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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普斯开始写这本书是在1864年。那时，她还只有20岁，用她的话说，适逢“国家因悲伤的妇女而一片阴沉”。同她相恋的一名士兵在安蒂特姆阵亡，但她意识到，她的个人悲伤只是那不可逃避的、像“尸体瘴气”一样弥漫全国的丧亲与痛苦的一部分。费尔普斯写这本书，为的是“用文字来安慰众多……女性，她们的痛苦弥漫全国”。30年后，当费尔普斯回首往事时，她记得自己那时没有“太多考虑男人们——父亲们、兄弟们与儿子们——的苦难”。她试图安慰的哀悼者是女性，“无助的、数量上超过男性的、没有被顾及的女性；她们被战争践踏在脚下，没有选择，也没有抗议”。男人参加战斗并死去，他们如今已无法挽救。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受到伤害、付出牺牲但仍继续遭受痛苦的妇女。她的书出版之后，这些妇女给她写了数千封信。费尔普斯说道：“在许多年里，那些哀悼者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些信是人类痛苦与希望的标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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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开的天门》以一位年轻女性玛丽·卡伯特的日记作为框架。这位年轻女士刚刚得知，她的哥哥罗伊已被“射杀”。无法接受罗伊的死亡，也无法使自己顺从上帝的旨意，她因而近乎绝望。就在此时，她的姑妈威妮弗雷德出其意料地前来造访。威妮弗雷德是一名遗孀，有着一个被恰如其分地起名为费思[84]的年幼孩子。她为玛丽提供了一个新的天堂观，并使她确信她将同罗伊重逢，而且，“他并不只是站在歌者之间可望而不可即”，像一个抱着竖琴的天使那样，而是“同我挨得很近；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同我近到就像以前他在这儿时一样，甚至比这还要近，他真的又成了我的哥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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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牧师为她提供的，只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天堂景象。那是个致力于“演奏竖琴与进行祈祷”以及无尽增耀上帝荣光的地方，那是个会“排除一切个性与人类欢愉”的地方，那是个没有任何特殊的个人情感的地方。“他给予我的是粉饰、冷冰冰的陈词滥调、模糊、不真实、一位上帝，以及一个在其中我会坐着发抖的未来。”玛丽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相信什么,“我想要得到关于罗伊所去地方的一些真实的东西，一些令人愉快的东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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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妮弗雷德很快就为她提供了这些。她解释道，竖琴、唱诗班、白长袍、珍珠门，都只是天堂的象征，而根本不是天堂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未来的生活非常像地球最理想的样子，有树、有山、有房子。房子里面满是书籍、钢琴、图画以及同以前一样的人们。他们的目光还同活着时一样，仍留存着他们自己的身体与身份。威妮弗雷德使玛丽确信，罗伊现在“只是……看不见……他不是被失去了，也不是睡着了，也不是彻底毁灭了”，而是在继续爱着那些他已离开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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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威妮弗雷德之口讲话的费尔普斯，在死后身体及其命运的问题上有些含糊其辞。“这里有点复杂！”威妮弗雷德承认。她信服科学事实，承认“最后审判时死者复活的流行观念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她举了“两个霍屯督人”肉体命运的问题作为例子：“阳光明媚的一天，其中一人恰巧把另一个人作为晚餐吃掉。”然而，费尔普斯没有解决这些棘手的复杂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截肢如此普遍，因而这些问题便显得太重要了。她只是强调，一个可被听到、可被触及、可被亲吻的真实身体，将会继续存在。她总结说，试图准确地“琢磨出”怎样继续存在，是“浪费时间”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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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妮弗雷德与费尔普斯关于死后世界的观点所依据的权威，并非《圣经》，也非科学，而是痛苦与愿望。人类最需要的事物，正是一位仁慈的上帝想要给予他们的。在费尔普斯关于未来生命的想象中最为重要的，是自我的延续，是一个身份的延续——这种身份，是由身体与一组似乎既包含人也包含家中物件的关系所定义的。这些是《微开的天门》承诺为丧亲者恢复的天堂之核心。天堂被重新认作一个更完美的尘世：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与家庭生活被不朽化了，死亡几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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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痛苦的丧亲者无法像玛丽·卡伯特一样逃脱绝望，转向确信。玛丽在小说开头的“反叛的精神状态”，以及她那坚定的宣言——“我决不顺从”，回响在现实生活中哀悼者的日记与信件中。他们感觉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位仁慈的上帝会以如此苦难来折磨他们——事实上是折磨整个世界。南部邦联诗人与小说家西德尼·拉尼尔想知道：“上帝怎么忍心让它发生？”神正论（theodicy），即关于上帝怎样、为何允许罪恶发生的学说——这个古老问题在那些目睹了内战浩劫的人面前有力地展现了出来。