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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死者进行交流，人们开始参加正式的唯灵论团体。一名唯灵论者估计，截至1853年，仅在费城，便有30个这样的团体定期集会；在全国，有30000个灵魂媒介在活动。《唯灵论者登记簿》写道，在内战爆发前夕，纽约州有24万位居民，也即该州总人口的6%，都是唯灵论者。唯灵论在东北部势力最强。在那里，它常常吸引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与其他激进社会运动的追随者。尽管如此，唯灵论在南部也有信徒，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约有两万名唯灵论者，在田纳西州有一万名。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两位奴隶制的热列鼓吹者——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与政客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和作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将唯灵论视作他们所认为的天启宗教那些不可信的教条的替代选择。西姆斯相信，他已成功地同他死去的孩子们进行了交流；哈蒙德则想出了一系列向已故之人提出的问题，请西姆斯在访问纽约州时传达给灵魂媒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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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唯灵论观念已十分普遍，甚至足以影响、吸引那些并非正式信徒的人，而战争则使唯灵论信条变得日益吸引人。玛丽·托德·林肯经常试图同她死去的儿子威利交流。在白宫中她赞助了许多降灵会，据说总统也曾亲自参加了几次。亨利·鲍迪奇并非唯灵论者，但在纳撒尼尔死后，他却从《我的孩子》一诗作者明显的唯灵论观点中得到了深深慰藉。同为新英格兰人、也同为废奴主义者的约翰·皮尔庞特，为鲍迪奇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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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魂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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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右手边与他重逢的美好景象，在天堂中你将发现——他就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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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庞特安慰他说，纳特只是看不见了，他还在只是暂时无法解除的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活着。这使鲍迪奇能够更容易得多地应对——“接受”——儿子的死亡。斯韦登伯格那令人宽慰的天堂观，是唯灵论意识形态与唯灵论感染力的核心。而这样的观点也在鲍迪奇的葬礼布道词中占有显要地位，它使哀悼者们相信：“他只是在帷幕的另一侧……他站在那里，等待你们到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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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奥尔良，本土卫队的一名军官领导了一个活跃的唯灵论团体——格兰金降灵会。在安德烈·卡约阵亡几周内，这个团体同他们逝去的英雄建立了联系。“他们以为他们杀死了我，实际上他们使我获得了生命。”卡约从死后世界报告说。“如果你们在斗争中牺牲，我将迎接你们进入我们的世界。因此，战斗吧！”他安慰他的黑人战友道：“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要有遇难者充当垫脚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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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作为灵乩板（Ouija board）之雏形的占卜写板（planchette）的巨大销量，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成为灵魂媒介的机会，并使唯灵论活动变成了一个室内游戏。占卜写板是一块有三条腿的心形木片。人们相信，当灵魂穿过置于其上的人手时，它就会相应移动。这个通常配有铅笔的装置，可以指向字母表上的字母，甚或直接写下来自死者的信息。在北方，人们可以买到各种材质、各式各样装饰风格的占卜写板。它们使同灵魂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时尚、“新颖的娱乐活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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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唯灵论者在芝加哥举办了它们的第一次全国大会。这标志着，唯灵论已远远超出公众娱乐领域，愈发引人注目，其信仰者的自觉意识愈发增强。历史学者R.劳伦斯·穆尔（R. Laurence Moore）谈道：“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同灵魂交流至少是可能的。”