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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将在一个完美而欢乐的国度重新创建世俗关系。作为生命终结的死亡并不存在。1863年7月刊登于费城一家畅销杂志上的一首诗歌，果断地抹去了死亡这件事情，即便在不到100英里远的宾夕法尼亚小镇，6000名士兵正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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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死亡！星辰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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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某个更美丽的海滩上升起；它们在天上镶满珠宝的皇冠中放光它们永远在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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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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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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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不朽的灵魂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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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整个无边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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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生命——所以，没有死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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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在内战死亡话语中占据着突出地位。这部分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它逐渐成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于1758年出版的《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一书，标志着天堂概念开始背离其传统特点：因禁欲而令人畏惧，远离尘世及其物质性，以及高度以上帝为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现代的天堂概念——除了完美，它几乎无法同凡尘分开，或者说它和凡尘没有什么不同。斯韦登伯格写道：“一个人死后同他生前没什么两样，以致他意识不到他已不在先前的世界了……死亡只是一种穿越。”同时，地狱也愈发不是人们担心或恐惧的对象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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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教派，斯韦登伯格主义在美国宗教生活中从来都只是处于边缘地位。但斯韦登伯格的观点在美国却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从约翰尼·阿普尔西德（Johnny Appleseed）到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再从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到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的美国人，都曾褒奖过他的影响。“这个时代是斯韦登伯格的。”爱默生在1858年宣称。斯韦登伯格主义思想给超验主义打上了一个显著烙印，并促使全美国各教派都趋向于对天堂持有一种更为温和的看法。正如历史学者詹姆斯·H.穆尔黑德（James H. Moorhead）所证明，在19世纪的下半叶，“传统上同生命终结相联系的消极形象”得以削弱。一种几乎影响了整个新教思想的新的死后世界观，“试图缩短活人世界同死后世界的距离，甚至试图将天堂视为今生的一个更为绚丽的边缘部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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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内战开始时，这种转变尚不完全。在其内战期间所写的诗歌与书信中，埃米莉·狄金森表达了对死后生命令人生畏的性质的担忧：“天堂太冰冷了！”“我不喜欢天堂——因为那里每时每刻——都是礼拜日。”而实际上，有这样担忧的不只狄金森一个。随着战争使灵魂不朽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得到更广泛关注，天堂观的转变也加速了。历史学者科琳·麦丹奈尔（Colleen McDannell）与伯恩哈德·兰（Bernhard Lang）指出，在1830年至1875年间，美国先后出版了50多本关于天堂的书。但这一总数不包括小说，数十本印成小册子的、以天堂作为中心主题的葬礼布道词，许多有着类似《天堂，上帝的住所》（它出现在《南卡罗来纳人日报》1864年的专栏中）标题的报刊文章，以及谈论死后生活性质的广受欢迎的韵律诗（例如《哈珀新月刊》刊登的《死后》与《登山》）。《哈珀周刊》于1863年宣布，威廉·布兰克斯（William Branks）《天堂，我们的家》一书再版，声称它有可能成为“新的慰藉来源”，并报道说它“十分畅销”。该书是布兰克斯在这些年写的关于天堂的三本书之一。据历史学者菲利普·肖·帕鲁丹（Phillip Shaw Paludan）统计，仅在内战后的十年，便出版了将近100本关于天堂的书。死后世界的地理与社会状况依然广受关注，因为即便杀戮停止了，损失与悲伤仍旧存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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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世界人类关系的命运是这类作品尤其关注的议题，也是人们在努力应对死亡时尤其关注的议题。如果说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那么它也不应再是别离。早前的天堂景象几乎完全以天国中上帝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甚至到了否认家庭与友谊的世俗纽带仍旧存在的程度。但斯韦登伯格与受他观点影响的思想家们，则为一个足够宽慰的天堂画面如今看起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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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的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在他于内战结束十年后出版的《给世人看的天堂景象》（Visions of Heaven for the Lif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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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一书中承认，早期排除爱与友谊之延续的天堂概念“十分令人心寒”。在重视家庭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无法忍受这些珍贵的家庭纽带被抹去。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广泛持有的观念，即他们将在某天同失去的亲人重逢，对于宗教信仰的慰藉作用来说至关重要。在《哈珀周刊》刊登的关于畅销书《天堂，我们的家》的告示中，它认为该书最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其作者赞同“在天堂，我们还认识原来的朋友，这一令人宽慰的信念——对于他而言，天堂是一个家，其中有着一个欢乐互爱的大家庭”。该书有七章专门谈论“在天堂我们还认识原来的朋友”。如果说士兵所需要的，是确信自己不会真的死去，那么幸存者则渴望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失去他们的亲人，即便这些亲人已经失踪抑或成为了无名氏。“他们不会离开我们太久”，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妇女断言，他们“只是走在了前面”。和基督徒一样，犹太教徒也援引这些慰藉。本·格拉茨的儿子于1861年死去，他的妹妹丽贝卡告诉他，“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以此来打消他的疑虑，给他以慰藉。