解决这一困境的一个方法是忽视或否认罪恶，而这也的确是一些人的策略——他们否认死亡的恐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同俗世极其相似的天堂的魅力上。如果死亡不再可怕，而是受到欢迎，那么，人们也不需要去质疑上帝最基本的善意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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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人无法用超越战争苦难的天堂美景来宽慰自己，而是直面他们信仰的根基所遭受的质疑。在南部邦联，达到参军年龄的男子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在内战中死去，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带来了广泛的、几乎无法忍受的苦难。北卡罗来纳州的凯瑟琳·埃德蒙斯开始对葛底斯堡与维克斯堡战役的意义有直接的理解，是在1863年9月。那时，她造访了八户邻居的住所，发现每个家庭都在为死去的丈夫、兄弟或儿子哀悼。人们似乎开始无法接受这样的损失，这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对于她们而言，家庭要务在传统上要比政治要务更为重要。仅是低语“上帝的旨意施行在地上”，都已变得日益困难。苏珊·考德威尔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沃伦顿，一座就坐落在战场上的小镇。在她的四面八方，“我们英勇无畏的士兵”在战场上“死去”，这让她感到极度悲痛。她感觉自己无法“获得足够力量来抑制我那反叛的内心……噢！要想顺从天命该有多么困难”。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美国人援引约伯的磨难与忍耐提醒自己，上帝“所做的事都好”。他们顺从地、几乎是仪式般地强调：“尽管他杀死了我，但我仍将相信他。”然而，像苏珊·考德威尔一样，许多人都担心他们无法“再忍受更多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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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来说，宽慰不只源于确信存在一个近在咫尺的舒适天堂，也源于俗世中死亡意义的变化。死亡不仅将是容易的，而且还是有目的的。南方人与北方人都连篇累牍地叙述了那种赋予死亡以崇高意义的爱国主义牺牲。士兵们受苦、牺牲，为的是国家——无论它是联邦还是南部邦联——能够存续；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的义务，在国家不朽的救赎愿景中融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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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或许是这样解释战争大屠杀和为战争大屠杀辩护的最有名的例子了。决心要使“这些死者不会白白死去”的林肯，用《圣经》式的抑扬顿挫使国家及其目的神圣化——尽管他很少提到上帝。在演说中，死者本身成为了政治意义与献身的代表；即便已归于沉寂、沦为无名，但他们仍然发挥着作用。林肯使他们名垂千古，使它们成为对一个不朽民族的持久激励。与“被纪念的死者”不同的是，联邦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像基督的牺牲一样，士兵的死亡成为了拯救的工具，成为了俗世与政治救赎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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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后，正当内战与他的生命都已接近尾声之际，林肯从天意角度看待内战及其大屠杀的观点，或许更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在1865年3月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再一次对战时的杀戮进行了解释。但这一次，是上帝而非人赋予它以意义。一位正义的《旧约》上帝正在对奴隶制的罪恶进行报复。内战及其死亡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赎罪。“然而，如果上帝希望战争继续，如三千年前的古话所言，直到被鞭子抽打出的每一滴血都由刀剑所杀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仍可以说，‘上帝的判决完全是真实且正义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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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从天意角度看待战争的观点，从内战最初阶段便开始大量存在。那时，南北双方都声称上帝站在自己一方。如南部一名牧师所宣称，南部邦联将是“在地球上实现上帝伟业的国家”。“上帝是我们的辩护者。”（Deo Vindice）南部邦联官印写道。但直到巨大的生命代价变得显而易见之时，将天意主义观念同战争损失联系起来，并给这些死亡赋予崇高地位与重要意义，才凸显出其必要性。在1864年的一场布道中，佐治亚州的斯蒂芬·埃利奥特主教对这种必要性解释道：“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流了这么多鲜血，而只是为了独立之名，只是为了获得一个独立国家的虚荣或荣耀，这无论在上帝还是世人面前都是不合道理的。我们一定要有比这些更崇高的目标。”战争的死难者与战争的代价，正在改变和扩大人们对其目的的理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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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林肯在胜利前夕发表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所坚称，上帝“有他自己的目的”，作出了他自己的裁决。是上帝，而非北方人抑或南部邦联人，将会界定他自己的旨意所及之范围。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双方都“读着同样的《圣经》，都向同一个上帝祈祷，也都声称它在帮助自己对抗对方……然而两方的祈祷都不会得到答复”。北部的胜利与南部的失败，必然会改变从天意角度对战争及其大屠杀的解释。