在一场不仅毁灭生命而且抹去身份的战争中，如一位唯灵论发言人所写，人在死后“个体的不可毁灭以及同一自我的延续”的希望，对于许多人而言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约翰·埃德蒙兹（John Edmonds）与乔治·T.德克斯特（George T. Dexter）向《唯灵论》（Spiritualism）的读者保证：“你永远也不会失去你的身份。”《唯灵论》这本初版于1853年的书，后在这一世纪余下的岁月中不断重印。“肉体死亡并不影响一个人的身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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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灵论对一个在士兵及其亲属看来有着迫切重要性的问题作出了回应。1861年，唯灵论报纸《光之旗》（Banner of Light）的一篇文章提出：“他想知道，在他失去了肉体后，他会成为什么。他是否还将继续存在？——如果还继续存在，那么会处于什么状态？”该报每一期都会提供许多众口一声的答案。一个负责传递“死者之声”的“消息部”，会通过“处于‘阴魂附身’（Trance）状态的J.H.科南特女士”，将这些答案传递给读者。南部邦联人同北方人都纷纷加入到对话中来；各种军衔、各种出身的士兵都报告说自己死得很好，说自己已在天堂中见到亲属，还说——如一个灵魂所宣称——“除了身体，死亡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拿走”。“石墙”杰克逊加入进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路线，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威利·林肯也常常发来信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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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难三个月后的1862年4月，南部邦联士兵菲利普·格雷格现身报纸。他谈道：“那些在战场上献出生命继而回归天国的士兵，他们激动的心情人们很难想象。”格雷格为那些的确感觉很难想象死后情感的人提供了生动的描述，尽管他只是简短地描绘了自己的情感。在结束时，他说道：“我对我家人讲的话，世人无权听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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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消息包含悼唁信——它们告知着士兵亲人他们在医院或战场的死讯——中所见的那种信息：确认一场“善终”，抑或确认“死亡之艺术”的原则。无论科南特女士是否有能力同死者交流，她至少肯定会传递生者所关切的问题。吉尔伯特·汤普森海军上尉说道：“今天请您帮个忙，如果可能，请通知我的父亲我的死讯。他叫纳撒尼尔·汤普森，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人。告诉他我愉快而顺从地……死于八天前。”利安德·博尔顿想要“给我妈妈简要描绘一下我的死亡方式”。查利·希兰报告说：“我在布尔河事件中失去了生命，乡亲们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以及我在死后的遭遇……我想要告诉他们。”家人们有希望从那“不确定所造成的可怕空白”中解脱，获知他们儿子与兄弟的世俗与灵魂之命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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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州第11团列兵凯莱布·威尔金斯根据自己的经历描述了身体是如何在死后世界继续存在的。与此同时，他也为一个困扰了数千伤员的疑惑做出解释：为什么被截下的四肢常常持续疼痛。“有些事情我生前无法理解，但现在我却可以理解了。”他证实道。威尔金斯报告说，他的一条腿曾被截肢，几天后他便因失血过多而死去。（“外科大夫们没有把动脉捆扎好。”）当凯莱布在天堂中遇到自己哥哥时，凯莱布看了自己一眼，惊呼：“那不是我的身体……我失去了一条腿，而这个身体却是完好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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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已经历过死亡的哥哥解释道，凯莱布所看到的是他的灵魂身体。他“灵魂的脚与腿”是完好的；在截肢后，他原来脚的位置的疼痛，是他的肉体同灵魂器官相分离造成的。“肉体的腿同灵魂的腿之突然分离造成了疼痛。在物质的腿被截肢后，这疼痛会持续一段时间。”他的截肢已是一种“前死”状态，是物质身体与灵魂分离即将到来的先兆。威尔金斯同他的哥哥为读者提供了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有益解释，并使他们确信：没有哪个人，甚至没有哪条腿，是真正失去了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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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时代工具的帮助下，国家公园管理局制作了一个包含350万士兵的630万条记录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中，没有印第安纳州的凯莱布·威尔金斯，没有亚拉巴马州的吉尔伯特·汤普森，也没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利安德·博尔顿。《光之旗》没有刊登任何读者的真实亲属的故事；它也没有提供死亡与埋葬的准确信息——这正是家人们在涌向战场时，或向卫生委员会“医院人名录”办公室发出数万条焦虑问询时，所努力寻找的信息。