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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诗文是这一反应的一种文体。在流行歌曲领域，《妈妈会来安慰我》被改编为了《妈妈会来狠揍我》——这是对家庭生活性质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看法。一位歌词作者创作了一首《妈妈永在我心头》，将十余首歌谣的标题串连起来作为这首歌的歌词，并采用了《美丽的蓝旗》（“The Bonnie Blue Flag”）的曲调，以此来讥讽那数不尽的关于母爱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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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妈妈的习惯”，“我温柔的亲爱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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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妈妈的心肝儿”，因为，我爱我的窖藏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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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吻我并道声晚安”，然后带给我一杯纯正的波旁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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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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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我感觉我要死了”，妈妈，你永在我的心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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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曾写过一篇题为《斯托姆菲尔德上尉的天堂游记摘录》的“滑稽讽刺作品”，来同《微开的天门》进行较量。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初，他曾将该文的一个版本拿给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看，但直到20世纪初他那并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妻子去世之后，他才敢将该文发表。马克·吐温抱怨说，费尔普斯的小说“想象了一个简陋、狭小、不值钱、大概只有罗德岛那么大的天堂——在过去的19个世纪中，有数亿基督徒死去，而这个天堂只能容下其中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马克·吐温的主人公在控制他那天使翅膀时遇到了麻烦。他的飞行技术奇差无比，以致常常会和其他天使发生碰撞。斯托姆菲尔德还惊愕地发现，绝大多数的美洲天使实际上是印第安人而非白人，因为，许多世纪之前，印第安人便已开始在“新世界”死亡，并在天堂的美洲部分积累起巨大数量。斯托姆菲尔德那糟糕的飞行能力，以及他的少数族裔地位，使他在天堂中过得并不那么舒坦。马克·吐温将费尔普斯那忧伤的虔信转变为了喜剧的荒诞。[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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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的士兵“垂死的士兵”。歌篇。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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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将自己称作智者而非幽默家，他重视通过他的报纸专栏与短篇小说来达到嘲讽针砭的意图。“幽默是宽容的、温和的……它的嘲弄就像爱抚一样不痛不痒。而智慧则是猛戳——请原谅我的直白——然后在伤口中转动武器”。比尔斯小时候在中西部的一座农场上长大。据他后来描述，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做苦工来维持一个非常艰苦的生计”。他的父母——比尔斯似乎很看不起他们——生了13个小孩，每个人的名字都以“A”开头，他是这13个小孩中的第10个。比尔斯在年仅18岁时便参加了联邦军队。在所有在内战中打过仗的美国作家中，比尔斯是其中最重要、最多产的一位。在1864年于肯纳索山头部严重受伤之前，他经历了四年的战斗，并因作战勇猛而荣获了许许多多嘉奖。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当了一名报人。终其一生萦绕在他心头的，是他所描述的挥之不去的“死者与死亡景象”。比尔斯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根据他的军事经历写成的小说作品与非小说作品。他的战争作品常被誉为现代军事文学的开端，并对斯蒂芬·克莱恩与欧内斯特·海明威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尔斯精心描绘了没有浪漫色彩的战斗场景，这反映了他对写作与人生的基本态度：“为令人倒胃的真相培育一种滋味……最为重要的是，努力以其本来面目看待事物，而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面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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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时的希望与战争的恐怖经历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深深地影响了比尔斯随后的世界观。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使他饱受“那个血迹斑斑的时期的幽灵”与一种苦痛感的折磨。这种苦痛感不只源于在战争中他自己的纯真之丧失，也是由于他感觉到：像他这样承认战争的恐怖及其高昂代价的人，少之又少。战后世界对战争损失的否认与掩盖使他既感到孤立，又感到愤怒。在他看来充斥着虚伪与自欺的宗教团体，尤其令他感到如芒在背；在《魔鬼词典》（Devil’s Dictionary）中，他将宗教团体定义为“希望与恐惧的女儿，她向无知解释不可知事物的本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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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的战争作品关注战争阴森恐怖的一面，并展示出作者似乎急切想要超越思想与描述的规矩。在发表于1881年12月的《夏洛见闻》一文中，比尔斯写了他对战斗的回忆——这显然是局部的、作者亲身经历的，而非全景式的、史诗般的。19世纪80年代初，《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开始刊登具有纪念性质的“战斗与领袖”系列文章，以吸引那些对内战的往事与神圣化传记感兴趣的广大平民读者。而比尔斯的这篇文章则同它们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文章对战争死亡进行了最为形象的描述，兼顾其感官上的恐怖与道德上的恐怖。他描述了自己来到前一天战斗过的战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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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已经有太多人了；全都死了，显然，还有一个人活着，他躺在我的排伫足的地方……——他是联邦军队的一名中士，身上多处受伤，曾是一个高大英俊的人。他面朝天空躺着，呼吸时伴随着抽搐、急促的鼻息声，从口中喷出的涎沫像奶油一样顺着面颊流下，堆积在他的脖子与耳朵旁。一颗子弹在他的太阳穴上方留下了一个沟槽，脑浆从这里涌出，一片片、一条条地掉落。我过去从不知道，人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只有这么少的脑浆还能存活。我的一位很女子气的手下问道，他可否用刺刀刺死这位中士。对这一冷血建议我震惊得无以言表。