北方人更加坚信生命没有白白浪费，并受到了他们的国家使命感的激励；但对于许多南部邦联人来说，他们的信仰则面临着深刻的考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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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三个多月之后，北方牧师与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发表演说，将死者及其牺牲者置于战争成就的中心，以此来庆祝北方的胜利。他宣称，遇难者“是我们胜利的价格与买款”。他的演说暗示，你得到了你花钱购买的东西；只有战争的代价才确保了它具有扭转乾坤的影响。他强调，为了实现上帝为美国准备的浩大（且昂贵）的目的，流血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些鲜血，我们的联邦得到了巩固，也变得永久圣洁了”。通过苦难与牺牲得到救赎的基督教叙述，塑造了布什内尔对战争及其意义的描绘。死亡不是损失，而是取得胜利的工具与物质条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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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初期，在联邦于1861年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战败后的那个星期日，布什内尔进行了一个题为《我们需要反败为胜》的布道，呼吁国民的决心与忠诚接受考验。四年后，他可以断言，美国已通过了它所面对的试炼。这场战争的苦难已保证，“我们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民族，我们也永远不会再次成为曾经的那个民族”。“我们大量的死者”所换来的，是一个将国家视作上帝意图化身的新国家观。像基督教一样，历史“需要鲜血来滋养”，所以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可以说已拥有历史了”。这个国家“不再仅是人类意志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事件”。它的目的如今也是上帝的目的。因“血流成河”而变得“圣洁”的美国，获得了它作为救世主国家的地位。“政府如今获得了神助。”这个国家“哀伤地奉献”了战争的死亡，“买回了一个非凡的历史篇章”。布什内尔明确地意识到，为实现上帝的旨意——自由、解放黑奴以及反映天意的国家——而流的鲜血，既有白人的也有黑人的，既溅洒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葛底斯堡与夏洛，也奉献于皮洛堡与瓦格纳要塞。[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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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说的结尾，布什内尔提及了国家扩张的天定命运，这很大程度是受战争代价需要得到补偿的驱使。布什内尔强调，人们需要“为这场战争中每一滴血作出精确合理的解释，以此来结束和解决这场巨大的悲剧”。像南部邦联的斯蒂芬·埃利奥特主教一样，布什内尔也寻找着“更高的目标”，来平衡“这么多鲜血”的流淌。战争的毁灭性需要人们为这场战争给出更为宏大的目标。他总结说：“按照上帝的时间安排，我们也将为……把这整个大陆都变成一个美利坚世界并实行美利坚自己的法律、自由与制度的权力而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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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内尔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讲出这些话的。人们也会猜测，他之所以能如此激情地谈论鲜血，是因为在整个内战期间他都住在康涅狄格州，远离他所描绘的“被死亡的黑幕所笼罩”的战场。但天意支持了他，他因而可以将天意的目的称作他自己的。他的死难者，北方的死难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目标与更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但对于战败的南部而言，战争的可怕损失只能是看起来毫无意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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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南部妇女写道，随着南部邦联气数日尽，一些南部白人“坦率指出，如果我们的事业失败了，他们将彻底不再相信上帝会回应人们的祈祷”。南部邦联诗人亨利·蒂姆罗德（Henry Timrod）在1861年写了《民族的诞生》（“Ethnogenesis”）一诗来庆祝一个南部国家的诞生。在诗中，他实际上暗示了：“怀疑战争的结局，便是缺乏对上帝的信仰。”那么，真实地看清结局与面对失败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么，人们是否还将继续认为上帝是值得信赖的？投降使战争的牺牲看起来毫无意义；损失将一直无法挽回；南方的父亲们、兄弟们与儿子们死去了，但国家却未能因而继续存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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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那些最为虔诚的人，也为接受失败以及寻找杀戮的意义而内心挣扎。1865年秋，南卡罗来纳州长老会指出：“神圣天意那神秘而出乎意料的结局，撼动了许多基督徒的信仰。”浸礼会领袖塞缪尔·福特意识到：“‘上帝在哪儿？’这一问题似乎在迫切地拷问着每个人的内心……是否真的有一个上帝？许多人都在问。”弗吉尼亚州的玛丽·李感觉，自己“就像一艘没有领航员也没有指南针的船”。在舵柄处，她看不到上帝。[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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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长老会的编辑约翰·阿杰一样，一些信仰者提醒他们的南部同胞——神职人员们在这四年的战争考验中事实上也在不断重复——上帝会磨练那些他所爱的人。