唯灵论所提供的慰藉在于，它允诺人们，这些问题可能将拥有答案，尽管唯灵论自身没有立即提供这些答案。亲人生死不确的情况将会有一个终结——也许是通过同灵魂世界的联系，但一定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如此众多未完成的生命叙述，终将有一个结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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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结束十几年内继续带来死去士兵消息的《光之旗》消息部，对其读者群强调：个体士兵们既没有死去也没有失去。他们仍是他们那可定义的、独特的自我——如他们对自己的描述，仍是18岁、22岁或24岁，仍是6英尺、5.6英尺或5英尺8英寸高，仍是北方人或南方人，仍是黑人或白人，每个人仍拥有着自己的身份与姓名。他们努力同他们留在世上的人进行接触，为的是用那居于唯灵论核心的确信——“我还活着”——来宽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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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是，约翰·斯威特牧师使用了同这一模一样的话，向那些为爱德华·阿莫斯·亚当斯哀悼的浸礼会会众解释死亡的含义。亚当斯没有从另一世界发来唯灵论的信息，斯威特也不是灵魂媒介，而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牧师。但斯威特仍将亚当斯称作“会说话的死者”之一，他的生与死本身——“一个仍在我们中间走动、举手投足的生命与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便代表了灵魂不朽。“那些我们称作死者的人对我们有话要说”，他们“通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生命跟我们讲话”。斯威特强调，德华·阿莫斯·亚当斯也“仍然活着”，就像唯灵论的死者一样。主流教派分享了唯灵论许多令人宽慰的教义，以及它那死者仍旧以许多重要方式与我们同在的美好前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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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灵论的宽慰通过流行小说使其关注者达到最多。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19世纪的畅销书是伊丽莎白·斯图尔特·费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的《微开的天门》（The Gates Ajar）。如果——据说如林肯对其作者所言——斯托的小说帮助引发了这场战争，费尔普斯的作品则是在应对这场战争的后果。《微开的天门》一书出版于1868年。在此后的20年间，它被重印了55次。有头脑的商人甚至设计出“微开的天门”品牌的葬礼花环、雪茄烟与专利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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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普斯开始写这本书是在1864年。那时，她还只有20岁，用她的话说，适逢“国家因悲伤的妇女而一片阴沉”。同她相恋的一名士兵在安蒂特姆阵亡，但她意识到，她的个人悲伤只是那不可逃避的、像“尸体瘴气”一样弥漫全国的丧亲与痛苦的一部分。费尔普斯写这本书，为的是“用文字来安慰众多……女性，她们的痛苦弥漫全国”。30年后，当费尔普斯回首往事时，她记得自己那时没有“太多考虑男人们——父亲们、兄弟们与儿子们——的苦难”。她试图安慰的哀悼者是女性，“无助的、数量上超过男性的、没有被顾及的女性；她们被战争践踏在脚下，没有选择，也没有抗议”。男人参加战斗并死去，他们如今已无法挽救。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受到伤害、付出牺牲但仍继续遭受痛苦的妇女。她的书出版之后，这些妇女给她写了数千封信。费尔普斯说道：“在许多年里，那些哀悼者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些信是人类痛苦与希望的标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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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开的天门》以一位年轻女性玛丽·卡伯特的日记作为框架。这位年轻女士刚刚得知，她的哥哥罗伊已被“射杀”。无法接受罗伊的死亡，也无法使自己顺从上帝的旨意，她因而近乎绝望。就在此时，她的姑妈威妮弗雷德出其意料地前来造访。威妮弗雷德是一名遗孀，有着一个被恰如其分地起名为费思[84]的年幼孩子。她为玛丽提供了一个新的天堂观，并使她确信她将同罗伊重逢，而且，“他并不只是站在歌者之间可望而不可即”，像一个抱着竖琴的天使那样，而是“同我挨得很近；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同我近到就像以前他在这儿时一样，甚至比这还要近，他真的又成了我的哥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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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牧师为她提供的，只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天堂景象。那是个致力于“演奏竖琴与进行祈祷”以及无尽增耀上帝荣光的地方，那是个会“排除一切个性与人类欢愉”的地方，那是个没有任何特殊的个人情感的地方。“他给予我的是粉饰、冷冰冰的陈词滥调、模糊、不真实、一位上帝，以及一个在其中我会坐着发抖的未来。”