我告诉他，我觉得不应这样；这不太正常，而且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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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正在死亡的士兵，尚未从死亡的细节与痛苦中得到解脱；但传统却阻止了仁慈之举——“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并使对死者真正的同情变成了“冷血”；“善终”的观念变得自相矛盾。“死亡是件人们憎恶的事情。”比尔斯在另一处写道。“它并不像风景一样美丽，它并没有温柔、庄严的一面——它事实上是一件阴森恐怖的事，它的所有表现所有样子都丑陋可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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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而死，自杀而死，战斗而死——这些死亡构成了比尔斯战争作品的中心主题。比尔斯也的确将死亡，而非宗教的与政治的目标，视作战争本身的基本事实。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其《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一书中所言，死亡是比尔斯著作中“唯一真正的人物”。在比尔斯看来，一名士兵本质上是一个“杀手”，一个“以杀戮自己同胞为业”的人。然而比尔斯的尖刻并非他缺乏情感的表现：他对那位在夏洛死去的中士的描述，虽不寒而栗，但也带着深沉的同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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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的一个最有冲击力的战争短篇小说，描绘了一位“勇敢、有效率”的年轻中尉同一具死尸在漫漫长夜中的相遇。在战友睡觉时被派去守卫联邦营地的布雷纳德·拜灵（Brainerd Byring），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森林中同一具南部邦联死尸在一起。他是一个情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他一直非常喜欢“战斗的兴奋”，但他却对“死人的场景”特别厌恶——“他们面如泥土，两眼泛白，身体僵直，不是不正常地收缩，就是不正常地肿胀”。随着夜晚时光缓缓流逝，尸体似乎开始移动了。“它想要什么？”这位士兵诘问道。“它似乎别无他求，而只是想得到一个灵魂。”作者挖苦般地写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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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位死人同伴，拜灵愈发焦虑，他便开始利用确切的事实与理性来对抗这种焦虑。在脑海中，他不断重复着他所知道的关于以下问题的全部知识：人们对死者态度的历史，古代欧洲与中亚的埋葬习俗，以及超自然力量信仰——他并不相信这个玩意儿——那令人惊讶的文化持久力。“我想，人类得花上一千年——或许是一万年——才能成熟得足以摆脱这种想法。这种信仰是在哪里、在何时产生的？”他苦思冥想，为的是控制住他那愈加强烈的恐惧感。但他的哲学思考无法使他平静；现在控制着他内心的，是死亡而非他自己。即便他宽慰自己道，“死尸具有恶意”的观念只不过是古老神话的残余，但他看到，那具尸体“显然在移动”！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第二天，一位联邦上尉兼军医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它“被刺刀戳得惨不忍睹”，但它的伤口却没有血迹；另一具是一位年轻的联邦军官的遗体，他用他的军刀刺穿了自己的胸膛。在面对死尸之时，拜灵被迫试图彻底消灭死亡与他自己，将死亡视作战胜自己对死亡恐惧的唯一途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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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一样，比尔斯也感觉幸存者的身份令人苦恼。他写道，战争使他被“判处存活”；这场战争的死难者萦绕在他心头，萦绕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就像那具南部邦联尸体如此折磨着布雷纳德·拜灵那样。对于比尔斯来说，战斗的幸存者与战斗的死难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一次他谈道：“当我问我自己道，那个曾在奇克莫加作战的年轻人安布罗斯·比尔斯后来怎么样了？我一定会回答：他死了。”与那些有目的、顺应天意的基督徒的死亡不同，比尔斯式的死亡常常是个意外。如同拜灵的故事所展示的，它突然出现在读者眼前，就像它突然发生在遇难者身上那样——而且看似矛盾的是，这种死亡甚至还是自杀。包含人类的准备或能动性——它们是“死亡之艺术”的核心原则及其为人们带来的希望——的死亡之观念，在比尔斯的世界中完全是陌生的东西。事实上，就像那具看起来在移动的尸体那样，死亡拥有着向生者索命的能动性。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如威尔逊所言，死亡成为了比尔斯著作的核心角色。[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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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枭河桥上的一个事件》描写了一个即将被绞死的南部间谍的故事，为死亡的突如其来与人类的徒劳提供了例证。绞索突然断裂，把佩顿·法夸尔（Peyton Farquhar）投入小溪。法夸尔似乎已逃脱了他那将被绞死的命运，似乎已经逃离了北方佬，踏上了回到家乡回到妻子身旁之路。然而，他的逃亡被证明只是一场白日梦，就连读者也被蒙蔽了。故事的结局是，法夸尔最终被吊死在了枭河桥上。比尔斯的讽刺作品的冲击力就在于，他不仅将主人公，也将读者抛入了他所创造的表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像法夸尔一样，他那吃惊的读者的心也被悬了起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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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并不认同他的时代将死亡浪漫化的做法，而是完全接受达尔文主义“自然被锋爪利齿染红”的观念，并嘲笑宗教团体的教条与权威。比尔斯因而完全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在《魔鬼词典》中，他用押韵的不敬言辞定义了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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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了呼吸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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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世间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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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地奔跑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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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那金闪闪的目的地不过是一个洞而已！[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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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美国人所热望的死后世界，并非天堂，而只是空虚的坟墓。死亡是“丑陋可恶”的。它是终点，而并非通往另一个生命的道路，也非爱国主义的或宗教的目标之体现或实现它们的工具。比尔斯恐惧死亡，但他也被死者打动，这便是它们为何继续萦绕在他心头的原因。无论是南部邦联还是联邦的死难者，都应该获得恭敬的关注；就像死亡定义了活着一样，死者代表着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因为每分每秒/我们都能感到对死亡的恐惧与死亡的迫近。”[65]