失败只不过是另一个重担，需要人们以约伯在面对神降苦难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来承担。“是的！上帝为了磨练南部，将他那尽管沉重但又仁慈的手，放在了南部身上。”在里士满，摩西·德鲁里·霍格牧师坦承，失败像“裹尸布一样包裹着我”。但他决心不去“抱怨”上帝，而是将“等待他的旨意之变化”。[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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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丝·埃尔莫尔绝望地写道：“我不知该如何忍受这件事。我无法顺从主命。”她承认：“不信仰上帝的错误想法会在我心里浮现。”她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表兄弟，她曾在自己的房子中对付过北方侵略者，她也曾经历过哥伦比亚之被焚毁——“在我们的前方、后方与周围，全是火焰”。她努力使自己的经历切合基督教的苦难与救赎的叙述，但对于南部邦联几乎不可能的复活，她却看不到任何救赎的希望。她写道：“每个日日夜夜，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我都在试图想出这一可怕事实的意义，试图在这一无法穿透的黑暗之底部找到真理……上帝是否已抛弃了我们？”弗吉尼亚州的科妮莉亚·麦克唐纳失去了丈夫，无家可归，穷困潦倒。和埃尔莫尔一样，她也感到被上帝抛弃了。她描写道，自己曾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度过“无信仰、无希望的可怕时刻”。然而，关于上帝仁慈的记忆逐渐浮现脑海，她于是决心重新相信上帝，尽管她遭受了折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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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麦克唐纳一样，大多数原南部邦联人都会抑制自己的怀疑，并恢复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内战结束后，南部教会迅猛发展——这为该区域此后在20世纪成为“《圣经》地带”奠定了基础。然而，如玛丽·李所言，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让南部白人遭受令人极其痛苦的战争损失，这让许多南部白人仍然饱受困惑。在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南部出现的对“失败的事业”的狂热崇拜，以及对南部邦联记忆的纪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认南部数十万年轻生命事实上没有被白白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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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从天意角度看待这场战争、看待联邦与黑奴解放的观点，为北方白人与全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关于神圣目的与神圣牺牲的令人宽慰的叙述。但是，这种对战争代价的辩护，并不能令所有美国人感到满意。他们很难忘却战斗的恐怖与大屠杀的巨大规模。损失的威力甚至使许多信仰者都无法摒弃对上帝仁慈心的挥之不去的怀疑。怀疑者面对着许多深刻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关乎上帝，也关乎生命的意义，以及信仰与认识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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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米南德（Louis Menand）曾研究过19世纪中叶聚集在哈佛的一群杰出知识分子。他指出，内战不仅“使人们不再相信此前时代的信条与预设”，它也“几乎”摧毁了“北方整个知识界的文化”。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他的父亲曾在他于安蒂特姆受伤后奔向战场寻找他——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其中一位。米南德认为，小霍姆斯永未能从他的经历所造成的精神冲击中恢复过来。米南德解释道，出于某些道德原则，小霍姆斯曾志愿参军打仗，但“这场战争不仅让他失去了信仰，也使他失去了对信仰的信仰”。这不只是失去信念；这是一个关于认识论与感受能力的问题，一个关于我们怎样了解世界，以及怎样看待我们同它的关系的问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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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恐怖的一个产物，是讽刺作品的大量涌现，这种作品展示了源于个人经历的冷漠和怀疑的姿态。文学学者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曾写道，战争总会产生讽刺，因为现实环境总会颠覆最初的意图；战争的结果总是要比我们的预期可怕得多。这对于美国内战而言当然适用——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政客们使一个又一个人确信，他们将取得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但对这场人们始料未及的大屠杀最主要的回应，事实上是一种强烈的，有时几近悲怆的伤感。内战期间有大量歌曲，在其中士兵们恳求母亲“快来，您的儿子气息奄奄”，恳求母亲“在我死前……祝福我”，抑或“在我离世前再吻我一次”，再或“今夜再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长篇与短篇小说，都有着《微开的天门》所表现出的热烈与诚挚。但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也在战争进程中产生。它的出现，常常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多愁善感的传统与现代工业化战争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所作出的直接反应。[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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