玛丽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相信什么,“我想要得到关于罗伊所去地方的一些真实的东西，一些令人愉快的东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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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妮弗雷德很快就为她提供了这些。她解释道，竖琴、唱诗班、白长袍、珍珠门，都只是天堂的象征，而根本不是天堂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未来的生活非常像地球最理想的样子，有树、有山、有房子。房子里面满是书籍、钢琴、图画以及同以前一样的人们。他们的目光还同活着时一样，仍留存着他们自己的身体与身份。威妮弗雷德使玛丽确信，罗伊现在“只是……看不见……他不是被失去了，也不是睡着了，也不是彻底毁灭了”，而是在继续爱着那些他已离开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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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威妮弗雷德之口讲话的费尔普斯，在死后身体及其命运的问题上有些含糊其辞。“这里有点复杂！”威妮弗雷德承认。她信服科学事实，承认“最后审判时死者复活的流行观念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她举了“两个霍屯督人”肉体命运的问题作为例子：“阳光明媚的一天，其中一人恰巧把另一个人作为晚餐吃掉。”然而，费尔普斯没有解决这些棘手的复杂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截肢如此普遍，因而这些问题便显得太重要了。她只是强调，一个可被听到、可被触及、可被亲吻的真实身体，将会继续存在。她总结说，试图准确地“琢磨出”怎样继续存在，是“浪费时间”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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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妮弗雷德与费尔普斯关于死后世界的观点所依据的权威，并非《圣经》，也非科学，而是痛苦与愿望。人类最需要的事物，正是一位仁慈的上帝想要给予他们的。在费尔普斯关于未来生命的想象中最为重要的，是自我的延续，是一个身份的延续——这种身份，是由身体与一组似乎既包含人也包含家中物件的关系所定义的。这些是《微开的天门》承诺为丧亲者恢复的天堂之核心。天堂被重新认作一个更完美的尘世：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与家庭生活被不朽化了，死亡几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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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痛苦的丧亲者无法像玛丽·卡伯特一样逃脱绝望，转向确信。玛丽在小说开头的“反叛的精神状态”，以及她那坚定的宣言——“我决不顺从”，回响在现实生活中哀悼者的日记与信件中。他们感觉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位仁慈的上帝会以如此苦难来折磨他们——事实上是折磨整个世界。南部邦联诗人与小说家西德尼·拉尼尔想知道：“上帝怎么忍心让它发生？”神正论（theodicy），即关于上帝怎样、为何允许罪恶发生的学说——这个古老问题在那些目睹了内战浩劫的人面前有力地展现了出来。解决这一困境的一个方法是忽视或否认罪恶，而这也的确是一些人的策略——他们否认死亡的恐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同俗世极其相似的天堂的魅力上。如果死亡不再可怕，而是受到欢迎，那么，人们也不需要去质疑上帝最基本的善意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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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人无法用超越战争苦难的天堂美景来宽慰自己，而是直面他们信仰的根基所遭受的质疑。在南部邦联，达到参军年龄的男子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在内战中死去，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带来了广泛的、几乎无法忍受的苦难。北卡罗来纳州的凯瑟琳·埃德蒙斯开始对葛底斯堡与维克斯堡战役的意义有直接的理解，是在1863年9月。那时，她造访了八户邻居的住所，发现每个家庭都在为死去的丈夫、兄弟或儿子哀悼。人们似乎开始无法接受这样的损失，这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对于她们而言，家庭要务在传统上要比政治要务更为重要。仅是低语“上帝的旨意施行在地上”，都已变得日益困难。苏珊·考德威尔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沃伦顿，一座就坐落在战场上的小镇。在她的四面八方，“我们英勇无畏的士兵”在战场上“死去”，这让她感到极度悲痛。她感觉自己无法“获得足够力量来抑制我那反叛的内心……噢！要想顺从天命该有多么困难”。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美国人援引约伯的磨难与忍耐提醒自己，上帝“所做的事都好”。他们顺从地、几乎是仪式般地强调：“尽管他杀死了我，但我仍将相信他。”然而，像苏珊·考德威尔一样，许多人都担心他们无法“再忍受更多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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