内战迫切需要人们将天堂转变为家人永久团聚之所，它促进着新的死后世界观念的发展——这一死后世界是人们所熟悉的，而且近在咫尺；那里居住着亲人，他们与现世只是“隔着一道帷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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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丧亲的美国人都不愿等到死后再与亲人团聚，他们于是急切地求助于唯灵论那更直接的希望。19世纪40年代末纽约州北部的一系列击桌招魂活动，增强了人们中间正在扩散的对活人同死者交流的表面事实之兴趣。对于一个日益将科学视作衡量真理之标准的时代，唯灵论所提供的信念所依赖的，似乎是经验证据而非神启与正信。如果死者可以使桌子升起，可以从另一个世界发来电报，甚至可以通过灵魂媒介进行很长时间的交流，那么死后的生命显然一定存在。用一位有名的唯灵论宣传者的话来说，这是“人类灵魂不朽的可触可感的证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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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死者进行交流，人们开始参加正式的唯灵论团体。一名唯灵论者估计，截至1853年，仅在费城，便有30个这样的团体定期集会；在全国，有30000个灵魂媒介在活动。《唯灵论者登记簿》写道，在内战爆发前夕，纽约州有24万位居民，也即该州总人口的6%，都是唯灵论者。唯灵论在东北部势力最强。在那里，它常常吸引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与其他激进社会运动的追随者。尽管如此，唯灵论在南部也有信徒，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约有两万名唯灵论者，在田纳西州有一万名。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两位奴隶制的热列鼓吹者——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与政客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和作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将唯灵论视作他们所认为的天启宗教那些不可信的教条的替代选择。西姆斯相信，他已成功地同他死去的孩子们进行了交流；哈蒙德则想出了一系列向已故之人提出的问题，请西姆斯在访问纽约州时传达给灵魂媒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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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唯灵论观念已十分普遍，甚至足以影响、吸引那些并非正式信徒的人，而战争则使唯灵论信条变得日益吸引人。玛丽·托德·林肯经常试图同她死去的儿子威利交流。在白宫中她赞助了许多降灵会，据说总统也曾亲自参加了几次。亨利·鲍迪奇并非唯灵论者，但在纳撒尼尔死后，他却从《我的孩子》一诗作者明显的唯灵论观点中得到了深深慰藉。同为新英格兰人、也同为废奴主义者的约翰·皮尔庞特，为鲍迪奇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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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魂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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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右手边与他重逢的美好景象，在天堂中你将发现——他就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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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庞特安慰他说，纳特只是看不见了，他还在只是暂时无法解除的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活着。这使鲍迪奇能够更容易得多地应对——“接受”——儿子的死亡。斯韦登伯格那令人宽慰的天堂观，是唯灵论意识形态与唯灵论感染力的核心。而这样的观点也在鲍迪奇的葬礼布道词中占有显要地位，它使哀悼者们相信：“他只是在帷幕的另一侧……他站在那里，等待你们到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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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奥尔良，本土卫队的一名军官领导了一个活跃的唯灵论团体——格兰金降灵会。在安德烈·卡约阵亡几周内，这个团体同他们逝去的英雄建立了联系。“他们以为他们杀死了我，实际上他们使我获得了生命。”卡约从死后世界报告说。“如果你们在斗争中牺牲，我将迎接你们进入我们的世界。因此，战斗吧！”他安慰他的黑人战友道：“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要有遇难者充当垫脚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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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作为灵乩板（Ouija board）之雏形的占卜写板（planchette）的巨大销量，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成为灵魂媒介的机会，并使唯灵论活动变成了一个室内游戏。占卜写板是一块有三条腿的心形木片。人们相信，当灵魂穿过置于其上的人手时，它就会相应移动。这个通常配有铅笔的装置，可以指向字母表上的字母，甚或直接写下来自死者的信息。在北方，人们可以买到各种材质、各式各样装饰风格的占卜写板。它们使同灵魂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时尚、“新颖的娱乐活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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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唯灵论者在芝加哥举办了它们的第一次全国大会。这标志着，唯灵论已远远超出公众娱乐领域，愈发引人注目，其信仰者的自觉意识愈发增强。历史学者R.劳伦斯·穆尔（R. Laurence Moore）谈道：“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同灵魂交流至少是可能的。”在一场不仅毁灭生命而且抹去身份的战争中，如一位唯灵论发言人所写，人在死后“个体的不可毁灭以及同一自我的延续”的希望，对于许多人而言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约翰·埃德蒙兹（John Edmonds）与乔治·T.德克斯特（George T. Dexter）向《唯灵论》（Spiritualism）的读者保证：“你永远也不会失去你的身份。”《唯灵论》这本初版于1853年的书，后在这一世纪余下的岁月中不断重印。“肉体死亡并不影响一个人的身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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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灵论对一个在士兵及其亲属看来有着迫切重要性的问题作出了回应。1861年，唯灵论报纸《光之旗》（Banner of Light）的一篇文章提出：“他想知道，在他失去了肉体后，他会成为什么。他是否还将继续存在？——如果还继续存在，那么会处于什么状态？”该报每一期都会提供许多众口一声的答案。一个负责传递“死者之声”的“消息部”，会通过“处于‘阴魂附身’（Trance）状态的J.H.科南特女士”，将这些答案传递给读者。南部邦联人同北方人都纷纷加入到对话中来；各种军衔、各种出身的士兵都报告说自己死得很好，说自己已在天堂中见到亲属，还说——如一个灵魂所宣称——“除了身体，死亡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拿走”。“石墙”杰克逊加入进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路线，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威利·林肯也常常发来信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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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难三个月后的1862年4月，南部邦联士兵菲利普·格雷格现身报纸。他谈道：“那些在战场上献出生命继而回归天国的士兵，他们激动的心情人们很难想象。”格雷格为那些的确感觉很难想象死后情感的人提供了生动的描述，尽管他只是简短地描绘了自己的情感。在结束时，他说道：“我对我家人讲的话，世人无权听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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