒。他们先是猛烈攻击政府大楼，继而又对非洲裔美国居民进行残忍迫害，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狂怒。五天的暴力以这样的结果收场：有色人种孤儿院被焚毁，11名黑人遭私刑处死，超过100人死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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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其他地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暴力的侵扰。在那些平民被划分为不同阵营的地区，事态尤为严重。东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以及密苏里州边境地区，都曾经历过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浑然一色的游击战。在东田纳西州，原始浸礼会的一名牧师被分裂主义者杀死在家中；联邦主义者声称，有几个妇女拒绝透露她们那忠于北方的丈夫的下落，因而被南部邦联人绞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谢尔顿·劳雷尔，南部邦联人射杀了15位男性平民，包括几位年仅13岁的男孩儿。南部邦联支持者火烧了堪萨斯州的劳伦斯镇，而联邦指挥官则命令部队清空并摧毁南部邦联的四个县，以此作为报复。在密苏里州，支持南部的游击队员恐吓着平民，并为杰西·詹姆斯（Jessse James）的战后暴力事业提供训练场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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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大多数平民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战争创伤，并不如朱迪丝·亨利、珍妮·韦德、游击队暴力受害者、甚或流行病受害者所感受到的那般直接。大多数非战斗人员对战争残酷影响的感受，并非通过自己的疾病或死亡，而是通过他们所亲近的士兵所遭受的苦难。士兵在战场上遭遇的死亡横祸，不仅摧毁了士兵个人，而且使他的亲朋好友也满怀痛苦与凄凉，令他们也成为了战争的伤亡者。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亡命浅滩》一诗，描绘了人们对战争损失的普遍理解。在这首诗中，他模糊了后方与前线、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战争所带来的肉体创伤与精神创伤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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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了那位身处南部的北方士兵的子弹，继续着它的死亡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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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子弹急遽奔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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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奔向遥远北部的一座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